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应该明白一件事，谁是主人？

11月的深圳，仍像是春天。
坐落在深圳河畔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里，张思平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陋室铭》。
这位研究院的创办人年近70岁。退休前，他的办公室内挂的书法作品是“天道酬勤”。退休后换成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前两年，又换成了《陋室铭》。张思平解释，3次换书法，标志着他人生的3次转变。
如今每个工作日上午8点，张思平都会到办公室写书、做研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从20世纪90年代到深圳工作，近三十年来，张思平一直参与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2003年任深圳市副市长后，又长期分管国资国企和全市改革工作。
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张思平在年初出版新书《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梳理了四十年来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历程、内容和理论创新方面的突破，力求对未来深圳乃至全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参考。他希望，这本66万字的著作，不仅是对深圳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总结，还能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2023年11月17日，在深圳，张思平就深圳的改革尤其是深圳国企改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总结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实践
南方周末：出版这本书有什么契机？
张思平：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写了约4万字的文章《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的基本作用、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本阶段、深圳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基本经验，以及深圳改革开放中的不足和挑战进行了梳理。
这篇长文作为一家之言，难免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也受到了理论界、改革界和出版界的关注。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能在文章的基础上，写一本全面总结深圳改革开放的学术性著作。
由于自己的经历、水平有限，写一本全面总结深圳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著作力不能及，考虑到自己在深圳工作近三十年，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对这一领域更为熟悉，国企改革的讨论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用两年时间写完了《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这本书。
南方周末：有读者用“难得的真诚”来评价这本书，比如你在书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在“放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遗留了一些问题。你自己的评价呢？
张思平：深圳在四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既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有不足和失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抓大放小”过程中，对一些难以生存的小企业，采取了关、停、并、转等多种方式退出。在“放小”过程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对下岗职工的安置和保障没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后来造成相当一批下岗职工生活困难。我看过他们的住处，住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生活条件很差。
2003年在深圳国有企业布局调整过程中，我们尊重历史，制定了补充配套措施政策，花了很大力气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南方周末：你在后记中写道，“有幸的是，自己既能亲自经历这场历史变革，又能在晚年为后人留下这场历史变革的一些记录和历史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事业来讲，我能做的事已经做完了。”这一段话蕴含了你怎样的情绪？
张思平：更多的是期待。我们这批老同志，为国有企业改革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明确未来需要坚持什么，应该改正什么。
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个过程
南方周末：你和改革是怎么结缘的？
张思平：1986年，我以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的身份去美国参加全球生产力研究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到了美国后发现，我们的小卖部和人家的商场无法相比。当时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差距，100年都赶不上，我们一定要对外开放，学习美国实现现代化。
那时我已经是湖北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但从美国回来后，我就认为应当去改革开放的前沿工作，于是先去了深圳考察。罗湖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基本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同武汉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1988年中央决定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深圳已经有了发展的基础，在海南发挥的空间更大，我就通过组织调动到海南。
南方周末：你在海南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在两年后又去了深圳？
张思平：组织部门给我两个岗位选择，一个是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个是组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主持工作。我长期研究经济领域，对宣传工作不熟悉。我在年轻时就接触过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内容，到海南后很快适应了从理论到政策再到改革的过渡，参与起草了海南省政府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参与制定了海南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参与了洋浦、三亚等重要片区的规划，当时我小有名气。
1989年后，“海南热”冷了下来。正是那个时候，我有机会赴深圳担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南方周末：刚到深圳时，深圳国有企业发展情况怎么样？
张思平：深圳国企跟其它城市不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没有什么国企，商业就几个小商店，工业就几个小工厂。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市委负责人梁湘等同志很有魄力，通过将专业局转为公司等方式诞生并逐步发展了一批国有企业。我到深圳的时候，国企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港口、路网、供水等基础设施，已经通过国有企业建立起来，同时还成立了商贸、石化、轻工业等公司。那时中国仍是短缺经济，属于卖方市场，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暴露。
南方周末：你学经济出身，有没有意识到过去几十年国有企业高速发展背后潜藏的问题？
张思平：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探索中不断深化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后，我们对国有企业僵化的内部机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我们当时普遍认为，只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改革、政企分开和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能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弊病，国有企业不仅都是能做好的，并且都是可以做强、做大的。为此，深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要发展30家大型企业集团和一批超百亿的骨干企业等，当时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充满信心，对国有企业发展雄心勃勃。
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还在推进，但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对外进一步开放，大量外资进入各个领域，它们有资金、技术、管理和国际市场等优势。民企也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机制充分显现。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在与外资企业和民企的竞争中，国有企业的问题得到更多暴露。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经营困难。
