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毕业合影|作者供图‍‍
撰文 | 丁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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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3年12月，我想起了46年前的同月参加全省高考统考，那是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正规高考。回顾历史，不禁心潮起伏。


1978年的春节后不久，春风就将二十多万考上本科专科的莘莘学子送进了大学的校门。南京大学也迎来了1052位七七级大学生，他们分别被录取在数学系(235人)、天文学系(19人)、物理学系(140人)、化学系(194人)、生物学系(42人)、地理学系(30人)、地质学系(138人)、哲学系(82人)、历史学系(42人)、中国语言与文学系(51人)、外国语言与文学系(79人)十一个系就读。不知当时南京大学有多少个系，但全国最有名的气象学系居然一个未招。有些现在很时髦的系科，比如经济学系，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盖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送给人家了。


读者可能惊讶，为何数学系一下子招进二百多人，甚至为全校之冠？先来解释一下。1978年以前，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一直属于数学系，因为它诞生在那里，到了1978年的下半年才正式独立成系。数学系七七级除了招收了二十二名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外，还招了三十一名计算技术即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学生。这两个专业加起来有五十三名学生，是数学系正式招进的第一批新生；还有春季学期开学一个多月后，通过扩招从来自本省的落选考生中招进的第二批学生；剩下的约一百五十名是江苏省电子工业局招进的“电子班”学生，其中一百名全部是来自南京的走读生，另外的五十名在常州组成了一个班，学制都是本科，南京大学前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科学家吕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上面提到的南京大学七七级的千名新生，实际上也包括了第二批录取的那部分，大概有两三百人。第一批录取的无疑是报考大军中的佼佼者，但太低的录取率，挡住了只少了那么几分的另一批潜力无穷的有志青年，这真让教育界的领导于心不忍啊。这就比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固然是好影片，但许多甚至更好的影片并未获奖，比如喜剧大师卓别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自编自演的伟大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第一批新生于三月份进校后，当时的教育部刘西尧部长在3月18日发表了关于增加招生名额的讲话，那也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也得到了华国锋的支持。很快扩招的政策公布并快速实行：各省从报考本省大学的落选者中择优录取第二批新生。于是四月份上旬，第二批录取的新生进了校。从全国范围来看，两批总共录取的二十七万多一点的七七级大学生，占所有570万考生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四点七，大概成了中国历届高考录取率的最小值。


南京大学数学系七七级首批录取的同学们，于4月8日迎接了第二批录取的十几位新同学。我就是因扩招而入学的幸运儿。“文革”十年，也是我的家庭受苦受难的十年。曾和母亲一起在家乡创办学校、并且后来当过校长的父亲一直被靠边审查。七十年代的那几年，在乡下插队的大姐和在机关工作的兄长，尽管才华横溢，表现优异，却因父亲的问题过不了政审关而成不了工农兵大学生。到了我摩拳擦掌参加高考时，初考填的第一志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理论物理专业。统考时因担心政审不过，改填了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心想学数学可能对家庭的政治成分要求松些吧。果然，这一改改对了。第一批我未被录取，就是因为我的政审关没有过，尽管我的考分在本县名列前茅。到了第二批录取的紧要关头，由于我第一志愿填的南京大学属于本省，江苏省的招生办公室和南京大学的招生人员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录取了我。从此我的个人命运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日记记载了那段日子自己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在数年间首次发烧几天后，我4月3日一字不漏的日记如下：


4月3日，星期一，晴。
今天上班。刚到九点半时，传达室老头喊我接电话。我拿起话筒，文教局盛寿华打来的。他告诉了我最大的好消息：我被南京大学计算技术专业录取了！我伫立着，张着嘴，心砰砰然。这是真的吗？啊！啊！我骑上自行车，一口气跑到文教局二楼，盛寿华笑容可掬地走上来了，并向在座开会的人说：这就是丁玖。我们上了三楼，冯必顺老师——文教局业余教育科的，正打电话通知各公社的录取者。我一看到一只大信封里抽出南京大学计算技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感到身体顿时融合在里面去了：我的面前展现出无限美妙的天空。我幸福了！我得救了！我要振臂高呼：感谢华主席、邓副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
到了厂里，我立即被一张张笑脸围了起来，他们向我祝贺，他们为我欢呼，我真挚地感谢他们！
当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母亲等人时，他们的表情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政治上低劣，今天翻身开始啦。我们家有了生气，我们家有了曙光，再没有人敢来斜视啦！
1978年4月3日，这闪着光的日子，我将永远记着她。
日记中提到的盛寿华是县文教局局长，他曾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家母十五周岁开始教书后，也教导过他。所以他一看到我原本几乎没有希望的入学通知书，亲自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一特大喜讯，比1985年9月7日下午我收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普劳金(Jacob Plotkin, 1941-)教授发来的研究生录取信后迅速转告父母的速度快得多。

我因担心政审关难过而报考了计算数学专业，但似乎对政审要求更高的计算技术专业反而录取了我，和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刘应明类似，他报考的是计算数学专业，却因家庭问题被数学专业录取。他的专业改对了，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拓扑学和模糊数学的研究上大放异彩。我从来没有打听过为什么被换了专业录取，心目中却永远感谢南京大学。我很喜欢我那些计算技术专业的同班学友，然而一个学期后，我又不得不离开他们，因为分系时我跟其他九名同班同学一道被留在了数学系。这样一来，我的新班计算数学的同学又增加了十位，这是计算技术专业永久性离开数学系另立门户前，爱才心切的数学系以数学师资班的名义，硬从该专业拽回十人。这十人被选中基本上是依据他们第一学期最难的一门课“数学分析”的考试成绩而决定的。开始，我们当中有几位极不情愿，包括我，但是服从组织安排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样算来，南京大学七七级的计算数学专业，第一批录取了二十二名学生，第二批扩招了九名，又从计算技术专业“剥削”来十名，总共为四十一位。再加上其他校系来我专业的“代培生”七人，我们共有同班同学四十八人，直到本科毕业。

