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蔡皋是当代中国最富成就的绘本画家。英国剑桥艺术学院儿童绘本专业创始人马丁·索里兹伯瑞教授将她的作品列入《100部伟大的儿童图画书》。她将中国绘画传统与现代技巧结合,让为儿童而画的绘本,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同时,大画家也是一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湖南的长沙老太,一位褒有童心,崇尚天真的性情之人。她在公寓的楼顶建造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在灰色的水泥森林中点染出她自己的一片葱茏。
但成年人的生活当然不止这些,特别是从苦难岁月走过来的老人。要探寻一位画家作品的奥秘,有时候就要看她如何对待生活。本文试图描摹生活中的蔡皋,她以孩子的眼睛作画,也以孩子般的纯真之气生活,那些沉重的东西,那些不得已的羁绊都不能限制她,她看见一切的好,用以“抵挡岁月带来的颓唐”。 即使到了老年,她依然要让生活过得生气勃勃,而生机,是一种力量。
作者胡卉
编辑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接太阳
家蔡皋在楼顶有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仪式。仪式每日清晨恒常而庄严地开始,却不为人知,——像契诃夫小说里的议论:由于环境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一个人生命里那些真正有趣的、必不可少的、构成生活核心的事情,总是在默然中进的。
夏天时,早上五点多钟,她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洗手洗脸。然后掩门,登高,去公寓楼顶。入口处已经不像一个楼顶的走廊,更像宫崎骏电影里枝繁叶茂的林间道,抬头一看,密不透风的花叶中间,只透出几线细窄的青天。土虽然较浅,藤蔓植物的根茎却壮如乔木;文竹攀爬到紫藤花上面,如同一大片绿色云朵。凌霄花怒放,风一吹,落下的花朵,“像放鞭炮一样,一地红”。
蔡皋在楼顶
她喜欢这走廊,这是人和植物共同努力二十年还在生长的杰作。
楼顶的东南角有一个小池子,本是用来养莲花的,后来也顺便养了菖蒲,绿藻,水葫芦,几条小金鱼和一群癞蛤蟆。她最爱看莲花,从清晨到傍晚不同的时辰去看,像莫奈看日出。她讲花苞,长相是人双手合捧的心字,“一种力很内在,却有把持”。荷叶呢,在她眼里是一本一本打开的袖珍书,完全地打开,心思发露,如此坦荡荡,如此磊落。莲蓬是铜雕铁铸的气质,莲子是子弹,响当当的刀枪不入,弹在地上有脆响,她佩服它“真有种”。但她最敬的是它的柔软,“把它丢到泥巴里,它就心慈心软地发出根,长出芽来。”
楼顶花园一角
为什么这么喜欢莲花,她到晚年才领悟到可能的因缘。“”时期,她从株洲县文化馆被调到乡下一所极荒僻的小学教书。学校设址在千年古寺开历寺,寺庙周遭的地形状如莲花:重重叠叠的群山是花瓣,处于正中的开历寺是莲蓬,她就在莲蓬里生活了六年。
经过走廊、莲池,身后的菜园瓜藤,她站在数百种植物之中,化身一株植物一样吐故纳新。她感到一身轻爽,心灵清澈,黑夜间沉积的浊气已经涤荡干净。
楼顶的莲池
那么,仪式可以开始了。她面朝东边,伸出手臂,感觉沁凉的信息从手心进入,生命的力量从指尖无限延伸,平行着去拥抱同样在无限延伸的太阳的光线。她深切地感受到流动和无垠。她把这场仪式叫做“接太阳”。年深日久,“接太阳”成为她开启日子的独特形式。
有一件小事。她无意中得知小区里一位老人每天早上面朝太阳,念诵《太阳经》。不是什么真的佛经典籍,名字也是老人自己取的,但听起来不就像她“接太阳”的仪式么。老人说,儿子在外跑车,她每天晨起对太阳诵经,太阳会照拂儿子平安。 
