苏州市吴江区打破城乡围墙，建立了一个个“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的城乡CBD。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摄
作者｜ 堵力 李超　
坐在礼堂的观众席上，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生徐驰拨动按钮，落地窗帘缓缓移动，礼堂左边的折叠墙徐徐打开——淡淡的远山、近处的湖泊和刚收割的稻田尽入眼底，大家不自觉地站起来，走向礼堂的木板台阶，草木清香扑面而来，人们都沉浸在江南水乡那母性的柔情中。
这间田野中的礼堂由同济师生主持设计、建造，坐落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三好村。土与洋，草木香与书香，殿堂与村舍相融混搭，让学术与办公“融于自然，拥抱自然”。“泡一杯咖啡，望着湖水，好像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徐驰说。
吴江闻名于世，离不开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他被誉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启蒙者，当年在英国留学的他，写下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以一己之力将吴江的开弦弓村推上社会学研究的“国际高地”，为世界观察中国乡村打开了一扇窗。
近90年过去，江村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名有志青年与土地亲情之间是如何互相成就、相得益彰的，费孝通用一生做了最好的诠释。
地灵，才会人杰；人杰，地才更灵。今年以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春天到冬天一次次走入江村，揭开这段历史背后的曲折，探访江村的建设者、记录者和返乡青年，试图让更多后来者认识到中国城乡破局的前途和使命。
仰望城市与实业救国 费氏姐弟联手将江村推向世界
耕读传家是中国读书人追求的人生状态，同济大学的建筑博士们对学术殿堂的设计可谓切中了当今多数中国人的“心病”——我们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中，忽然感到了超级大城市的“副作用”。有人在呼喊：不要走得太快，请等一等你的灵魂。
如何医治我们的城市病？如何呵护我们的心灵？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魂的滋养？中国人在上下求索。
研究乡土中国对人心的抚慰作用，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费孝通了。这位学术大家25岁时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做实地调查，翻山越岭中，他误入捕捉野兽的陷阱，妻子急寻救援却在路上坠渊而亡。费孝通悔痛彻骨，姐姐费达生怕他想不开，便在1936年初夏将费孝通叫回故土吴江，来到开弦弓村养伤。
故乡的风、故乡的云和那乡音与流水，为他抚平伤痕。他拄着双拐，走在田野间，渐渐把关注点从小我之痛中抽脱出来，目光转向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开始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那时的开弦弓村摆脱不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传统养蚕业受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巨大冲击，人民苦难深重。当人们对城市、对西方发达国家趋之若鹜时，新青年费孝通却在回视并锁定乡土中国，在英国的博士论文写老家的事，很多后人不解——他的这份自信来自哪里？
长姐如母，费孝通背后站着的是姐姐费达生，不入吴江一般人不知道这位奇女子。费达生很小就树立了实业救国的理想，一从日本留学归来，便在家乡发展蚕丝工业。而费孝通就是在姐姐的蚕丝试验田里找到了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观察点。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春，费孝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写出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39年，该文在英国出版，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城乡二元结构与近现代百年中国密不可分：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难！难！难！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如何富民？
费孝通“愿做山道上背盐的驮马”，一次次推石上山欲破困局。而遇到难题，他会回归故里，回到自然母体中汲取灵感，继续负重前行。
记者来采访时，开弦弓村飘着细雨，枕河而居的二层小楼旁边，便是一个湿漉漉的小码头，只有三四级石阶。民国时的费孝通就是在这里下船开始乡村调研的。
今天的开弦弓村，1979年建起的村办工厂厂房仍在，宽度恰能容纳两架纺织机。这是农村开展工业化的证据。只不过，老旧的机器已经不见，厂房内部变成了装有现代化音响设备和巨大屏幕的江村文化礼堂。穿过石板小径，走到河边，吴江区七都镇党委书记蔡建忠指给我们看，一水弯弯如弓横着，一水直直如箭搭在弓上，射向远方。两水相夹而成村庄。费老当年就在这里“开弓射箭”，将他的思想与学术射向远方。
村民姚富坤第一次见到费孝通，是在1981年，费孝通71岁，他29岁。在姚富坤的印象里，费孝通是一位慈祥的长辈。“村里人称费达生为费先生，称费孝通为小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小先生”一进村，就拉着相熟的村民吃着定胜糕、喝着熏豆茶拉家常。