状元、神童、小老师……我不同寻常的同学们
现在，我可以解释一下我班同学进校时为何那么“引人注目”。由于江苏省早在明清之际科举选才时就有进士大户、状元之省之称，它的几百年优良教育传统延至今日，比如江南文化名城无锡、苏州也是教育名城，涌现了许多读书种子、学界巨人。钱钟书杨绛夫妇在无锡市区长大，年轻时爱上杨绛的费孝通则是吴江县（现苏州吴江区）人。中央大学顾毓琇校长的无锡祖居，我2017年12月还进去瞻仰了一番。水涨船高，1977年的各省高考，江苏的数理化考卷难度较大也就不奇怪了。南京大学地处江苏，自然招收了最多的江苏考生，我班四十八人中，只有七人跨省而来，其中张砚凝和游星辉来自北京，王思运、李玉华、周会群、钱迈建和普乐分别从安徽、湖南、四川、辽宁和云南考进。在所有江苏考生中，有三个“状元”考进我们班。他们分别是：四门总分第一名尹光炎，成绩是三百七十四分，无锡人；数学单科唯一双满分一百二十分（正题一百分加上附加题二十分）的魏木生，镇江丹阳人；语文单科第一名的冒荣，包括作文在内九十八分，南通如东人。

2008年秋，我差点怀疑尹光炎同学的高考状元之说是否有误。就在那年的深秋，我应邀在一次国内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做大会报告。开会前巧遇一位在同一家大旅馆开另一个学术会议的海外华人教授，聊天时他告诉我他是1977年高考江苏省的总分第一，考进了清华，这事当年上了江苏省第一大报《新华日报》。我心里纳闷，不是尹光炎是全省高考总分第一吗？但是我没有对他显露我的疑惑，听他讲下去，或许是他对呢。学数学的我，“职业病”就是凡事都想弄个水落石出。回到美国后我向几位同学求证，包括尹光炎本人和我班第一任的班长倪勤。几经考证之后，我了解了：该教授的确是当年江苏省的高考总分第一，但是“应届高中毕业报考者”中的第一，他当年是出类拔萃的，所以省报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毕竟这的确不简单。但他在和我交流时，却有意无意地略去了这个限制性短语而客观上“偷换了概念”。所以，直到现在为止，“七七级江苏高考总分全省第一”这顶桂冠还稳稳地戴在尹光炎同学的头上。
我不知道尹光炎的数学、语文各考了几分，但至少数学肯定是班上的高分之一，说不定也在一百分以上。我相信他的语文考分也很高，因为大学四年的接触，我知道他的语文功底不浅。有一次为了参加学校歌咏比赛，全班同学练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抗日名曲《毕业歌》。他纠正了一位同学将歌词中一句“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中的“嗟(jie)”念成“蹉跎岁月”中的“蹉(cuo)”的错误，并辅以“嗟来之食”成语示范之。我们这一代青年，许多人由于“文革”造成的学业荒废，文史哲知识普遍贫乏。记得八十年代我在美国读博士时，有个来自两广的同学居然连中国秦朝的“秦”字都不会写，而旁边我的韩国裔师兄不仅会写这个汉字，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如数家珍。当时我就为那个同龄同学感到难为情。

