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
，说这句话的是汪曾祺。

我曾经花了好几年去考证究竟是哪个女子让汪老饱尝了失恋痛苦，但最终，这场考证渐渐被自己“歪了楼”，变成另一场实验：昆明哪里的米线最好吃。
米线这种食物，在外地是明珠暗投，北京上海那么多家云南馆子，无论高档平民，做出来的米线，总是缺了魂魄，吃不出滋味。然而一到了云南地界，米线立刻还魂，活泼泼起来，白生生圆滚滚，在各色汤头里雀跃着，仿佛在唱山歌。街头任一家小锅米线，无论肉沫帽子卤鸡帽子鳝鱼帽子牛肉帽子，似乎都只是米线的陪衬。入口是柔软的，轻轻咬断，体会到一点糯，而后几乎是滑入喉咙，恰在此时，千万种滋味突然间在舌尖绽放开来，人间的快乐大概不过如此，是久别重逢的那种喜悦。我热爱在米线里下大把的薄荷，鲜中带着一些清新的收尾，云南的薄荷很嫩，吃下去轻轻柔柔的，像和爱干净的恋人接吻。
过桥米线自然更为高级，如大家闺秀一般优雅。红的火腿，白的鱼片，赤的腰花，碧的豆苗，吃的时候人不由自主地端正起来。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了一趟昆明，感慨说“现在的过桥米线大大不如从前了。没有那样的鸡片、腰片——没有那样的刀工。没有那样的汤。那样的汤得用肥母鸡才煨得出，现在没有那样的肥母鸡。”四十年过去了，在诗人于坚的带领下，我居然吃了一顿恨不得把汪老请来同吃的过桥米线。桌上一只超大砂锅沸腾着，不止有肥母鸡，还有养了十八个月才出栏的肥猪排骨，汤带着点玉色，但并不浑浊。
凑近看一阵，人就沉浸在带着扑鼻香气的氤氲中，仿佛身处红尘（有肉香）和仙境（有水雾）之间的感觉，阿姨先捞出来一大块三线肉（猪肉中的精华），切成薄片，展放于小碟中，每一块夹起来都颤巍巍，点一些蘸水吃，好吃得简直要骂娘。这时候才上来米线，仍旧是紫砂小罐，里面一团粉赤色，这米线是本地红河的红米制成。这时，人人面前又摆上一只大汤盆，里面铺着一点腰片和鱼片，正在惶惑之间，阿姨端上来草芽火腿薄荷叶豆腐皮鸡枞菌，一边敦促你“多加你喜欢的”，一边帮你浇入大砂锅里滚热的汤。这当然是顶配版的过桥米线，每个人都吃得专心致志，脸几乎埋入碗中，大汗淋漓之间，忽然顿悟，一切烦恼，都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在对米线的态度上，呈贡人就显得谦虚很多。这次我到呈贡，是应云南师范大学邀请参加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暨于坚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本来是不该来的，北京有成堆的工作没有做完，好像不止是我，飞往昆明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平飞之后迅速地打开电脑，人人面色紧绷，个个无限愁容。到呈贡已经是傍晚，问起哪家的米线好，每个人带着一点羞涩地笑，恐怕还是昆明的好吃吧，呈贡哪里有好吃的米线，都是很一般的。
我特别喜欢于坚的《建水记》，隆重推荐给大家。
呈贡现在已经是昆明的一个区，从前却是一座小城，所以当地人仍旧把昆明称作昆明，呈贡称作呈贡。我当然喜欢呈贡，八十多年前，我的“爱豆”沈从文每星期在昆明城里上完课，便拎着包袱挤上小火车，晃荡一个小时，再换骑一匹云南小马，颠十几里，回到呈贡龙街149号杨家大院，他在这里住了五年多。

杨家大院已经没有了，但龙街的热闹却依旧可以寻觅。这里有独特的香气：芝麻油和中草药混合的味道。一个看起来破旧到看不清招牌的理发店，椅上躺着一位白发老人，看不清面孔，因面上敷着热毛巾，袅袅而上的热气，更凸显出椅子背后那妇人的长发乌黑。妇人穿着有些褪色的桃红袄子，窄窄的裤腿，手里端着一碗凉米线，眼睛滴溜溜望着门外，有说不清的艳丽。此时，有挑着青橄榄和野拐枣的后生经过，妇人近前两步，嘴巴的米线还没咽下肚，有些囫囵地口齿不清，带着笑地喊，昨日不是答应给我一袋腌橄榄告，拿来不曾？
在龙接街口买了这个吃起来麻烦却甜的像红糖的拐枣
“告”字是云南人独有的讲话后缀，仿佛是“好吗”的意思，什么句子多了一个“告”的尾巴，平添就多了一份娇俏，外地人听起来尤为如此，仿佛再硬的语气，也跟着巧笑盼兮起来。后生从怀里拿出一个油纸包，轻巧一掷，正扔在进门靠墙的乌木柜上，这么晚吃早饭，昨晚没睡好告？妇人手举起筷子，佯装要打后生，说出来的话却是春意盎然的，一会儿来，给你留了卤鸡告。
八十年前，沈从文也颇为属意这个“告”字，他喜欢和儿子玩龙街顽童的游戏，而后叫虎雏跟龙朱用呈贡土话原汁原味表演一番，沈虎雏回忆起当年的那些童谣——“嗯哼哼。”“什么人？”“过路人。”“难为过路君子莫偷我家呢（的）瓜告！”“你家呢瓜有多大？”“有个饭碗大。”“呸！瞧不起！”……他说：“爸爸欣赏孩子们抑扬顿挫的问答腔调节奏，欢喜表示叮嘱的那一声‘告’。”
