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对在深圳打工的母女。
来深圳三年，换了四份工作。她的名字叫春香，今年55岁，是一名保洁员。在此之前，她从未离开过老家陕西商南农村。
在深圳近十年，她曾经是一名记者，如今在大厂工作。她是张小满，今年33岁，她是春香的女儿。
最近张小满把妈妈的故事写成了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
很多人在春香身上看到了母亲和身边女性的影子，也在小满身上想到作为儿女的自己、在大城市谋生的自己。
妈妈支持女儿把自己在深圳的经历写成书。女儿也支持妈妈从农村来到深圳，带她找工作，教她识字，在新城市重新连接母女关系。
在如今的和谐背后，这对母女也经历了漫长的沟通缺失、观念不合、争吵和泪水.....今天想通过她们各自的讲述，重现她们的心路历程，也把话语权交给被忽视的母亲。
读完本文，希望你我有机会再面对自己的家人时，能多一份平和与和解。
妈妈春香：
“如果回到年轻时
我会早点来大城市打工”
如今我在家附近的一座写字楼做保洁员，主要负责擦电梯，这是个相对轻松的岗位。每天早上我从家步行过去，早上7:00到岗开始工作，直到上午11:00回家吃午饭，下午再到写字楼，从13:30工作到17:30。如此往复，每周六休息一天。
工作时的春香
在深圳的三年里，我的生活大多时间是被这样填满。我来自陕西商南县的农村，在来深圳之前，我没有坐过长途火车，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
小时候，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八。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从此以后我跟着妈妈，一位不识字的小脚母亲照顾家里，直到21岁结婚嫁人。刚来深圳时，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路靠记标志。
那个年代胳膊扭不过大腿，我必须要听家里的安排结婚。在家庭生活的消磨中，40岁之前，我的生活基本上是照顾两个孩子、干农活、把家维持好的典型农村妇女的前半生。
年轻时的春香（左）和她的妹妹（右）
我本以为顺从了母亲的生活能够好一点，但是婚姻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困境。这样的困难不是因为丈夫对我不好，因为他也在面临一样的困境，没有收入就要外出务工。早些年，我的丈夫一直靠做手艺活来改善我们的家庭条件，后来，他开始出门打工。
从2010年起，我在老家做过矾矿上的厨师、在煤矿上开过小卖部、去砖厂搬过砖、也在别墅里当过保姆......直到2020年春天，我发现县城没有能干的活了。同年，因为女儿定居在深圳，我就来到了深圳。而我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孩子们在身边，二是能挣点小钱。
40岁之前，我曾想过去北京做护理工，也想去新疆摘棉花，甚至还想去广州皮鞋厂。这些我都没有去成是因为我不识字，周围村里人说我没有能力在大城市待下去，就被吓住了。
如果有可能回到当年，我会想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女儿小满：
“母亲来深圳后

我意识到母亲开始受限于我”
妈妈来深圳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
我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我和母亲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联结在一起，过年回家时我们的交流也很少，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
小满在深圳的家中
妈妈来到深圳，让我们的母女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妈妈住进我的家后，我们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产生摩擦。吵架最严重的时候她跟我说让我给她买回家的车票。但我没有给她买，她自己也不会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用自己的权力限制住了她。
妈妈不识字，不会普通话，她必须依靠我在深圳生活。我知道不能让妈妈走，母亲的去留掌握在了我的手上。
小满养的猫咪
妈妈一直有个信念，是要供孩子走出大山。我们家是村里少有的把两个孩子都供出来读大学的家庭。妈妈没有读到书，她意识到知识是有用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幸运。
妈妈在和我生气时，说过的话是：“我不该供你读书，你那些读书都白读了。”小时候，母亲努力养育我，让我走出农村。如今，母亲的基本出行则要依靠我。
除了因为生活琐事生气之外，妈妈一直很支持我写书，因为她觉得这不止写了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把众多保洁员的处境也写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一些真实。 
妈妈在工作中，看到过身边的保洁员被主管批评到嚎啕大哭，哭完后第二天继续上班，他们受了很多委屈，但没有人了解。如果写书能让她们被听到、看到、理解，妈妈会觉得他们得到了一些公平。
深夜的深圳街头
在深圳，有70%的保洁员和妈妈的情况很像，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打工谋生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年纪大了，在老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就来大城市打工。他们为了能在工作大楼所在的食堂免费吃饭，可以接受无偿加班打扫食堂。
妈妈身边接触的保洁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她们中不少人是因着离婚或在老家有着不成器的丈夫，为了能挣点钱而出来工作。
妈妈春香：