蔡皋是一个画家,避不开要思考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好的东西放在好的形式里会获得一种庄严感”。两个老人都一样,接了太阳,诵了太阳,一天就镀了光。
白鹤峰
在蔡皋身上,对仪式、形式的看重,可能除了画家的身份,也有湖湘地区历史悠久的巫文化的影响。后者相信万物有灵,赋予普通的自然物事以人性、神性,在其中寄托和深藏着一份人往来天地、沟通万物的精神能量,——蔡皋1946年出生于长沙,一直居住在湖南。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给湘西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阿黑小史》画过插图本,故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巫师”。沈从文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
《阿黑小史》插图本里吹牛角的老巫师
蔡皋曾为作家、出版家钟叔河的《学其短》配插图。在这本做给小孩子的古文故事书里,有一篇讲苏轼种树的:苏轼在白鹤峰的新居落成啦,写信向朋友讨要果树:柑橘,柚子,荔枝,杨梅,枇杷,栀子,不必都有。钟叔河也住公寓楼,二十楼,感慨说,种植亲近自然,又满足审美趣味,只是难得有白鹤峰那样的地方来建屋栽树了。
蔡皋美丽的楼顶是她和丈夫萧沛苍建造的一个“白鹤峰”:有人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这一带社区,千家万户,上帝的眼睛也只能看见这唯一的一片绿意。如果你站在蔡皋的位置,站在她的楼顶极目远眺,除了天空和太阳,满目是看不到边的灰色楼宇。你看见大地上面摊着一张水泥钢筋的大饼,用蔡皋的比方是,“有一只强劲的手正昼夜不息地把这张大饼摊得越来越远”。
她在日记里写:“愿天下苍生都拥有一扇东向的窗,一个如此美好的楼顶。”
蔡皋《花与人》系列之一
等到晚一些,城市上空萦绕的白雾散尽,丈夫萧沛苍也来到楼顶。他中等个子,体型较瘦,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版型的牛仔衬衫,一头雪白的卷发留得较长,风一吹,有种蛮飘逸的风度。有年轻人说他很时尚,两个老人就笑。蔡皋直言相告,这套衣服他穿了十几年没换,因为她没有空帮他添置衣服。卷发么,是天生的,留长也不是摆艺术家范儿,而是他画画发痴,只愿意去画室,不愿意去理发室。
长沙的夏天很热,早晨倏忽过去,接下来一天,空气都是烫的。每天要提几十桶水浇灌植物,这主要是萧沛苍的劳动,对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来说,是一项蛮繁重的功课。好在他身体健康。他浇水很仔细,比如贴墙长的蕨类,他每天浇满十桶水,确保它战胜又一个高温天气。他在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学油画时,全班不上课,被放到林海莽莽、莽蛇出没的莽山开荒,山上到处都是蕨类,有同学饿坏了,拿毛料长裤和农民换了两个蕨粑吃。后来,萧沛苍画过几幅大尺寸的《蕨》,一幅他送了人,——老朋友钟叔河很喜欢。还有一幅,在广州的美术馆展览时,突然不翼而飞。调监控才知,原来是前一天晚上,两个法国人前后抬着,偷走了。当然,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进入老年后,或者说,自从二十年前搬进这套属于两个人的公寓,几乎日日是好日,日日都清甜,颇有些像这楼顶老树金银花的味道。
萧沛苍在楼顶
一个早晨,两人忙碌完,沛苍摘了一朵金银花尝,他说:“甜咧,怪不得蜜蜂喜欢。”
蔡皋赶紧摘来尝,发现甜味的出现像从一个针孔慢溢出来,是极细的一个点子。金花有甜,银花淡,她心想,难道甜也需要时日酝酿吗?
很多时候,对于她的想法,丈夫都是不求甚解地点点头,护着说,“嗯喏”。
有两只野蜂后腿上挂着两兜米黄色,她说:“看喏,那是它们装蜂蜜的罐罐吗?”