我班数学高考最高分的同学是全省排第一的魏木生。他把初等数学的正题和两道高等数学的附加题全做对了，结果拿到双满分，而且依数学中常见的表述，双满分“存在并唯一”。按照现在到处可见的词组，就是所谓的“双一流”。魏木生为何能在高考数学科目上独拔头筹？十年后，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通过公费留学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并已在明尼苏达大学数学及其应用研究所做过一年博士后的他，来到我系继续他的博士后研究。当时他可以转成更正式的助理教授，但他谢绝了系方的好意，因为他计划回国教书，所以并不在乎长久的正式位置。在那一学年，我和他天天在系里见面，我们两个家庭的成员也常在一起聊天逛街，这在我的南京大学同学群体中也是“存在唯一”的。1988年年初，我们两对夫妻还去了一家自助餐饭店一起庆祝他的四十周岁生日。他切下生日蛋糕时的照片还在我家放着。三十年后，魏木生在中国培养出的众多学生以及他的同行朋友，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几十年来，我直接从他太太的讲述、从他弟子的叙说和从报刊文摘上，捕捉到他从小到大心智发展的点点滴滴。他的成长经历，对于本文的青年读者或许有启发作用，值得我在这里多写几句。
魏木生的出生地丹阳，现在最出名的产品是眼镜，其市场之大，令人咋舌。据说中国人有两大世界之最：一是吸烟者人数，另一就是青少年近视眼人数。前者与与日俱增的肺癌患者不无关系，后者很可能就是拉动丹阳眼镜制造业飞速前进的“火车头”。魏木生与这两者都拉上了关系。在大学时代，他抽烟，目光深邃的双眼下方，鼻梁上架着的是一副玳瑁边的眼镜，而且是深度的。我一进南京大学就被那副眼镜的一道道光圈所吸引，并想当然地以为这和他的数学成绩好紧密相关。
其实，魏木生早在1987年就告诉我，他在家乡的丹阳县高级中学的初中部毕业前，数学成绩在全校并不拔尖，像那时普通的男孩一样，一有时间就玩。他认为，他的数学成绩腾飞是从高一开始的。腾飞的结果怎样，平时话不多也不喜欢自吹自擂的魏木生没有细说。后来，一直以他为荣并对他体贴有加的魏太太给我增加了一点细节。她告诉我，魏木生高中进的是常州高级中学，那是江苏省的名牌高中。三年高中，他的数学才能犹如泉涌，喷薄而出。每次考试，全年级第一名总落到他头上，而第二名和他一比则相差一大截子。他的数学脑子甚至惊动了1964年来访的华罗庚。当从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的老师那里得知本校有个数学才子时，华罗庚颇感兴趣，给了魏木生几道数学题试了一下，之后称他是“一棵数学苗子”。这是当时的大数学家对一名高中学生所具有的数学天赋的最高评价。
不幸的是，这颗数学好苗子才长到1966年时，整个天空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倾盆大雨差点将它摧毁。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魏木生插队农村将近十年，其间种过田，当过工人，也在一所中学教了五年左右的数学。由于他精通所教内容，加上个性幽默风趣，极受学生欢迎。2007年他家乡的报纸登载了关于他的长篇报道。他执教中学时的许多学生都对他的课堂教学记忆犹新，赞美不绝。更为可贵的是，当别人由于生活困苦而荒废学习之时，他一直未丢掉对数学的热爱，坚持自学高等数学。所以高考数学最后两道的极限和积分附加题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批阅魏木生高考卷子的数学教师不相信他能考出如此完美无疵的答卷。当时是各县交换阅卷，所以他家乡丹阳的阅卷老师无缘一睹他的试卷。外县的批卷者则花了巨量的时间对付他的数学卷子，动机是不想给他满分。其他人的分数低得那么可怕，他的分数也应该“拉低”一下。于是所有的阅卷老师都来查他的卷子，千方百计想找出一星半点儿的漏洞，但是查了半天也没能扣掉一分，所以魏木生的正题和附加题双满分是绝对的“货真价实”，不像美国的SAT或ACT高考试卷，错一道题也能得“满分”。
事实上，更能显示魏木生数学能力的故事出现在镇江地区的高考初考中。试卷中有一道平面几何题，魏木生没有添辅助线，用等面积法做了，但他又怕阅卷老师看不懂，便“画蛇添足”地花了若干行解释什么是“等面积法”，结果没有一位阅卷老师看得懂。最后请了他初中母校丹阳中学的高中数学资深教师来看卷子，认定他的解法正确。那位老师后来对他高级解法的一句评价语，可用经典歇后语“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来概括。今后魏木生如果还要经过一次高考的话，一定要找正教授级的中学数学特级教师来改他的卷子了。
我们班最令人吃惊的是高考语文单科成绩全省最高的同学——冒荣，他的语文成绩如果再添两分，就是满分一百，而且作文分包括在内。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的罗家伦校长，一百年前入学北京大学的那篇作文，被阅卷的胡适批为满分。但是他的数学考分却惨不忍睹，据说是零分。多亏胡适爱才心切，力挽狂澜，才促使蔡元培校长一锤定音，将他招进。但是冒荣不偏科，而是全才。语文状元进的是数学系，是不可思议的大新闻。“冒”姓似乎不多见，但历史上却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冒姓者，名襄，字辟疆，从十七世纪初一直活到十七世纪末，历经明清两个王朝，是那时的大文学家。有意思的是他和我的同学冒荣都来自现在的南通市。前者为如皋人，其家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人才辈出；后者出生于与如皋相距不远的如东县。冒荣的语文功底，我班同学个个佩服。我曾猜测他一定和三百三十年前的冒辟疆有血缘关系，好奇地询问过他，但答案却为否。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冒荣的文学造诣和智力优势一定得益于家乡文学前辈冒老先生恩泽大地的一脉相承。有趣的是《清史稿》里有冒辟疆的传记，而冒荣参与执笔并在1992年题字送我一本的《南京大学史》，则为我过去写书提供了不少素材。
冒荣的高考成绩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之获。出生教师之家的他在小学就读遍了他父亲任校长的学校图书室里的小说，初中时做了几本苏联的中学数学习题集，高一时就看完了高中所有的数学教科书。然后他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借给他《高等数学讲义》读。在整个中小学求学时代，冒荣不囿于教科书的学习，他大量阅读，爱好广泛，无线电等知识也非常精通。他1967年高中毕业，第二年插队农村，但主要在家乡学校教书，高考前成了正式的公办教师。他和魏木生一样，课余时间攻读数学，做完了一本《高等数学习题集》。
1977年秋季，工作已经稳定的冒荣又收获了爱情，正为结婚忙碌的他，从广播里听到了高考的消息。与临时抱佛脚、缺乏自信心的大多数考生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觉得高中教材很简单，预计高考难度不会很大。原因很显然，因为他十年中忙里偷闲，读书不辍，故再“难”的考试，在他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与大家最怕数学、理化，温习时被它们整得焦头烂额相反，他迎考时只花了很少的时间用于需要记忆的一些时政内容。
现在的考试，尤其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六月高考，考生的后勤服务大概是中国父母做得最细致认真的事了，生怕影响子女的临场发挥，可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国考生可没有这么娇滴滴。冒荣在他的《我的上学经历》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记录他骑车去参加高考的经过的：
“我们县有两个考点，全县八个区，东四区和西四区各一个考点，西四区的考点设在如东双甸中学，距离栟茶镇四五十华里。临考前一天，我上午上完课，下午骑着自行车到双甸。我母亲厂里同事有个亲戚在双甸镇上，我就住在他们家里。总共考了两天，有四门课程，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没有外语考试。那年考试不是全国统考的试卷，是各省出的题，两天考试结束后，再骑着自行车回到栟茶。”
就这样，尽管为了赶考来回骑车一百里，但冒荣不费吹灰之力，考出了全省语文的最高分。他大概对叶剑英元帅那首高考前刊登在报纸上的著名诗篇《攻关》理解最深，命题作文《苦战》几乎满分。作文说不定还是满分呢，因为我不知道他被阅卷老师扣掉的两分扣在何处。其他三门也考得很好，按照他2017年恢复高考四十年时被本校学生采访的“答记者问”，“我当时是考得比较好的”。于是，他曾被借调去工作半年的县教育局局长希望他把第一志愿南京大学换成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这两所当代的“中央大学”对任何考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是冒荣这位江苏人对江苏最有感情，加上新婚，新郎不应远离新娘，江苏第一学府自然是冒荣的最佳选择。