1997年担任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后，我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既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即使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都能在竞争性领域做强、做大、做好。这个时候就要进一步思考，国有企业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开自身的劣势，在经济发展大格局和现代产业体系中，需要国有企业干什么？国有企业能干什么？
南方周末：你觉得国有企业应该干些什么？国有企业能干什么？
张思平：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标是让它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而不仅仅是政府追求GDP的平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运行的安全，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也是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国有企业不能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和特别扶持，在竞争性领域与民营企业争夺各种资源和发展空间。
南方周末：在认清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后，深圳做了哪些工作？
张思平：我们提出，国有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安全有序退出竞争性领域，把国有资本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发挥国有企业的基本保障作用。2003年到2005年三年时间，深圳市进行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基本完成了调整目标。
南方周末：同样是在2003年到2005年，深圳也有几家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领域。
张思平：那个时候房价还没上涨，地产竞争也很激烈，民营企业开发楼盘一平方米能赚1000块钱，国有企业开发就亏本，经营不下去。我把一部分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领域。
南方周末：假如当时房价已经上涨了，你还会作出这个决定吗？
张思平：我的理念是，国有企业不应以在竞争性领域追求利润为目标，应该为政府建设更多的保障性住房，而不是过度商业化盈利，这是国企的责任。
2020年1月，张思平（右）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左）在深圳。（受访者供图）
“深圳的发展符合我们追求的目标”
南方周末：对于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你如何思考？
张思平：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希望做强、做大，这个口号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是靠什么来做强、做大？是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别支持下做强、做大，还是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做强、做大？
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应该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谁做大都可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别支持，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硬要去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这样的结果，部分国有企业可能做强、做大了，但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影响，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变低了。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看，深圳整体的改革符合你们当时设计的目标吗？
张思平：深圳的发展符合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亲身参与到深圳的建设过程，哪条路是怎么修的，哪栋楼是怎么盖的，哪家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都清清楚楚。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深圳要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就要通过改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跟上世界潮流，与世界文明接轨。
南方周末：你还对哪些改革议题关注较多？
张思平：深圳常住人口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常住户籍人口只有五百多万。我认为从短期看，应该扩大户籍人口占深圳常住人口的比重。可能有人担心过多的人留在深圳，超出财政能力。但在我看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有固定的工作，为深圳交了税，给城市建设作了贡献，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尽可能做到公平。
南方周末：2003年3月，你出任深圳市副市长，你在履职时说：“我知道改革必然涉及既得者利益，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只要自己干干净净干事情，只要自己一身正气，肯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
张思平：我在深圳和广东当过多年的体改委主任，主持过审批制度等多项改革。审批权就是各个部门的命根子，改革触动人的利益，触动部门的权力，除非不改革，哪怕做得再好，也会得罪一些人。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例，在一段时间内，改革的对象可能对我有意见，但或许他会慢慢理解，这是政府在转变职能。
南方周末：作为副市长，你在自己的头上改革过吗？
张思平：我认为，无论是在体制内外，不同的利益群体，既有促进改革的一面，也有阻碍改革的一面，人很难摆脱个人和群体利益对他的限制。不过我作为市领导，分管改革的时间达12年，从来没有站在个人利益和我分管的部门利益上，而是站在全局利益上推进改革。
南方周末：2014年，你年满60岁，在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任上请辞，投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创办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张思平：当时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已经注册成立，我想尽快去办好这家研究院。根据我们的设想，创新发展研究院是以推进改革创新为己任的建设性、社会性民间智库，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近些年，根据各个方面的变化，创新发展研究院主要聚焦在促进科技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面。
南方周末：研究院成立后，你组织发布《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这份建议言辞比较尖锐，也有人质疑你为什么在任上没提这么大力度的改革方案，退了才提，你有何回应？此外，你如何看待批评与被批评？
张思平：质疑的人不了解情况，我在体制内时批评干部比这激烈多了。内部批评就像家长批评自己的孩子，有时说得很严重，但到了外面就要给孩子面子，以免影响孩子的自尊心。我们内部提出的改革观点以及对某些方面的批评意见，尺度也远超过我公开发表的文章。
这不光是我对内部批评的态度。我担任深圳市副市长时分管交通，当时有家媒体几乎天天批评堵车问题，大标题起《黑色星期一》。我每天都看报纸，把它当作我工作的重要依据，开会也邀请媒体过来。深圳哪里不好，不是在抹黑深圳，不是负能量，起码我不这样认为。现代政府应该想明白一件事，谁是主人？
附：张思平简历
1954年10月生，河南延津人。1971.05—1973.09，铁道部第四铁路工程局二处工人；1973.09—1976.01，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计划统计专业学生；1976.01—1978.09，湖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教师。
1978.09—1981.0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09—1985.03，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85.03—1986.04，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04—1988.05，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副研究员（1986.12）（其间兼任洪湖市副市长）。
1988.05—1990.04，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1990.04—1993.12，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1993.11—1997.12，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7.12—2000.02，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0.02—2003.0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2003.03—2010.05，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10.05—2010.06，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10.06—2014.11，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长。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网站，采访者杜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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