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写于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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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中国与越南作为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完全具有形成政治同盟的基础，因为双方的共同利害实际上要远比他们彼此意识到的更深。
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中国在英美颜色革命的攻击下崩溃，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越南政府，很难想象越共能够在一个没有当前中国体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政权，如果中国出问题，那么越共大概率会像曾经的齐奥塞斯库，难以单独维持并迅速崩溃。

反过来，如果中南半岛的颜色革命取得成功，对于中国来说不下于防洪堤坝的破碎——比如缅甸和泰国的旧体制政府在代际浪潮下崩溃，并影响越共走向瓦解，那么这就很难避免会对中国形成类似于1990年东欧国家轮番崩溃后对苏联本土形成的多米诺冲击，这同样对中国是一种重大风险。

所以，对于中越两个意识形态重大利害如此趋同的国家来说，假若因为琐碎的争端而走向对抗，那将是一件历史性的悲剧，其糟糕程度将不下于1914年的俄德战争，任何一方因承受不了冲突而催生革命，都会使得革命病毒的孢子越过边境而感染另一个国家，最终结果如同俾斯麦在1888年的预言那样——“任何一场德国皇帝与俄国皇帝的战争，都会使得革命成为最后的赢家
”
。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争端必然导致的毫无意义结局，我乃提出了所谓的“保守主义联盟”（链接：《
梅特涅式保守派同盟：中国反制英美围攻的外交出路
》），只有这样，中越之间甚至中国与泰国等才能意识到彼此共同享有的重大利益，从而以此建立协调的基础。

说起来，越南方面近期与中国的和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越南方面更能够意识到中越之间的共同意识形态利益——这使得越南改变了去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南海反华政策。
1、从2020年7月开始，越南的邻国泰国兴起了年轻人为主的意识形态革命，到了拜登执政时期，这种革命浪潮蔓延到了缅甸，并在柬埔寨呈现出阴影，形成所谓的奶茶联盟，这些都对越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安全变得比南海争端更加重要，中越之间显然享有更多的共同利害；

2、美国拜登政府相比于特朗普更加看重意识形态民主化浪潮，更敌视威权体制，这就使得拜登政府与多次连任的越南阮富仲政权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也更难以建立合作的信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拜登的意识形态外交将为中国提供建立保守派联盟的政治基础。
所以，中越近期的一拍即合并不让人意外。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在对待越南问题上，不仅仅要从单纯的领土争端和经济利益看问题，更要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意识形态利益，就像梅特涅亲王所说的那样，堤坝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过于彼此的嫉恨，没有比堤坝之间互相残杀更加愚蠢的事情。
因此，只要中越双方能够凸显双方的共同利益，就足以形成牢固的协调，并避免英美的挑唆，从而实现国家的重大利益。

进度条，百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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