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秋天，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时隔三年再次来到梅里雪山下的明永村。这一次的搜寻，找到的遗物极少，小林尚礼想——差不多是时候结束了。
1991年1月，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在攀登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的云南最高峰、“藏地八大神山之首”——梅里雪山的过程中遭遇雪崩，包括小林尚礼的同级同学笹仓俊一在内的17名队员全部遇难。为了让遇难者“回家”，1998年至2019年间，除了2011年因肺部手术暂停了一年以外，每到冰川融化的初秋，小林尚礼都会如约来到明永村搜寻，并成功找到16具遗体和大约八成的遗物。后来，新冠疫情来临，搜寻中断。
（图为2013年在冰川上搜寻的小林尚礼。小林尚礼 供图）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搜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找到的遗物越来越少……”近日，完成搜寻、回到昆明的小林尚礼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回顾，“20余年的搜寻，绝不仅是出于义务和友情坚持到今天。和生活在山麓的人们变得亲近、被作为圣山的山之魅力所吸引，才是我不断继续的原动力。”
20余年的搜寻
发生在1991新年伊始的这场山难，被视为人类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难，共有日方11名队员、中方6名队员遇难。当时只有21岁的小林尚礼，在所在的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事务局得知了这一消息。遇难的11名日方队员，全部来自这个成立于1931年的登山团体。
事故发生时，刚加入山岳会三年的他，完成了年末的冬季登山计划，正在老家过新年。听说队友失去联络的消息时，小林想得很简单，只觉得他们不久就会安然归来。确认山难后，小林被派去遇难的同级生笹仓俊一家，听到笹仓的父亲说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暂的人生啊”，对遇难没有实感的小林心头一震，禁不住潸然泪下。
山难之后，山岳会设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用一年的时间刊行了《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之后进入了长期的休眠状态。失去了队友、对生活充满迷茫的小林，只能闷着头继续登山、登山。
“为了抵御心中的不安，我开始思考该用怎样一种方式来证明与他们共度的那些时光。”小林回忆，山难事件两年之后的春天，17位遇难者的慰灵碑被立在京都比叡山国家公园。他心里悄然生长一个念头——再次挑战梅里雪山。
（图为梅里雪山风光。刘冉阳 摄）
随后，小林联络了山岳部的前辈们，大家花3年时间又组织了一支队伍，于1996年10月再次挑战梅里雪山。遗憾的是，同样因为遭遇了恶劣的暴风雪天气，这支队伍也未能登顶。小林说，“在那之后，山岳会再也没有组织过海外登山活动，日渐衰落，如今连事务所也没有了。”
尽管梅里雪山登顶受挫，但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当地民众的反对，及天气的诡变、营地牧屋被雪崩摧毁，小林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是否存在看不见的力量？”回到东京后，他决心好好工作，换一种方式生活，并开始学习摄影。
再次和梅里雪山产生连接，是1998年7月，距离山难七年之后，中国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村民在放牧中发现了随着冰川漂流下来的登山者遗体。收到消息的四天后，小林和山岳会几位队员一起前往当地，进行遗体收容。
看着“吐出”队友遗体的冰川，小林深感震撼，“发现遗体的地方是明永冰川中游仅有的平坦地带，再往上就是落差上千米的大冰瀑。冰川表面覆盖着沙土和朽木，颜色发黑，透着野性和粗狂，形态复杂的冰隙无处不在”“遗体顺着巨大的冰瀑从雪山跌落，在冰川融化、冰冻的反复循环中，早已残缺不全”。
（图为1999年村民背着搜寻到的遗物行走在在冰川上。小林尚礼 供图）
“尽管如此，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怀念。他们是我在山岳部的时候曾朝夕相处的朋友啊！”这一次，小林他们发现10具遗体和大量遗物。在查验一具具遗体时，他轻声对他们说；“你们终于回来了啊。”
再次回到日本后，怀着“必须把17个人全部带回来”的念头，28岁的小林辞掉了工作。次年，他前往明永村常驻。“常年登山，早已习惯了贫穷。每个月只要有10万日元，我就能活下去。”就这样，小林开始了漫长的搜寻生活。
“无论见过多少次遗体，还是会觉得生理性的恶心；但无论见过多少次，还是会觉得非常怀念。”其后的数年间，小林又找到6具遗体和众多遗物。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他的搜寻中。不过，
