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年出生于台湾花莲，长于台北。
1981年考入台大历史系。1987年台湾解严，赴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博士。后放弃博士学位，投身新闻界。
2004年起，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开设经典细读课，自此成为大众视野中的“经典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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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枝桠」S03E12 杨照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12 杨照 正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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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在读什么？
我不希望大家读历史，总想在历史上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总想从历史里面映照到我们自己。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从自己的时代出发、自我中心去读古人的作品。那样不只是在曲解古人，而且会错过古人本来有机会告诉你、给你启发的内容。
当年阮芝生老师教我们读《史记》，每年都会选读不一样的篇章，但是有两篇他一定会选，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另外一篇就是《报任安书》。
读这两篇的时候，有一样东西真的会触动我，那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上个世纪80年代，我20岁，在台湾生活。我们不讲“天人之际”，也没有人知道“天人之际”是什么。至于司马迁到底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他写这本书要做什么，我们那时候的理解更是错得一塌糊涂。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写得非常感人。两年前，任安给他写信，说自己得罪了皇帝，皇帝要杀他，求司马迁替他美言几句。可是过了两年，司马迁才回信。
信里说，“涉旬月，迫季冬”，任安被判了死刑，因为罪很重，依照当时的阴阳五行观念，冬天才能行刑。司马迁回信的时候距离他行刑的时间已经很短了。都已经过了两年，他为什么才回信？
因为老朋友要死了，司马迁不能够忍受他怀抱着对自己的误解走到生命的终点。
司马迁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当年李陵投降匈奴，皇帝要把他的家人都抓来杀了，整个朝中没有一个人敢替李陵讲话。只有一个人讲话——司马迁。
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遇到这种事，是对的，是他应该做的，他就会做。他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他就是没办法闷声。
要知道，司马迁和李陵的交情甚至不如他和任安的交情。他要在这封信里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不能救任安。当年他想救李陵，结果非但没能救，反而惹怒了皇帝。皇帝要杀他，他不得已选择了宫刑而免去一死。
对于做人的原则和活下去的信念，司马迁想得清清楚楚，对他来讲，选择苟活的目的，就是赌上自远古以来身为史官的尊严——必须尽到史官的责任，写完《史记》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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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在史家司马迁的价值观里面，多么重视“天”！
“天”是什么？是个人无法移转或者个人无法改变的部分。
最典型的就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愿回江东，死于最后的战役。临死前他哀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后来人们喜欢把项羽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的确很感人。但我们忽略了司马迁做出的价值判断。
在司马迁所写的“太史公曰”里面，他说，这和天有什么关系？项羽一开始不想学剑，因为学剑只能敌一人，他想学“万人敌”。这是不切实际。
叔叔让他学兵法，他学两天就失去了耐心。之后几乎所有的关键场合他都犯了错，从和楚怀王的关系，到进关中和刘邦的关系，都没能处置得当。
▲ 项羽。图片来源网络
司马迁最后评断说，这怎么会是“天”呢？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聪明、个人的能力无法扭转的东西，才叫做天。而项羽之败，是人，非天也。这就是“究天人之际”。
为什么“天人之际”对史家这么重要？这就涉及史家的公平原则。
如果不能把一个人放进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判断：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可以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史家怎么可能公平呢？
司马迁告诉我们，不懂得“天人之际”，不能把“人”和“非人”的因素分别开来，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史家，换句话说，也就失掉了身为史家的重要职分。
读历史，我真正看重的是，在描述事实的时候，史学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跟其他事实联系在一起。