对于这姐弟俩，姚富坤这样评价他们对家乡的历史功绩：当中华民族跌在困顿谷底之时，费达生将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当地的蚕丝业，被当地人奉为“蚕花娘娘”；而费孝通则是将这座小村推向学术庙堂，聚来了天南海北的人。
复旦大学社会学退休教授刘豪兴自称“费老的信仰者”。他40岁成为费老培训班的学员，陪同四访江村，后组建复旦社会学系，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吴江农村的迅猛发展。退休前，他带着学生到七都镇（开弦弓村上一级基层政府），每年冬天记录此地的工农业产值，写调研报告。退休后，他仍然每年冬天来江村住一阵，因为“费老说要忠实地持续不断记录江村的变迁”。84岁的他问记者，“我调查20多年只写了3本书，怎么样？”就像在问“我是不是费老的好学生”一样认真。
如今的江村，依旧是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地。1956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同窗好友、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葛迪斯教授成为第一位访问江村的海外学者，此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一批批学者踏入江村，在这里开座谈会，碰撞思想，激发灵感，研讨事关人类发展的新思路。
来自英国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老师马小龙（中文名）近日来到江村。在她看来，中国大片农村地区摆脱了贫困。散布在吴江太湖东南低洼平原上的江村，犹如乡村振兴皇冠上的宝石。她也推崇费达生，称之为“农村改革家”，评价其在开弦弓村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即自下而上发展经济生产性农业，而不是将土地交给农业综合企业或使农村城市化，将农村作为一个空壳，只用于休闲和“美学”。尤其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和气候变化的时代，确保粮食安全与合理利用土地尤为重要。
平视城市与青年入乡 “拉花阿姨”引出治理格局上台阶
“拉花阿姨”徐金妹是记者从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嘴里听说的。徐金妹今年64岁，职业生涯从60岁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家咖啡馆人手不够，让她帮着冲咖啡，没想到，她用粗糙苍老的手拉出了似乎“施了魔法”的花样，成为上海、苏州年轻人抢着合影的“拉花阿姨”。
记者周二到村里时，游客不多，咖啡馆饮者甚少。“拉花阿姨”在哪里？
围着咖啡馆转了一圈，发现有人戴着大草帽、口罩和一双长长的劳动手套，正俯身在地上拔草。“那么大岁数了，还趴在地上拔草啊，腰不疼吗？”见记者这么问，她羞涩地笑了，“除草剂都是化学的，对咖啡馆不好”。
“可别小看我们徐阿姨，这里是集体经济，这些产业她都有份，她是这里的主人。”顾全欣赏地看着徐金妹，“她可不简单，白天在咖啡馆工作，晚上去饭店帮忙，忙得很，一个月大约做20天，收入能有6000元”。
比起收入，让她更觉幸福的是，原本外出务工的儿女重新回到村庄生活。作为职业女性，徐金妹感觉自己年轻起来：“我的孩子每天来给我送饭，我也能在村子里赚钱！”
江村建设带来的风光人气和经济环境，为她治好了“心病”——长期以来由于子女在外而带来的郁闷。生活有着落，儿女能回归，让徐金妹“气顺了”。
顾全书记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一开口便眉飞色舞，感染力非常强。电瓶车驶在环长漾23公里的“稻米香径”乡村公路上，清风吹过稻香扑鼻，一派丰收景象。顾全在介绍连片整治改造给村民带来的思想解放时举例说：“我们这里有‘群英会三芳唱戏’。”
“三芳”指的是朱建芳、胡毓芳、谭桂芳3位村民。顾全解释，她们代表了吴江的第一二三产业。
第一产业的代表朱建芳，在齐心村工作30余年，成立粮食生产合作社。胡毓芳是远近闻名的第二产业代表，她所创办的丝制品品牌太湖雪，在香港上市，几乎行销全球。而谭桂芳则是第三产业“苏小花”咖啡店的老板。
走进“苏小花”咖啡店，记者立即被精致、文艺范儿的环境所吸引。这里已经成为从各地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拍照打卡的“网红地”。其实，震泽镇的村庄里分布着多个不同风格的文艺咖啡店。
谭桂芳一开始就认定，如今江村的美景就是饭店、咖啡馆最好的背景板。一天，她的咖啡店里迎来一个扛着相机的旅游青年。他将探店视频上传至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后来，扛着相机的网友接踵而至。“苏小花”咖啡店一炮而红。每逢节假日，咖啡店的门口都是排队等位的人流。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一批批相约在四季变换色彩的花田里聚会、团建。
同样见证着乡村变化的还有胡毓芳。儿时，她就看着父母养蚕、丝织。经36道工序，蚕丝在翻飞间就变出一张蚕丝被，“蚕花娘娘”费达生是她的榜样。2006年，胡毓芳创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走上了传统丝织业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踏进太湖雪在震泽镇的工厂，听到的是小朋友叽叽喳喳的声音。小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观看蚕宝宝怎样吐丝、美丽的丝绸如何制作的过程。
旁边是胡毓芳引入的“新花样”：一个隔板间里是朴实而能说会道的阿姨，在小小手机屏幕前一刻不停地宣介太湖雪的丝绸制品。在短视频平台，太湖雪的销量实现更大突破。在抖音经营电商一年，太湖雪旗舰店就售出7万多件商品。