杨家大院里不仅住着沈从文，还住过唐云、杨振声，还有我们更为熟悉的张充和，她坐于蒲团上的那张著名照片，便是摄于杨家大院“云龙庵”（并不是尼姑庵），那三个字还是唐云写的。细看照片，可以发现张充和靠着的长桌，其实不过是一块木板，所谓的桌腿，是两只美国汽油桶。桌上摆着茶壶、茶盏、果盘和陶罐——是沈从文从呈贡街子上买来的当地烧制的彩陶。风雅背后，其实是生活的窘迫。由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开展各种副业，有的刻印，有的种菜，有的做家教，以求全家人能够填饱肚子。沈从文全家要在麦收时节下田拾麦穗，磨面做饭。偶尔饭不够，只能尽孩子吃饱，大人忍一忍。可是对待学生，他总是怀着爱护的态度。一日，下着雨，汪曾祺来拜访老师，见沈从文腮帮子肿得老高，坐在一张破旧的躺椅上发呆。沈从文给汪曾祺倒了一杯水，然后无目的地在阴暗的老房子里走来走去，忽然说了声：“我给你去买橘子。”汪曾祺想阻止，沈从文已走了，不一会儿依旧捂住腮帮子回来，手里拿着两只通红的大橘子，放到汪曾祺面前：“你吃，呈贡乡下的橘子特别好，肉多。”
不仅是爱徒汪曾祺，沈从文夫妇对所有年轻人都是温柔的，张兆和给来呈贡看望他们的西南联大同学们买过回城的车票，沈从文对杨苡说：“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尽管，他们当时也是拮据的。一位亲戚曾经劝他们跟她去做生意，保他们发财，他们无动于衷；沈从文住呈贡后，曾在几所学校里讲课，都是义务的，分文不取。对待金钱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人的精神境界。他们宁肯艰难度日，也要保持生命的价值。不管如何艰苦，他们都企图在其中寻找一点诗意，哪怕是因陋就简的，也要“每天都在过节”，就像汪曾祺记了很久的沈从文请自己吃的那顿饭，沈从文向老板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打开盖碗，将酒倒了一点在盖子上，自己喝，然后将酒碗推到汪曾祺面前：“这些全归你，我知道，你是能喝酒的。”佐酒的是两碗米线，加了一个西红柿，再打一个鸡蛋，因着有了西红柿，米线也显得红艳艳的，喜气洋洋。
我在魁阁二楼，第一眼看到“故国月明中”这几个字，想起费孝通当年那张照片
龙街的米线都很便宜，理发店旁边就有一家，门口一块黑板，粉笔字写着，小碗八块，大碗九块，加帽二十。但仍旧有汉子瞥了一眼，踟躇片刻，走过来，而后又走了过去。那汉子裤子上颇多油漆渍，手一直插在裤带里，背驼着。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龙街正街出来左转，那里有十来个像他一样的汉子蹲着，不远处又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字：“临时求工点”。
此地是呈贡县龙翔寺育侨中学旧址，曾经驻扎过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这是抗日战场上为数不多能和日军装甲部队硬碰硬的存在。沈从文和第五军骑兵团团部的两位团长林承熙和黄行宪成了朋友，这支军队即将作为远征军开赴缅甸作战。
乡场空地和育侨中学操场上，天天有第五军士兵出操、唱歌，还能见到骑高大战马的军官身影。当兵的唱歌，最好听一首是：“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小小年纪，尽管还没见过中国兵怎么伤老百姓打自己人，听他们这样唱，心里也会热乎乎的。
——沈虎雏 《沈从文的从武朋友》
育侨中学有十多位男生应征入伍，学校专门开了欢送同学从军大会，沈从文全家都去参加，沈从文特意给年轻人写了一首歌，台上台下一起唱：“我们都是好青年，勇敢……”歌曲是雄壮昂扬的，可师生的心里别有滋味，唱着唱着，大多数人泪流满面。