比如讲汉代历史，吕后不见得有多重要。一个皇太后把持朝政，让自家兄弟在朝中掌权，夺走了刘家天下。如果从王朝中心的观念来看，这件事当然很严重。
然而，就在《吕后本纪》末尾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却将“文景之治”的根源往前推到了吕后的时代。
▲ 吕雉。图片来源网络
他提醒我们，除了王朝中心的观念，另外一个视角是人民的角度、人民的观点：正因为吕后的权力斗争只在宫中、朝中，反而相对没有影响到朝廷以外的天下。宫中、朝中还在乱，但并未扰动人民，于是人民已经开始休息了（“与民休息”）。
同样的事实，换个角度，就会拥有不一样的眼光。
学历史的人
看过所有奸诈狡猾之人
以人的行为来说，我们有限的生活、我们习惯的一切都只占非常小的比例。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外，人行为和思想的范畴其实非常广阔。
20岁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刘景辉老师跟我们讲过，学历史太好了，学历史学到后来，一定是人家怕学历史的，不会是学历史的怕任何人。他说：“你看，我们学历史的人看过所有奸诈狡猾之人，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以前我不懂，这么多年之后，懂了。
所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出什么事让我惊讶，因为他们都在我设置的人性光谱的某一段。
我会很自然地设定，这个人大概是在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某一个位置，于是我就可以安放他。历史学得越久，紫外光、红外光出现的几率就越低，我就越少会惊讶：“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人！”
同时在安放的过程中，我就理解了——人就是这样。我看到这个人外在的行为，不管这个行为对我的影响是个人的、集体的，是悲伤的、痛苦的，是高兴的、美好的，我都能够理解。
理解了之后，我就能够调整我和这个人的距离和互动方式：不需要去委屈自己，硬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来配合对方。
如果遇到了和你不一样的人、更复杂的人、你弄不懂的人，你的人生会有很多困扰，很多挫折，很多伤害。
你不能不懂人心所有的阴暗，你不能不懂人所有的算计，你不能不懂人所有的这些奸诈、狡猾、恶意，所有这一切。当然，我希望你懂了，但你不要去用。
我想象的美好的世界是，我要算计别人的时候，也知道对方知道我要算计他。那样我就不要算计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而恐怖的平衡下，我们因而能够创建出一个相对单纯、平和的社会。
经典的好处
就是那些作者根本不理我们
我在生活上是很淡泊的人，但在知识上非常贪心。我一直都知道，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也是我最大的缺点。
我20岁左右念台大历史系，同时开始写小说。服兵役期间，大家被关在营房里，会有很多时间写信。有一次，我的一位学弟、现在是杰出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李建民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杨照在哈佛大学
他在报上看到我发表的小说，不像别人都来恭喜我，他写信来警告我，大意是叫我不要再写那些烂小说了，好好做个历史学者。这件事情蛮刺激我的，所以我一直记得。
当时我回了一封信，告诉建民，“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说我没办法抑制自己的贪心。对我来说，文学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出路，史学也一样。两者我都没办法放弃。
说自己太贪心，不是在称赞自己，这真的是个大问题。因为涉猎的东西太多太广，有太多书要读，我只能做选择，将书按照时间分成两类：一类是新书；一类是旧书，也就是经典。
越是读经典，我就越发现新书不能吸引我。新书最大的问题是，它是这个时代的作者写给这个时代的读者看的。因为都是同时代的人，作者自然知道读者想看什么。大家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讨好同样的读者。写到后来，所有的书都很相像。
柏拉图当年在写理型论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必须要想明白世界的根源。他根本不理我！他不会知道是我要读，也不会因为我没有兴趣就不要写了。
经典的好处是什么？经典的好处就是那些作者根本不理我们。每一本经典都是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作者针对和我们不一样的问题所给出的答案。
年轻的时候，我本来想做一个历史学者。可是到后来有一样东西我真的没办法忍受。
当时我做两汉今古文经学、谶纬的研究。为了写博士论文的一章，绝大部分能够留下来的纬书，我都读了，但光是当时的日本学者就编了一整套总共18册的纬书研究论文。每一篇论文大概只有5%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但我还是得把其他95%看完。
一直在重复阅读，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不能够拿这些时间干更好的事吗？要我投注那样的精神跟时间去做一个历史学家，去写那样的论文，我真不想做。
我不想说大话，因为我有能力但我不做。不，我就是没能力，我就是没有耐心去符合学术的规范，去写出那样的东西。
那不是我擅长做的，我做不来。我要去做我擅长、我喜欢做的事——读经典，回到原典，不要透过中间的透镜（多年累积下来的别人的读法）扭曲地看经典。
我要找到经典的缝隙。我一开始做这件事就一发不可收。这是我自己最有兴趣、最有能力能做的，所以就一路这样做下来。
这些经典的作者
都比我聪明、比我美好
外界对我的批评和质疑我知道。有一类批评是他们搞错了我在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承诺给你一个玫瑰花园。我很知道自己承诺的是什么：我明明白白就是一个鞋匠。我做了鞋子，有人就批评说这鞋子戴到头上不适合，很难看。