作为上市公司老板的胡毓芳，早已没有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农村人痕迹，她发的朋友圈里，经常是太湖雪在米兰、罗马参加各种时装周活动，她到国内外领奖、听课。最让胡毓芳乐得合不拢嘴的是，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回国了，不仅回来工作，还带着一同归国的同学投身于母亲的事业。
胡毓芳介绍，太湖雪直播团队的成员大多是90后、00后。她这两年招到了好几名985高校的优秀毕业生，都是外地人，“过去想都不要想，人家好好的大学毕业，谁会来你农村上班呀？”
“年轻人回来了，乡村才更有生机。”胡毓芳说。
在吴江环长漾片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的村民们口口相传着“天天有笑脸，月月有鲜花，季季有水果，年年有分红”的民谣，诠释着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
仁者寿，费达生和费孝通作为这片土地第一代的破局者，姐姐寿年102岁，弟弟也是高寿95岁，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历史使命。
但“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仍未实现。城里人每天在钢铁丛林中焦虑着，拥挤着，而农村是大片空荡荡的小楼，只有老人在守着土地。大家去农家乐，去全世界旅游，也会去心理门诊，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根子问题依然存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5岁-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农村空心化问题是普遍性的，并且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更显严重。
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是这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
顾全是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的村两委带头人，“三芳”是致富带头人，他们接下了费家姐弟的接力棒，为农村空心化破局，正实验着一整套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方案和民间智慧。
农村综合体与博物馆 “半城半乡CBD”办公也治愈心灵
费孝通极重传承，给自己唯一的女儿取名：费宗惠，让“以身许国”的王同惠“永垂不朽”，也盼望后人，继续“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他说，读小学时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因为谐音“香兔子”和特别好的任课老师，让同学们很喜欢。其实，自己一生都在续写这本大大的“乡土志”，因为“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顺着费老超前的思考，吴江抓住了“江村效应”。《江村经济》世界闻名，那什么是江村？可以是开弦弓村，也可以是吴江的村，也可以是江南的村，甚至是长江的村。共富的理念与振动波，以开弦弓村为圆心，一圈圈地向周边的村镇漾去。吴江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深耕水乡文化，依托长漾、元荡等自然湖泊，连片展现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最江南”境界。
“如今，经济打造着江村的物理空间，文化浸润着江村的精神田园。这才是无数外来游客追寻的精神世界。”姚富坤说，这里治愈了年轻而痛苦的费老，也能成为更多城市青年的精神家园。
原媒体人吴嘉昊称自己是长期主义者。2019年，她找到平望镇政府一起合作打造村上长漾里。新冠疫情3年，她忙着与村镇领导联络，忙着与想来长漾里工作的年轻人联络，各种办公楼、民宿大干快上，度过了“一地鸡毛”且激情澎湃的3年。“也是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城里人对‘半城半乡’生活方式的渴望，触发我们坚定地推行这个计划。”吴嘉昊说。
如何让江村成为城市青年追寻的精神家园？重要的一点是，乡村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用价值观来吸引人影响人。依托江村的生态、人文资源，他们对接了清华大学、腾讯集团以及青年设计师等高校、单位、个人进驻“半城半乡”。
吴嘉昊希望打造一个乡村经济的综合体，“那些厌倦了城市忙碌生活的年轻人，是否想过把办公地点搬到江村！”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构想。”该想法吸引了1989年出生的苏州小伙李鑫。
学习机械设计专业的李鑫有一个梦——帮助更多的单位、个人设计绿植方案。“小到一个阳台、大到一个花园都可以。”他认为，这种企业总部的设点，乡村是一个好选择。因此，他来到平望长漾里，打造了一个植物艺术空间。
这间由李鑫参与设计的房子有充足的光线。大大的落地窗将窗外的蓝天白云、草地麦田与室内“无缝拼接”。村子里的生活让他与顾客的交谈节奏非常舒适。
吴嘉昊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入驻的每家企业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要让高高在上的“设计”融入乡土，每个企业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是CBD的美好一景，“一定要跟大城市盒子状的CBD截然不同”。
半城半乡半神仙，将对立的城乡关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融与嵌入，乡村成了城市延伸出来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人们在这里动手动脑、半耕半读，在一定的体力劳动中体验闲情逸致。