一次又一次的“重逢”，让小林慢慢理解了队员们的离去。
遇见卡瓦格博
在梅里雪山，第一个接纳小林的当地人，是明永村的村长扎西。他不仅让小林免费住在自己家里，还一次又一次陪同小林前往冰川搜寻。融化的冰川随时有崩塌的可能性，更了解地形情况的扎西陪同小林前去，确保了搜寻安全进行。
（图为2017年小林尚礼（左）和扎西村长（右）。小林尚礼供图）
“傍晚，结束一天的劳动，待所有人回到家里之后，家庭小酌时光开始。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喝着自家酿制的蒸馏酒，一边聊着天。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大家庭时光。”住在村里时，小林都是和扎西家人一起用餐。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不仅学会了藏语，还和大家成为朋友。搜寻之余，他和村民一道进行了三次转山之旅。
这和他刚来梅里雪山时感受到的敌意完全不同。“当地人世世代代将‘卡瓦格博’（梅里雪山藏语）视为神山，不能接受登山者踩在神山的‘头上’。”小林回忆。
近距离的相处，让小林关于山的思考发生了变化：“起初我是登山者，一心只想到达顶峰；后来我成为搜索者，见识到雪山可以吞噬生命，感受到山的可怕之处；再后来，我又成为了生活者，对梅里雪山的‘神圣’有了实感。”
“村里的清晨，是在向梅里雪山的祈祷中开始的。天刚亮，家里主人就会走上房顶，焚烧柏叶，向着雪山祈祷。每天如此，风雨无阻。”小林说，对雪山的信仰，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前他不明白为什么，但实际住在村子后，才了解到：正是有了雪山，山下的村民才有了水，有了丰茂的森林和食物。可以说，雪山是生命之源。
小林认为，同一座梅里雪山，寄托了芸芸众生各自的信念与想象，呈现“神”“魔”“丰”不同的侧面。对他而言，梅里雪山不再是“攀登目标”，而变成了叫“卡瓦格博”的神山。
（图为日照梅里雪山。刘冉阳 摄）
如今，小林将梅里雪山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带领遇难日本队友中的8位队友的遗属来到过梅里雪山，实现了他们“看一看亲人离去的地方”的愿望。2013年，他又成立了卡瓦格博会，开始带领更多日本人前往雪域圣地巡礼。
“当大家远眺梅里雪山时，每个人有不同的回忆与想法。但经过岁月的洗礼，人们心中那片冻土都得以不同程度地融化。”小林说。
故事并未结束
在搜寻和遇见之外，还有更多故事发生。2008年，在山岳会校友的支持下，扎西的女儿白玛次木来到日本留学。2014年白玛次木在京都大学毕业后，又和山岳部的一位后辈结了婚，如今生活在日本，生了两个孩子。
在白玛次木举办婚礼的时候，父亲扎西也来到了日本。这一次，换小林带扎西参观。
“17人的遇难，原本是个悲伤的事件，却因为白玛次木一家人的存在，犹如在日本和梅里雪山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长久相处，这是极为珍贵的。”小林说。
（图为2000年小林尚礼（中）和村民一起转山。小林尚礼供图）
最新的这一次搜寻，离山难发生已有32年，仍未找到最后一名队员清水医生的遗体。带着遗憾，小林汇报了计划结束搜索的决定。“清水医生年迈的父亲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去世了，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到了最后：不被找到也好，说不定是因为还在某处活着呢。”小林也愿意这样去理解这个遗憾。
回顾过往，持续20余年的寻找，改变了小林的人生，也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和其它生物一样，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被科技和经济的繁荣，遮蔽了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不同文化相处的问题。”
事实上，在梅里雪山年复一年的搜寻中，小林也感受到当地发生的诸多变化：作为冰川观光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也越过越好；与此同时，随着气温上升，明永冰川不断退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增多。
（图为小林尚礼镜头下的村民。小林尚礼供图）
“在此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保护好雪山和冰川？”面对这样的提问，小林把回答权给回了雪山下的人们以及大自然。
“当身处城市的我们在想着保护大自然的时候，是否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我想，依雪山而生的村民，对它的变化更为敏感，也有更真切的认知，他们会生出要更加努力去守护自己生命之源的想法。”小林称。
尽管决定结束搜寻，但小林计划每隔一段时间就回云南看看，持续拍摄梅里雪山，继续和村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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