“新三届”、“老三届”、家学渊源的物理爱好者

我不能只写“高考状元”的故事，其实一些非状元的故事更加奇妙、更加丰富多彩。来自无锡农村的何炳生就是我班最有故事的一个老三届毕业生。已经古稀之年、头发稀少的他天天都有故事，因为他年过七十后还在教书和做研究，甚至还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做学术演讲。他六十五岁时从南京大学数学系退休，两年后受聘到像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大学那样财大气粗大挖人才的深圳南方科学技术大学任教。何炳生于1948年7月出生在一个祠堂的偏房里，比尹光炎小了一岁，也比魏木生小了半岁。他的名字常常被人和“柯炳生”混淆，比他小得多的后者在中国的农业科学界名声叫得很响，当过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不过何炳生在中国数学界的最优化理论与算法领域也是一位顶呱呱的人物，几年前获得过中国运筹学会的一个研究奖。

何炳生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与上面三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一个孩子还没有的情形不一样的是，他参加高考时已经是一女一男两个孩子的父亲。上了大学后他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因为前面这个两岁多的大儿子在他进校后的第一学期因找母亲不幸溺水而亡。这是他一生中最自责最悲痛的事件。尽管家在乡下，他读的小学就很不错，创办者的儿子也是该小学的校友，后来是官拜中将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的初中就更加有名了，前身叫“胡氏公学”，一百多年前由跟随孙中山的“兴中会”成员胡雨人及其兄长胡壹修一手创办，后者有三个儿子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三胡”就是胡敦复、胡明复和胡刚复。其中的大哥胡敦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创办了上海大同大学，是中国数学会的首任董事会主席，1925年被任命为东南大学校长（未就职）；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为哈佛大学的数学和物理学博士，但大弟弟胡明复不幸在三十六岁时溺水而亡，小弟弟胡刚复则为中国物理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我知道的一个数学物理名词“熵”，就是胡刚复为一名德国热力学教授学术演讲做口译时即兴翻译出的。无锡的江南大学钱伟长楼一进门就是胡刚复的塑像。我曾有幸与这座雕像合影。

由于成绩好，何炳生考进了苏南最有名高中之一——地处江阴的江苏省南菁中学。他依然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但是学业的凯歌声唱到1966年戛然而止，他只好回乡。尽管数学好，他并没有像魏木生那样把数学之水灌溉于学生之田，而是打在了生产队的算盘珠上——给父老乡亲们当了两年的账房先生。后来他成了大队的干部，类似团支部书记和厂长，用上了他的智慧和才学。这样的光景一下子过了十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生了两个孩子后，还有机会考上大学，而且考分在江苏省名列前茅，总分只比无锡城里的尹家老四少了十来分，超过三百六十分。于是尚一头浓发的何炳生兴冲冲地告别老婆孩子，扛着衣被，从江南农村来到省城大学。

其实，何炳生和我一样是被计算技术专业录取的。当然他是“正取”，我是“候补”。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前两个志愿都不惊人：第一是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数学系，第二是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的轻工机械系，后者是我的第三志愿。所以他和我如果都考得差一点的话还有可能在无锡做同学，我就有机会去他出生的祠堂瞧一瞧了。为何初考“考得特别好”的何炳生没敢报南京大学呢？是因为政审，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姨父和姑父分别被打成“反革命”和“叛徒”。但是他很想进名校，为了顺利通过政审关，绞尽脑汁的他在申请书上回答“有什么需要向党和政府说清楚的”一栏中，说明他父亲的国民党员只是花名册上的一个虚名，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姨父及姑父和他家已经不再来往，等等，写得密密麻麻。在此栏右边一页的志愿表中，他又加了几句：“我没有报考重点大学，是左边写不下的那些原因。如果哪所重点大学要我，不管天南海北，我都是愿意去的。”这孤注一掷的做法，真的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是南京大学几位负责录取的老师，其中的周树棠老师2018年春去世，担任过我们系的副主任，在我后来硕士毕业留系工作后，也帮助过我。周树棠等老师真的被何炳生的那几句并非多余的心灵之声感动了，决定无论如何不放过这个高分者，一把将他从师范学院“拽进”综合大学。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当时我也在申请表上如法炮制，南京大学数学系会第一批录取我吗？可见何炳生比我考虑周到、办事周密。生姜还是老的辣啊，呵呵！

同学中能和上面两个骄傲的无锡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抗衡的是苏州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沈锦仁，因为他只上了五年的中学就高中毕业了，在学制上胜了他们一筹。1961年，他考入的苏州一中与苏州三中及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作为江苏省的三所试点中学，开始进行五年一贯制的中学改革，实践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思想。品学兼优的他有幸成为了一个试验品。三年后，七个试点初三班只挑出四十五名学生组成一个班继续试验，进入两年制的高中；他继续充当苏州一中的试验品。高中毕业之际，沈锦仁高考志愿试填表的第一志愿为清华大学。之前，如果他的初中学制也被缩短一年的话，今天他很可能就是清华的校友了。

可是，过了漫长的十一年半，沈锦仁终于以高分考进了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也是他女儿出生的日子，因此对他而言，那一天似乎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之感。这种喜事也曾落到我头上一次。那是在1987年的元月，我通过了博士预备考试，太太也在三天后来到美国伴读，我的学术导师颜宪尧教授以为我不到一岁的女儿丁易之也随母来美，为我高兴，说是“三喜临门”。后来他才知道实情，只好把“三喜”降为“双喜”。

我不能不写我班的早期班长倪勤的高考故事。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创班班长”，更是因为他的故事颇有传奇性。很有雄心壮志的他一开始报的就是后来他就读的专业，只是南京大学的显赫名字吓坏了作为革命老区的家乡，因为直到那时他生活的落后穷山区还没人考进过类似等级的大学，于是他当中学教师的堂兄规劝他志愿填低点，免得考不上。乡亲们和下一段将讲到的黄卫华有一样的“最低追求”：脱离农村户籍。理想与现实在倪勤头脑里相互厮杀的结局是，他的理想败下阵来，他只好将第一志愿降级成南京农学院的植保专业。然而他依然心系数学。