这对我来讲是必然的牺牲。从来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广而深，更没有人既能够做大的论断、但同时每一句又都是正确的。
如果要追求每一句话都有来历、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能够做的论断就会非常狭窄，而且通常都是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这里面就没有你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你就失去了跟读者之间的沟通机会。
▲ 杨照《经典里的中国》，点击可购买
这些经典的作者都比我聪明、比我美好，我不过就是一个中介者、摆渡人。
在接触经典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遇到各种障碍，我的任务就是替他们扫清障碍，帮助他们去了解；也让经典原文和作者的意念更有效地被读者理解。
另一类批评会影响和干扰我，因为那牵涉到我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杨照讲经典，重点在经典，不在杨照。
如果有人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说，你杨照超过了经典，经典明明不是这样讲的，经典的作者不是这样想的，是你扭曲了人家。
我一定虚心受教，一定反省：我是不是加入了太多自己的主观意识？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消减我的自我，让杨照变少一点，原来的作者变多一点。
不去定义自己，
是一种对抗社会的方式
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做一个没有名片、没有头衔的人。“君子不器”，做一个人，不要变成特定的工具、具备特定的功用。
经过40年，我好像达到了自己梦想的。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很多事情都不做。
不去定义自己，是一种对抗社会、对抗集体的方式。社会或集体的运作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分类。类别分得越细，规范就越严格。对我来说这是很恐怖的。
到最后，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既定位置上，这个位置就定义了你是谁——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跟谁谈恋爱，应该跟谁结婚，应该怎么养小孩，小孩要到哪里上学……全部被框在这个分类当中。
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如果活成那个样子的话，我就不要活了。
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改革的空间。什么叫做一个好的社会？对我来说几十年没有改变：好的社会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自在生活的社会。
既然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那就一定有现实的办法可以让它朝向我们理想中更好的社会去走。这条路在哪里？
我不会自我膨胀说自己知晓答案，但我也没办法假装自己没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经常在想，我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点的作用、一点点的可能性，让这个社会往希望的方向稍微走一点点？
我能不能多给我的读者一点信念，让他们相信自己所过的生活、所处的环境可以更好，然后去思索如何更好？
我们年少的时候读陈映真的小说，被他感动得莫可奈何。你问我感动的是什么？我们那一代人从他的小说里面读到的，浓缩成一句话：如果人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一件丢脸的事，是一件可耻的事。
▲ 陈映真
再糟糕的时代，
都有弱势者不接受糟糕的处境
我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最后一集讲到马克思写的是“为弱势者写的辩护书”。我讲韦伯，特意提到了韦伯说“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这反映了我的基本态度。
有人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构成的，在集体中的个人做不了什么，个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面前是无所用的。我称之为个人意志虚无主义。
这种历史的个人意志虚无主义是很可怕的，是我无法接受的。因为这就让一个弱势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弱势的地位、弱势的处境。
每个人学历史，所相信的都不一样。我所相信的就是，在再糟糕的时代，都一定有少数的弱势者不接受糟糕的处境。
也许90%的弱势者试图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结果。可是这不能够取消、不能够否定有10%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当他们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会起到怎样了不起的作用，但他们还是去做了。
90%的失败，不能够取消10%那样因为个人的意志作用，使得历史和更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这是事实。这是我在历史上看到的。
策划、采访 | 张畅
执行导演、摄影| Star、Chaos、西西
剪辑| Chaos
设计| 乔四九
特别鸣谢| 理想国创始人刘瑞琳
📖杨照老师的新书《经典里的中国》已在一席商店上架！
▼ 关于枝桠
谢莹莹：
黑塞给了我面对生活的勇气
赵冬梅：
我也是某个制度规定之下很渺小的人
颜怡颜悦：
有勇气不去掩饰尴尬，你才能说出一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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