这批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再没回过故乡，黄行宪在皮尤河北岸激战时中弹牺牲，是中国远征军第一位殉国的团级指挥员，他没有墓碑，坟茔长满荒草，也许正如曾经参加过远征军的穆旦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里写的那样：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此刻，太阳当空照着。半蹲着的汉子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段往事，他们的心愿是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能够有人来叫住他们，给他们一些零散的活计。还好，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了，一辆面包车开过来，他们中的好几个站起来，其中就有那个汉子。尽管就在路对面，我仍旧可以看到，站起来的一瞬间，他的面色一下子松弛，手从裤子兜里放出来，甚至有些器宇轩昂地上了车，真心希望下次经过米线店时，他可以不再踟躇。
红霞满天，我们坐车从呈贡老城回云师大。途中，司机指点我们去一处叫“回回营”的城中村吃火塘牛肉。店铺很大，简陋，好几个塑料凳都坐不稳，连铜锅的把手都是残缺的，要用旧毛巾裹住端上来。右手边靠墙的铜架上，用铁钩吊着若干牛肉，戴着白帽子的老板说，日日杀牛，一天卖完，保证新鲜。
所有肉都是按两来卖，十足外乡人如我，点菜的时候就闹了笑话，这也点二两，那也点二两，牛杂二两，牛舌二两，牛脸肉二两，再点二两熟干巴，谁知端上来巨大分量，老板说，这足够十个人吃。两男一女尽管吃得前仰后合，仍旧剩下不少。老板很为难地问，这怎么办？我说，或者请你送给其他客人吃吧。我们是来开会的，带回去也没办法。老板不语，我大感后悔，此时想起午后的黑面汉子们，更觉无地自容。
这时，后厨传出一阵爽朗笑声，一个妇人走出来，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出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原来是老板娘。此地妇人眼睛都俏丽，有妩媚的烟波，老板娘问，怎么了嘛？哦哦，肉吃不完啊，没关系，明天来吃早点，我帮你们下在米线里。昏黄灯下，所有人都轻轻嘘了一口气，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女人的办法总比男人多。
临走时，老板叮嘱，最好不要八点来，八点来吃的人多。但我们却把这句话听成了“八点来”，次日清晨，我们在八点左右到达，店里的生意果然好得惊人，大多是附近建筑工地上工的工人，几乎都穿着工作服。但并不嘈杂，大家排着队，从一个小小的窗口处领刚煮出来的牛肉米线，而后又排着队去添加佐料，窗台边放着大大小小十只盆子，除了酱油辣子芝麻葱碎香菜腌菜，还有翠绿的豌豆尖、红彤彤的西红柿块，细细长长的豆芽。
几乎找不到位子了，还是老板娘眼尖，从厨房里走出来，帮我们和一张长桌上的两位建筑工人大哥商量，他们点点头，旋即收拾出两个座位。老板娘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说，我替你们摆上来告。可是米线却迟迟不来，我有些着急了，伸长了脖子，望眼欲穿，终于，我们的两碗米线摆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里面有切成小块的卤牛肉，另有一只蓝边白瓷碗，碗里整整齐齐码着已经煮成凉片的牛肉，都浸在乳白色的牛肉汤里，牛肉边上一大簇碧生生的薄荷，堆成了小小的山，山顶一点红，老板娘说，加了一点辣子，不辣的，不要怕，不要怕。我邀请刚刚给我让出座位的大哥一起分享这份牛肉，他们腼腆地笑笑，摆手，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在这一碗米线的时间里，我们成了朋友。我学着他们去窗台边加辣子豌豆尖西红柿，学着他们吃完米线又喝汤。太阳照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暖洋洋的，滚热的牛肉汤伴随着米线一起滑进肚皮里，有种久违的满足，而后感觉到额头上的汗，细密密地从毛孔里渗出来，好像除了汗水，还有别的什么也一并排走了，也许是那些紧张感，也许是那些在北京积压的愤懑和委屈。在这里，生活化成具体的一日三餐，我想起育侨中学旧址门口蹲着的汉子们，有一份足够让全家人吃上一碗米线的工作，已经可以使多少人觉得欣慰和快乐。幸福在此刻是如此具象，让我不禁庆幸，重压之下，至少还有米线，足以安慰风尘仆仆的人们。
喝完最后一口汤，碗底露出一个蓝色勾边的胖娃娃，抱着一尾大胖鲤鱼，娃娃和锦鲤都咧嘴大笑着，望着我，仿佛在说，汪曾祺没有骗人，好吃的米线可救一切痛苦，远远不止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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