吴嘉昊解释，她想把传统意义上的乡创，逐步延伸为一种乡村生活方式，年轻人可以通过这种模式进入乡村，进行创业或成为内容提供者，从中获得收入，而“来到乡村的人通过他们在村里获得不同的体验感，这样就能形成一个闭环”。
预计2023年，吴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400亿元，工业总产值迈上5000亿元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6.5万元。“志在富民”的梦想成真已越来越近。吴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揽青春力量进入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吴江答卷正缓缓打开。
吴嘉昊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最近她把吴江这种乡村模式推广到广西和甘肃的农村，实验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半耕半读新生活。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 中国青年返乡的使命在哪里
1999年，费老在人民大会堂操着浓重的吴江口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东方文明弱势了，西方文明胜利了。但我们今天发现，西方文明高度发达后出现了它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东方文明要起来了，我们来解开这些死结。
时光流转，24年过去。作为智者的费孝通仿佛看见了今天的中国。有学者评价费孝通笔下的“文化自觉”——包含着一种使命感，我们有义务将世界上最久长与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发扬下去，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在西方模式的牢笼中跳舞，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促进所有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费老一直就是这么超前，在20世纪90年代一次回乡后，他又提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当我们进入开弦弓村曾经接待费老的家庭时，似乎明白了他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开弦弓村村民周小芳家，书房里摆满了书，桌上是墨迹未干的笔和砚，旁边堆着男主人练过的毛笔字和水墨画。在江南的乡村，无论家境如何，书要读、字要练，儿孙教育放在家庭任务的首位，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费老的博士后方李莉说，自己的老师骨子里是士大夫，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一直“记录农民的生活，发现农民的智慧，寻找农民的出路”。
费孝通提出了“玉魂国魄”，他晚年反复跟年轻后辈们强调，要多思考玉及其蕴藏的精神：玉在中国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审美。
动与静、进与退、飞腾与蛰伏概念的对立统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母题。玉隐于石的时候保持自强，君子被褐怀玉。当玉暴露于世的时候，则必须兼济天下。
作为接棒者，看到这块土石中的美玉已经被前人琢磨干净，这一代江村人应该如何继续雕琢，在文化价值发掘中进一步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让瑰宝照亮、温润更多人？
吴江区七都镇党委书记蔡建忠拍板：在开弦弓村新改建的文化礼堂和费孝通下船的码头之间，装修一个楼上楼下的酒店公寓式房间，起名“驻村教授工作室”。
记者11月30日见到蔡建忠时，他正忙着筹建“江村学院”。一方面，他想把新的知识和前沿研讨引到开弦弓村这个“学术圣地”；另一方面，他也深信这方水土能点亮学者们的思想火花。“只要是教授副教授，住在这里不要钱”，蔡建忠希望，开弦弓村能像当年的费孝通一样帮助学术新人——或者开创一个学科，或者启迪一种思想，或者开辟一种新思路——只要是原始创新，“什么都可以”。
“百湖之城”苏州吴江，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列入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的就有330个，如玉一般灵气复苏。在吴江，湖、淀、荡、漾，各种水系让外来人傻傻分不清，更因人才流动、文化交融而模糊了城乡的边界。如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七都镇党委书记蔡建忠，来开垦蓝海的同济博士生徐驰、原媒体人吴嘉昊，他们跟费孝通一样脚踏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大地上，而互联网时代，破局的接棒者如何背靠着前人的思想力量和精神牵引，坚定地走出一条属于东方文化复兴的新路？
新的命题摆在面前。
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在开弦弓村采访的时候，雨忽地大了，蔡建忠将记者引入一个大棚式食堂，叫来一份点心——粉红色的、如玉磬形状的米糕。
记者摇头，说“不饿”。“一定要吃，这是费老很爱吃的，每次回来都会吃。”蔡书记递过来，捏在手里，温热的，翻过来一看，上面有两个字——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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