倪勤的公社有六百多名高考初考者，百分之五晋级，他是其中之一。江苏77级的高考分初考和统考两步走，是因为累计十一届的高中毕业生想考大学的人太多，只好先用初考筛选一次。统考时倪勤的感觉不错，做对了应该做对的数学题，这时他的姐姐告诉他，招生老师说可以改志愿。不敢冒险的我就在那时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理论物理降格到南京大学的计算数学。但是倪勤热爱数学的内心冲动再次冒头，希望相反方向地升格到南京大学。他虽然一时举棋不定，却敢冒险。不知他是否用了“抓阄法”让老天爷代他决定冒险与否。总之他甘冒大险地再次将第一志愿改回到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然而，当他走出招生办公室时，正如他后来所吐露的那样，内心却“感到一阵恍惚”，担心凶多吉少。他甚至开始悄悄准备下一年的高考了。上天保佑，他成功了。他不但梦想成真，而且当上了七七级计算数学班的班长。那个瞬间激动万分的倪勤至今还保存着南京大学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

我班同学中像魏木生、冒荣这样的“先师后生”者还有几个，黄卫华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大学恢复高考四十年“口述历史”节目采访的七七级代表。对他的专访标题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他的成长历程：“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几十年来，他不仅是母校的数学教授，更是深受学生喜爱、教学评比获得高票的好教授，因为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艺术。黄卫华的为人处事和他的课堂教学一样很有口碑，对公益活动热心参与，于是系里的工会主席一职就非他莫属了。这位我班个子最矮的男同学，在同窗们的记忆中，在学生们的眼睛里，形象都很高大。


黄卫华不属老三届，而属“新三届”（“文革”结束前最后的七四届、七五届和七六届），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生。他和魏木生、冒荣不一样的是，他不是插队知青，而是和何炳生一样的回乡知青。但是一回乡下，他就当上当地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教四年级的数学，后来也换到了其他几个小学或初中继续代课，一直教到考进大学为止。他那届的高中比我这七二届的高中多学了一点数学，这是托了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教育回潮风”的福，再加上一直教数学以及受惠于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的培训，高考前他已掌握了不少重要的初等数学概念。根据他的回忆，他的家乡靖江县1977年高考的录取率在所属的扬州专区十多个县中排名第一。我班有三个同学来自靖江，除黄卫华外，其余两人，一是巫孝南，一是翟灿芳，后来二人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鄂维南，就是1978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靖江人。目前，鄂维南已经正式全职回国了。

然而，“高录取率”的靖江县，初考时就把黄卫华所在公社的两百多名考生刷掉了大约百分之九十，只有不到二十五人杀出重围，闯入统考。统考中，黄卫华最擅长的就是数学，规定两个半小时完成的考卷，他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就做好了，只是没有像魏木生那样干脆把附加题也统统做了，因为他没有自修过高等数学。剩下的一个小时他感到无聊至极，就把题目全部背了下来，回到家后请他的数学老师帮他估计一下能考多少分。他的数学考分超过了九十分，语文也考得不错，尽管化学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但由于他高中几乎没有学过物理，对于理化的满分一百，他可能只收获半百多一点。

农村户籍的考生在高考填志愿时比城市户籍的考生保守，“跳出农门”常是他们的首要考虑，雪中送炭为主，锦上添花为次，黄卫华也不例外。已当了三年半的数学教师，但还吃农村粮，农忙时还要回家帮生产队干农活，因此能升格成吃皇粮的公办教师是他的最初理想，所以他的三个志愿统统都是师范学院，依次为南京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和徐州师范学院。不知何故他没有看上何炳生的第一志愿江苏师范学院。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比师范学院档次更高的综合大学把他录取了，居然还是南京大学。这归功于他的数学考分！真是神奇，他和何炳生最后是一样的从经济舱“升舱”到公务舱，笑到了一起。难怪在我们的同学微信群里，他们依然是常常互开玩笑的一对“冤家”。

班上高考数学成绩高的非老三届学生也有不少。其中一人注定起点高，正题全部做对，但因未学过微积分，只能拿一百分，不过当晚他就悟出附加题的解法。他比我只小一个月，但幸运地至少比我迟了一年半高中毕业，因而和黄卫华一样在学校里多学到一些数学知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家就是一个数学课堂，他的母亲就是曾经推翻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Ivan Petrovsky，1901-1973)院士一个数学猜想的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明淑先生。现在的中国数学界都知道田刚这个名字，但他当时报的第一志愿却是南京大学物理系。或许他的潜意识里不太爱计算数学这四个字吧，因为他一进大学就一直沿着纯粹数学的方向奔跑，当然也没有拉下计算数学的专业课。对他深有影响的母亲本身就从事纯粹数学分支动力系统的研究，而且很有成就。高中毕业后，田刚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打过工，因而随时可翻阅或借走他想看的书，包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著名小说《十日谈》(The Decameron)。后来他把这本在那个时代动人心弦的奇书带到宿舍。同宿舍男生迫不及待地想看，于是排队阅读，个个爱不释手。这是改革开放前夜年轻人阅读西方进步作品的一道亮景。高考中田刚的数学考得实在太好了，搞得其母所在的数学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抢了过来。这很可能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个损失，因为以他后来研读数学的劲头和才情，在物理学的天空必当遨游远方，他这个意志刚强的“刚”很可能就是今日扬名国际物理学界的另外一个“刚”——也许类似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文小刚。

进南京大学后和田刚志同道合几乎天天形影不离的王宏玉，也是数学高考得分高的人物之一。他的考分比田刚还高一些，因为他懂微积分。事实上我进校的第一天，他就自豪地告诉我他的高考数学考了107分。王宏玉和我的关系也是全班唯一：我们是表兄弟。准确地说，他的祖父是我外祖父的嫡亲兄弟，他长我一岁。记得我刚刚高中毕业闲居在家时，初中毕业的他从扬州市区的家来到十五公里之外的江都县我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当时他专程来看住在另一处的他的“大爹爹”，即我的外祖父，顺便来我家看望嫡堂姑母。可见那时家家贫穷不太乱花交通费。当他给了我一道平面几何题要我证明时，我就知道他的数学好生厉害了，就像后半生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的波利亚(George Pólya，1887-1985) 晚年时所言，当他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教数学时，班上的同胞匈牙利学生冯·诺伊曼(John von Neunmann, 1903-1957)问了他一个问题，“从此我就害怕他了。”