“来深圳后
为自己买了一件新上衣”
在老家，我周围的亲戚们到了五十多岁大多是在照顾孙辈，因为有儿女和丈夫养活家里，而我在打工的原因是想为自己挣养老钱。
在大部分人眼中，深圳是一个老年人很少的城市。在我看来，这里的老年人很多，因为我日常接触到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在商场和写字楼里打零工，有的是来深圳帮儿女带孩子。
小满家的冰箱
而我作为保洁员，从农村过来的，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成为了一种习惯。面对那些退休前是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是有退休金拿的老人，我觉得他们是“有用”的老人，因为他们还有余钱补贴儿女，而我现在还要住在女儿家里。
但在我心里，一直觉得做保洁员是很光荣的事，因为我在靠自己的能力挣钱。来深圳后，我完成了年轻时想出来看看的梦想。
春香在保洁时捡到的花盆，放在小满家天台被邻居阿姨种满了辣椒。
我很喜欢去深圳的公园，女儿家旁边有很多公园。这里公园的草坪就像老家的菜地，里面有很多野菜，可以做菜来吃。这里的公园还有很多花钱造的景观，比如，我曾在公园的空地上看到过构叶树，叶子摸起来很粗糙，还有些扎人，在农村它们是可以用来喂养动物的。再比如绿化带林子中间开小黄花的野菜，女儿说学名叫“黄鹌菜”，农村叫“苦麻菜”，都是可以吃的。
春香挖回家的野菜
来深圳后，我在路边的衣服店为自己买了一件上衣，我特别喜欢穿了一整个夏天。
如果问我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这个答案是没有确定时间点的。用女儿的话说我的信仰就是挣钱，儿子还没结婚，我想多挣钱。
我无法对比在老家和在深圳哪里更快乐，我总认为在哪里生活都有哪里的路子，留在老家商南就挣点小钱，来到深圳和儿女团聚，生活从来不会有绝路。
女儿小满：
“每当家里有低语的声音

就知道妈妈在看书了”
在妈妈不工作的时间里，她最常做的事是给我们一家人做饭。虽然爸爸和我的丈夫也会分担家务，但用妈妈的原话说：“娘不给儿女做饭，给哪个做？猫都知道疼崽子。”
于是在深圳，妈妈最喜欢的活动是在周六一大早去超市买便宜菜。
早前，妈妈在不做饭时爱看短视频，我不希望她在不开灯的房间里拿着手机度过时间，于是开始找书给她看。
在看书的春香
对于看书，她从一开始的反感到越看越想看，如今变成了习惯。
妈妈也有自己独特的看书习惯，她喜欢拿一支铅笔，用笔头一行一行地划过文字，小声念出来读。每当家里能听到妈妈屋里低语的声音，就知道她又在看书了。妈妈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杨本芬的《秋园》，书里描写的母亲让她想到自己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妈妈因着读书学习了拼音和写字，刚来深圳时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妈妈读完《秋园》用了一个星期，她那时识字不多，有不认识的字就跑来问我们。
学拼音时妈妈完全不知道abcd这样的字母是什么，她让我们把26个字母和声母韵母的搭配写在纸上，她在做保洁的空闲时间拿出来背。她通过记忆记住每个字母在手机键盘的上的位置，当她打出字的时候，她觉得手机很聪明。
如今妈妈会在微信里自己写日记，尽最大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自己想说的，即使是用谐音和错别字，比如，把“马拉松”打成“马啦松”。
春香在微信对话框里记录下的在工作之余看到的深圳马拉松见闻
妈妈先学会打我的名字，然后是我爸和弟弟的名字，甚至把村里人的名字一个个打出来发给我。当时我在上班，看到那一排名字眼泪都下来了。
女儿小满：
“当物理上的故乡不在了

心灵的故乡在哪里？”
我离开家去上大学时是爸爸送的我，我们从西安出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了湖南。
我大学时期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妈妈至今也没有去过我的大学。
妈妈觉得我是一个性子烈，不听话的孩子。我以前很讨厌我妈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我到30多岁，自己其实和她很像。
爸妈希望我去西安读一个师范类学校，而我实际去湖南读了编辑出版学。我的大学学校和专业都是自己选的，当时身边也没有人给我帮忙，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
小满和爸爸在故乡四百年树龄的银杏树下
在封闭地区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对远方有很强烈的向往。在18岁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一股劲想离开陕西去远方看看。农村的山很高很大，天黑之后会带给人一种永远也走不出大山的恐惧。我从村子到镇上和县城再到湖南，然后到深圳，我的故乡离我越来越远。
妈妈虽然想让我按照她希望的意愿走，但每当我选择按照自己的路走时，她都没有干涉过我，给了我充分的自由。面对我自己的选择，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反对，但行动上是百分之百支持的，我的父母认为儿女走得比自己远是件好事。
妈妈是一个牺牲感很强的妈妈，她全心全意地爱我们，这样毫无保留的爱对我来说是支持的力量，让我在深圳生活时也多了一分信心。
爸妈暂时回老家之前，包了几百个速冻饺子留给小满做早餐。
妈妈没有受过教育，她的爱都是出自本能的，她毫无保留且公平地爱着我和弟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终走向了理解。我受过教育，会用权力来对抗妈妈，但在权力的争夺过程中，爱能战胜一切。
如今妈妈在我身边生活，她像一个从我童年飘过来的人，只有她和爸爸会用方言跟我讲话，给我带来关于老家的消息，比如谁结婚了，谁去世了，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妈妈变成了连接我和故乡的纽带。
小满一家在深圳，2021年春节
