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辽宁北票开庭，是一个发回重审的涉恶案件。检察机关重新起诉竟然一字不改，甚至把很多原一审去掉的犯罪事实又重新加回到指控里。在发表辩论的最后阶段，我难掩失望，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张某东是你们招商引资进来的，也是目前唯一留下的民营企业家，那么大的一个市场管理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那些个逃费的、偷东西的，甚至耍酒疯的，他让员工去管理了，就成了寻衅滋事？就成了涉恶？还有点正常的是非善恶观念吗？把他抓起来重判，罚没他的财产，很容易，但破坏的是你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跟我们辩护人其实是无关的，我们走了，影响的是你们自己的经济，你们在座的每个人的福祉”。
这样的案件并非个例。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们团队接的涉黑涉恶案估计是全国最多的，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涉及民营企业家的案件。我们接的案件中，有被打成涉黑顶格重判没收全部财产的房地产公司老板，有投资和深耕当地多年管理数千人的市场管理者，有早年做过民间借贷后转型民办教育的公益达人，也有因为带领村两委响应政府号召改造城中村的村长书记……但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家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群体，也是这次运动中受伤最深的，去黑去恶的寥寥无几。四川绵阳的曾某斌，云南红河的陈某国，河北衡水的路某艳，哪个不是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我曾说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天然地“涉黑”，因为涉黑四大特征中，有三个是可以直接往民营企业上套的。组织性，所有的民营企业必须是有组织地开展生产和经营，但企业法人的有组织性不能直接拿来作为犯罪的有组织性；经济性，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为了盈利，为了赚钱，但不能认为企业盈利就认定其具有涉黑的经济性；影响力特征或危害性特征，不能因为该企业在行业或领域内具有垄断地位或有巨大影响力，就认为其具有危害性特征。但办案机关总是把这三个特征直接往民营企业头上套，至于暴力性特征，只要找到企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有打架或纠纷，甭管治安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就齐活了。
我也曾写过关于当下刑事司法政策方面的文章，其中谈到重刑主义仍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在立法上，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立法者迷信刑罚的功能，以为动用刑罚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很多涉及经济、行政、道德方面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的，却纳入犯罪体系，动用刑罚解决，罪名越来越多。在执法上，刑事诉讼中大量采用未决羁押，动不动就刑拘、逮捕，取保候审成了例外。而长期的未决羁押，又导致定罪率奇高，轻罪重判，无罪定罪的现象比较普遍，无罪案件非常少。很多涉黑涉恶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法院也敢顶格判最重的刑罚。
昨天看一篇关于当下经济形势的文章，对曾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非常悲观，表现在投资减少，预期下降，很多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纷纷选择了移民。而民营企业家的移民潮，导致资产持续流出，制造业再投入的动能不足，进一步制约经济增长。疫情因素叠加民营企业家被打压，使得依赖民营企业为主的一些地方非常萧条，完全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所以我在北票法院的庭上，也曾说过，“中央三令五申保护民营企业，疫情之后很多地方在重振经济，可是你们却对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如此迫害，就不怕反噬吗？”或许，杀鸡取卵的做法，当时不见得有多恶劣，可是殆害无穷啊！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家其实一直都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发展经济、解决就业、依法纳税、社会公益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是，重刑主义司法政策下，这些民营企业家是有原罪的，他们创业过程中的任何瑕疵都可以被放大，刑法中至少有十几个罪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般，总有一款适合。尤其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体制内的考核指标又与地方执法的趋利性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演变成了兔死狗烹。中央应该意识到这种围剿民营企业家的风险，所以才会三番五次强调保护民营企业，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抓了容易放了难，入罪容易出罪难啊！由此造成的幅面影响，必然会在可遇见的未来，传递到经济发展上，一损俱损，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或许都难独善其身。
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在看守所，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这或许夸张了。但时代的一粒灰尘，其实落在谁的身上，都将是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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