身为独生子的王宏玉并非出自“书香门第”。据我母亲讲，我的外祖父，即王宏玉的伯祖父，一意孤行地认为王宏玉的父亲“天资愚笨”，不肯教他。这个我完全相信，我知道外祖父虽一生恪守“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所谓“笨人”毫无耐心，因此我的大姨妈只识了几个字，而家母十岁前却已读完四书五经。但王宏玉好像从上帝那里遗传了数学基因。“文革”时他天天跑到离他家很近的扬州古籍书店，将那些“封资修”的高等数学破旧教材一捆捆地背回家，然后一头扎进这些黄纸中不肯出来。他是独子，没有下乡插队，留在城里，分配到商店工作，经常蹬三轮车进货，有次出了意外翻车，两颗大门牙撞断了。在家他收获了数学知识，在商店他收获了爱情——会计成了他的未来太太，她没有嫌弃他折损的门牙，盖因他的出众才华。她是他最理想的人生伴侣：皮肤白皙，性格温柔，勤快贤惠。后来她为他生了一女一男，皮肤像她，智力像他。

我从来不知道同学盛秦于恢复高考的前半年差点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一直到我在2018年的初夏收到他的一封电邮为止。未被录取的主要理由是父母所谓的政治问题，而他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碰过画笔。我相信我班其他同学也没有听他提起过这段往事，除了爱好艺术的张毅可能例外。可惜的是，大学四年，再没人知道他的绘画才能，包括冒荣，否则大学生墙报的冒总编辑绝对会聘他为美术编辑。后来读了他的“伊妹儿”后，我同样惊讶的是，他从未梦想成为数学家，所有的高考志愿都是物理系，他的第二志愿是在国内高校中的学术地位高于我们数学系的南京大学物理系。这说明他和田刚在填志愿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他的第一志愿居然和我初考时填写、统考时划掉的第一志愿一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田刚被计算数学专业抢去后不一定“欣喜若狂”，因为他挚爱的是纯粹数学。而盛秦至今还眷恋物理学，也包括工程学，因为应用学科总是他的最爱，所以当他被数学系录取时，说不定还心存遗憾呢，尽管这很可能是他当年考进南京大学的最后机会。不过，话说回来，从南京大学数学系走向世界与工程师们频繁合作的他，却一直以数学家的身份为傲。

和盛秦同庚并同一批被录取到计算技术专业，而且第二学期也一同转到计算数学专业的胡著信，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南京小伙子。1974年高中毕业前，他就认真地读完了“文革”前的高中数学及物理课本，并做了所有的习题。高中毕业一年内，他看完了哥哥“文革”前考进南京工学院后用过的《高等数学》教材。他曾给华罗庚教授寄去了他写的三篇数学小论文。这是连见过华罗庚面的魏木生都不敢贸然做的事，可见他的胆量有多大。1975年秋，随父母下放到苏北泗洪县的胡著信家搬来了一位新邻居，也和他的父母一样在公社中学任教。这位教数学的林立老师，有个已到不惑之年的弟弟叫林群，彼时只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小小的助理研究员，后来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林院士1991年带出的博士周爱辉和我合作了十八年，现为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胡著信不失时机地给林立老师看了那三篇小文章。林说第一篇的结果是已知的，第二篇有一点儿小意思，第三篇想法很好，但最后的结果是错的。当林老师知道胡著信对数论很感兴趣时，便说华罗庚写过一本有名的书《数论导引》，南京的书店就有卖。一两个月后，爱惜人才的他回南京探亲时，就帮这个年轻的数论迷买了《数论导引》。几个月内，胡著信读完了书中的前七章，也做了里面几乎所有的习题。1976年5月前后，他的胆量又一次大了起来，不过这次的写信对象是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指出了《数论导引》里的两个小错误。王元回了信，解答了他关于华罗庚著作中几个习题的疑问。受过良师指点的胡著信对数学的痴迷越来越深，终于考进了南京大学数学系，并在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期末考试考出了班上的最高分之一，九十九。

上面所描述的几位全是省内人士，但我不能忘了外省来客，就选与南京大学有历史渊源的周会群吧，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这一对民国第一学府的校友在“文革”中遭受过厄运。在农村插队的周会群虽然参加了1977年四川省的高考，而且考分排在全省的前面，但是到了第一轮录取快结束时还没有学校要他。他的数学正题因为疏忽只丢了十分，但是他从二十分的附加题补回来十几分，所以他的数学考分和王宏玉位于同一个数量级。理化他考了九十多分，语文和政治的成绩也很不错。如果他报考南京大学数学系的话，凭考分应该可以第一批录取。最后四川省招生办公室的人告诉南京大学负责招生的人员，第三等级的C类档案里还有“大鱼”。于是这位四川省高分考生被录取到了南京大学地质系。

那时周会群的脸上可能对地质有着不屑一顾的神态，以为这个“挖掘”地球的行业和他在农村“修理”地球干的是类似的活，根本就没有去读的必要。所以接到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后，他并不打算去报到。他的父亲只好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苦苦哀求他入学。电报的最后一句是：“中央大学是父母的母校，南京大学就是老中央大学”。周会群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于是踏着父母的足迹跨进南京大学。他没有预测到的是，数学没有忘记他。实力雄厚的地质系需要年轻的数学人才，把他托付给数学系，他成了我班的学生。