离开故乡十多年后，故乡对于我来说不再是“逃离”而是“回望”。我在深圳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让我对自己出身的阶层多了一些理解，也让我逐渐明白，我不用把所有的境遇都归结于出身和环境，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困境。而陕西老家的人之所以过那样的生活，也是被社会塑造的。
2019年，我们老家所在的村落因为全民脱贫政策进行了整体搬迁去了县里。那里直到2018年才通水泥公路，而如今这个村在地图上已经很难找到。我们从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是一个空心村，一片废墟，真正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没有了。
小满老家，从正屋大门看到的厨房
我开始重新思考归属感的定义：在深圳我没有归属感，无论在这里待了多久自己终究是个外地人。而回望自己的来处，重新接纳故乡或许才能让我比较踏实。
这样的心理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产生的，对于自己出身的不自信，我是在30岁之后才摆脱掉的。故乡不是诗意的，它是非常残酷的。
如今走在大城市的钢筋水泥里，我会想到童年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发现乡村的那份治愈是无法被替代的。
小满和丈夫在故乡古老的银杏树下
妈妈春香：
“喜欢读书
更喜欢读女儿的书”
作为小满的妈妈，我希望她生活得越来越好，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希望她有自己的孩子。
我在来深圳之前，只有每年春节才能和小满见一面，其它时间有事才打电话。我来到我深圳后，才有机会看到她的生活，也受她的照顾我才得以在深圳打工。小满也因此契机写了我们之间的故事，出了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希望她能写更多的书，坚持表达，不要麻木。
小满书中的第一页
我和女儿关系产生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双方想要交流和改变的意愿都很强。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在行动上多参与对方的生活总归是好的，就像小满经常会来我工作的地方帮我打扫卫生，我会在每晚下班后给小满讲一天发生的事情。
女儿小满：
“每一个识字的儿女

都可以写写自己的妈妈”
通过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很多人看到我妈妈的故事，但我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到我妈妈所在群体的困境。
大家还不知道的是，在妈妈来深圳的这段时间里，我爸爸也在另一个地方做保洁。爸爸也是一个经历很曲折的人，他读了高中会写字，把自己从年轻时到60岁的经历用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未来如果可能，我想帮爸爸把他的日记整理出版。
小满爸爸在写日记
我的父母和大部分老年打工者一样，都是发不了声音的人。他们可能面临老无所依、无工可打、挣不到钱等一系列现实。
妈妈妈从来不觉得她所经历的是一种结构性不公平，她只会觉得自己年轻时应该更早来深圳找个工作，反而觉得自己很没用。
如今这本书出版后，妈妈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更多地反而是我自己的心态。因为我有工作作为支撑，写这本书，我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这对我来说是很纯粹的经历。
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写写自己的身边人，就像妈妈希望更多识字的女儿写她们的妈妈一样。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记录，争取自己的叙事权。
小满和妈妈春香在深圳的公园
未来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会拿这本书给她/他看，让她/他知道自己的外婆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我会带我的孩子回到商南农村，让她/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父母经历了什么才能更清楚自己从哪里来。
罗萨在书《加速》中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加速时代，所有人都好像在一个向下滑动的扶梯上，每个人的不安全感都很强，好像一天不在旋转木马上转，你的生活就会停滞一样。” 我会尽最大努力保持观察和敏感。
《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被众多媒体报道之后，很多网友分享说他/她们的母亲也叫“春香”，这些众多“春香”背后，她们很多人是妈妈，是妻子，也是姐姐或妹妹，她们都有一个被外界赋予的身份，她们需要公平地作为独立的人被对待。
很早以前我只是把妈妈春香作为我的母亲这一个身份。我觉得我跟妈妈之所以能够和解，是我开始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达成了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一种理解。
希望所有的“春香”都能找到自我，作为“春香”的儿女们，也可以引导她们认字、写日记、让她们发现自己。
我和妈妈春香的母女故事还在继续，在文章最后我想谢谢妈妈，如果要问我是否还有什么想要对妈妈说的话，我想问：“妈，咱们明早吃啥？”
小满家的早饭
口述/文字：小满，春香 图片：饼干，小满
采访/编辑：yidan 监制：Al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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