从数学里突围出来的女同学

说了几个男同学的高考故事，该提女同学了。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女同学名字却像男生，她叫钱迈建，有个跟吴健雄几乎一样响亮的男性化名字。钱迈建出身书香门第，父母皆为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她留给所有同学同样响亮的一则故事就是，在新生进校开学之初，照例同学们要介绍自己，只听她说：“我叫钱迈建，你们今后就叫我老钱吧。”听得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对她刮目相看。她并不太老，虽然比我大了五岁，然而却比全班年龄最大者小了六岁，但是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年龄位于以我的年龄为中心、以二为半径的一个闭区间里，大家自然也乐意喊她老钱了。我们班的老三届同学被同学习惯地以“老+姓”称之。然而班上的老三届们反而嫌钱迈建老得不够，有的一直拒绝喊她老钱，代之以“大钱”，尤其以老冒为代表。或许这个称谓就是冒荣首创的，因为他人文背景最强。“大钱”这一称谓形象地刻画了钱迈建的特点，她不仅年龄比一般同学大些，而且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看上去比许多男生还要高。更有甚者，她性格开朗，大气随和，人人都喜欢与她聊天，包括政治辅导员。老钱就是老钱，大学四年，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成绩几乎门门五分。她“巾帼不让须眉”的最佳例证就是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南京大学录取的近一百八十名八一级硕士研究生中，她的考分在全校排到第一。这自然惊动了校报编辑部，做了一回报道，让数学系的领导得意了好几天。大学毕业后，王思运、何炳生、钱迈建、倪勤和我共一女四男考取了何旭初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除了何炳生转为留校任教而立刻被公派到德国留学外，其余的人继续同窗了两年半。“师姐”的存在，增添了我们读书时的乐趣。

钱迈建的高考经历也具有传奇性。她是上海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少年时学徒的那个社办厂就有两个这样的上海姑娘，是插队知青，吃苦无数，最后都嫁给了当地人。钱迈建比她们更爱读书，实际上只读过小学的她自学了数理化。高考时她已在辽宁当了电厂工人。同厂的一位大学生技术员被派去监考她的考场，发现她数学考得挺好。但是，考得不怎么好的其他考生都去体检了，却没有她的份。她想这不可能，于是下了夜班就急忙跳上卡车直奔县城查考分，站在车斗中吃了二十分钟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冷风。到了县文教局坐等了一天却没人理她。后来有人问她为何这么自信考得不错，她转述了那位技术员监考官的非官方打分。于是招生组长连夜开车去地区查考分，才发现她考了全县第三，却被登记漏掉了。有了这个“死里逃生”的奇迹，她当然有资格一进大学就以“老钱”自居。


在女生当中，刘必跃这个名字容易令人想起“大跃进”，是的，她出生于1958年，与我同岁。她的家乡在江苏北部的最大城市盐城。据说那个地方以盐成名（美国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也是名副其实，因为盐湖是那里的最大地理奇观，游泳不必担心淹水。1989年6月，我们全家从美国中西部向西旅行，沿途顺便访问了在那个湖旁边的犹他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尹光炎，他特地开车带我们观赏了这个景点）。刘必跃出身于政府官员的家庭，那个时代的干部普遍比较廉洁，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好，她就是一例。1977年应该是刘必跃一家最高兴的一年了，因为不仅她考进了本省最好的大学，而且她的弟弟也被同校录取，进了化学系，更有甚者，她的姐姐被旁边的南京工学院录取，那是曾和南京大学同是一家人的好学校。一家三子女同年考上名校，作为父母的刘局长夫妇，该是多么自豪。刘必跃除了成绩好，为人也热情诚恳，所以一进大学大家就选她当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而她的工作搭档就是下一段中的主角、前面已露过面的倪勤。

班级团支部书记的行政伙伴应该就是班长了，相当于各级政府都有几套领导班子。我们进校时，一位朝气蓬勃的帅小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个头很高，腰杆笔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家乡仪征县离省城南京不远，但属于我家所在的扬州地区。我们的首任政治辅导员邱增煌老师是他的老乡，但他们以前并不认识。倪勤的高考成绩肯定很高，至少从他被第一批录取这个事实来看，但他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他的实际分数，像保守党的秘密一样守口如瓶，即便我和他后来成了关系密切的师兄弟并且长期都有往来。他未告诉我他的高考成绩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和我一样，也不知道这个成绩，因为1977年考生的高考成绩是不公开的。倪勤的确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而且是老党员，进南京大学前就已经是正式党员了。那时候，他作为地方重点培育的年轻干部，在县农业学校学习工作，成了一位又红又专的人才。作为全班唯一的正式党员，倪勤理所当然地被选为班长。到了我入学后的第二学期转专业进入本班时，他已经是个言行一致、受人尊敬的好班长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他召集的全班短会上面容严肃、讲话简洁地向大家交待系里的要求和对班级的希望，给人以颇具威严之感。他把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朴实的工作作风带到了班级，影响了一批同学，也先后介绍了几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同学入党。进校第一年我一直对他仰视，因为他和我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当我们变成同样师从导师何旭初先生的师兄弟后，我就把他当作“兄长”看待了。

外省考来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来自同一地方，而且性别分布得很平衡，一男一女。这个地方就是首都北京。他们无疑是北京市考生中的拔尖者，才华横溢，但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那标准的京腔普通话，令我这个家乡口音最重、普通话常说不准者自惭形秽。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同学们进校时的青春气息，但我曾听说张砚凝开学前南下金陵抵达校园时，上身穿的是比较破旧的棉袄。和我同岁的他，也和我一样遭受过“文革”中的磨难，但磨难练就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助人为乐的品格。这不仅表现在他大学四年刻苦读书的顽强拼搏精神上，也体现在和同学和睦相处热心待人的优良品质上。游星辉的身上明显带有文科女孩的气质，她的父母同为北京一家人文期刊的编辑，家庭的背景很难让人理解她学的居然是陈景润学过的数学分析。或许她选择数学就是因为想中和一下她所遗传的太丰富的文艺细胞，或者她的父母“文革”中吃过文科之苦，而将她推向理科之路，就像我拿到硕士学位留校工作时曾经教过的一名物理系新生那样。大学四载，游星辉的幽默细胞与日俱增。到了毕业前夕同学互赠留言时，当其他同学搜肠刮肚寻找最文雅或最励志的词语时，她给一位同性学友送上了“早生贵子”的祝福，对另一位异性同学则贴上了“老老实实做人”的标签。这位同学想了四十年还是不得其解，这是对他求学四年老老实实做人的肯定呢，还是觉得他并非如此，因而希望他毕业后老老实实做人呢？不过这位同学还是尽量按照她的话去做了，这位同学就是我。

陈景润学过的数学分析，一般人都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学了，居然天下有九名女中豪杰被录取到我班学习，约占全班人数的五分之一。我们系的下一届，好像没有这样的高比例。她们当中除了两人，其余都来自本省。而这七位江苏女考生，只有一个家住苏北，仅占七分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何苏南远较苏北发达，因为苏南的女子平均就比苏北的更有才华。好在苏北的这位，姐姐和弟弟都和她一样厉害，这才为我们苏北同学扳回不少脸面。可惜我班九名女生中的两位南京女孩，大学毕业后不久先后去世，令人唏嘘。剩下的七名女同学，她们的大脑本来就十分发达，经过四年逻辑推理魔鬼般的思维训练，个个“身怀绝技”，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都事业有成。在省级技术部门或部级研究单位的那几位，学过数学的她们把工科院校毕业的工程师们打得落花流水。在大学教书的另几个，也把书教得滴水不漏。本省男同学的地理分布情形稍好一点，在三十四名江苏男生中，苏南的有二十一名，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三，另外的十三名则来自苏北。看来，苏北要想超越苏南，一定要花力气提高教育的质量，尤其要增强女孩子的各项素质。

班上还有一“老”，却不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他叫翟灿芳，名字很女性化，实际却是男子汉一个。不知何故，大家都习惯性地喊他老翟，他也乐意接受，并不因为自己和我一样诞生于五十年代而提出抗议。他的高考成绩我们不必问了，只要听说他的哥哥“文革”前就考进了清华大学，就能可想而知他有多厉害。但是这种“厉害”是立足在另一个“厉害”之上的，这就是，他和华罗庚一样没有上过一天高中！因为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当小学民办教师的翟灿芳险些都报不上名，好不容易才说动领导，将上面引号内四个字中的最后一个，改成了一个有力的同音字，一下子以“同等学力”报上了名。让领导信服的方法就是罗瑞卿大将六十年代所发明的“大比武”——他在一个摸底考试中将第二名拉下三十分。于是一字之差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此事足以和雍正改一字继承康熙皇位的传说相媲美。结果是，扬州地区的初考，他数学考了个满分，比同属扬州的我厉害多了。如果按老翟所云“我上的中学是一所非常一般的农村初级中学，两个平行班，六四届一百多人没有一个考上高中”，他就是跳过了高中而直接跳进了大学的。如果不是那场“文革”，大概他也会及时跳进他兄长毕业的那个清华园。翟灿芳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做事细心，可以用来证明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其随笔《论读书》中的断言“数学使人周密”，所以他最适合当“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班上享受助学金的所有同学都感谢他，因为他一直是个尽心尽责的生活委员，而且从来没有贪污一分公款。如果当今各条战线的财神爷们都像他那么廉政的话，我们甚至不必理会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诅咒“金钱”这个万恶之源了。

七七级大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区间的年龄分布。在我们班，这个区间的跨度是十四岁。最年长者出生年份是1947年，至少有两人的生日落在这年。年龄最小者出生于1961年，仅宋方敏同学一人。他籍贯无锡但却是从镇江考来的，曾拿过镇江地区中学数学竞赛的第一名。他的亲叔叔是个老三届，却比他迟了一年考上大学，上的也是南京大学，不过是天文学系，考同一所大学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叔侄同校，可以互相照应。宋方敏极其聪明，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作为在校生考上了大学。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甚至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没人和我同年。由于“文革”中学制缩短，我总共只读了九年半的书就离开了学校，五年多后才进了大学。如果我没有停学五年，有可能会继续保持全班年龄最小的记录，虽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在美国曾和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朋友聊到“年龄问题”，他感叹当年读大学时因为年龄太小而失去许多，可见年龄小不一定是好事。美国神童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对此深有体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日记中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班上一位同学，性格很开朗，年龄比我大了一岁或两岁，一听说我号称是“七二届高中毕业生”，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比我大却比我迟毕业，这不可能。他以为我吹牛，要和我打赌，赌金一百元，当然是开玩笑的，那时一名讲师一个月的工资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我也想耍弄他一下，马上答应开赌，于是喊来了王宏玉和居志建做证人，他们一个是我表兄，一个和我同校高中毕业，都对我何时毕业，多大毕业了如指掌。于是打赌者不得不认输。
洋洋洒洒行文至此，然而，我的一大半同学仍没有露面。他们各具特色，面目生动，也满有高考的好故事。他们当中有学霸、有才子；有学而不厌者、有兴趣广泛者；有一呼百应者、有一声不吭者；有追求完美者、有四处涉猎者；有考试至上者、有藐视成绩者。总之他们都是人，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但是他们在校四年普遍受到数学系老师们的赞扬，毕业后也被各界视为值得信赖的好大学生。

四十八个年龄方差不算小的青年男女，跨进了南京大学校门，组成了七七级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大家庭。九名三十岁的老三届朝气依旧，精力充沛，试图夺回逝去的光阴。大多数二十岁左右的学子，摩拳擦掌，憧憬未来，准备大干一场。我是4月8日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大门的，入学报到后住进南园宿舍楼三舍四楼的计算技术专业的418房间，这一天我与第一批进校住在隔壁的计算数学专业的王宏玉不期而遇，深感愉悦，没想到我们竟然又成了同窗。他帮我安顿好床铺后，又带着我在校园内走了一圈。那雄伟的教学楼、古雅的北大楼、尽显民族风格的西南楼等让我看得流连忘返。我知道紧张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就要在这美丽的校园开始了。
 定稿于2023年12月1日，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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