“嗯喏。”沛苍仰着脸看。
她说:“真希望它们在楼顶做个香香的巢,好养小蜜蜂。”
他擦干手上的水渍,点点头,银发在太阳底下分外的亮。
片刻之后,她下了楼,绘画一团金银花絮和几只蜜蜂,趁着它们在眼底的映照还很清晰。她这个生活习惯有三十多年了,一行作画手记是这么写的:“楼顶如此浪漫,真是天知地知,花知我知。”
他画得好
从楼顶摘一些瓜果,绿叶菜,有时也带回一点想要制成标本的菜籽、黑茶叶、昆虫、麻脚蚊子,她高兴地下楼做早饭。
用她的话说,两人,一日三餐,三日九餐,做起来简单,朴素,却也有味。燕麦粥用牛奶冲开,配一些蔬果鸡蛋,如果那天的蔬果不是提前拖着小车去菜市场买的,而是从楼顶摘的,那称得上有滋有味,有情有致。大多数时候,她舍不得,比如,丈夫从野地拔了几根胡葱子种下,她舍不得拿来炒鸡蛋,她要看它结籽。
饭厅很有湖南民间的味儿。 
一进门就入眼的,是餐厅那面墙,摆了满墙蔚为壮观的青花瓷的盘子,罐子,花瓶,烛台,以及人像木雕。大多是夫妻年轻时一起去乡下写生遇见的。民间只当器物使用,文物市场也不像后来那么疯狂,夫妻俩只觉得好看,——特别是上面画工的笔触纯熟生动,题的诗词意境书法俱佳。 
客厅一角
这面墙壁的角落,女主人还摆放着几样遥远的民间日常生活的组成:竹编的针线篮子啦,菜篮子啦,石头水缸啦,缸里斜斜地插着几枝风干的莲蓬和芦苇。不知为什么,寻常事物,她的眼睛总能看出好,看出珍重来。
她希望自己用一双敏感和超越的眼睛看见好,看见本质。注意力千万别飘移不定,要盯着看,要长久地凝望,才可能看见被表面遮蔽的东西,——就像年轻时看那些艺术系男生的画。她正是通过这种“其实不必为人道”的听起来有点玄妙的方式,选择丈夫的。
客厅里摆着蔡皋绘画的湘绣版本
那时候,她二十二三岁,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在那里遇见了萧沛苍和他湖南师大艺术系的校友们。大家的工作内容都是画毛主席像,“为群众提供精神生活”。受过苏联绘画体系教育的男生们也写生,描绘自然风物,或者偷偷地练习人体素描。她看过许多男生留在那里的画,觉得铅笔小字题peicang的那个人画得最好。她要去认识一下他,可是他已经下放到五七干校,做木匠,扛大梁,帮农民盖房子去了。直等到有一天,听说他回县里打篮球赛,她跑去球场看他打球。
如果你问她当年到底从画里看见了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她的观点依然稳固如新。她的手臂撑着深色大板桌,镜片后面深邃的黑眼睛久久地正视你,热情所致,表达的方式说是声如洪钟也不为过。
她说:“艺术是人吐出来的东西,是人切近本质的东西。如果你是浑浊的,你就画不出纯粹,因为你不懂得纯粹。你心地肮脏,你的作品里也有,你躲不了。你一肚子愤恨,你就是画菩萨都画不出慈悲,画不出崇高。你看有人画的佛陀,他有多俗,那佛就有多俗。艺术的呈现就是人自己的呈现。我看每幅画,看到的都是人,人的品相。”
“他画得好”。她单凭这一点确定了丈夫。
萧沛苍与作品
萧沛苍和她一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定了性,归了类,什么好事都轮不上;组织看她相貌周正,性格开朗,给她做媒一个“红五类”,她不要。一如之前她不要举报同事,不要在“掺沙子”机制中做“沙婆子”(指在“臭知识分子”群中做分离物质)。不听话,屡教不改,给了人不知好歹的敢对抗的印象。紧随新婚而来的是惩罚,调她一个人到偏远乡下的太湖小学教书。
太湖没有湖,只有绵延不绝的山,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如绿浪滚滚,宛如起风的湖面。年轻的丈夫挑着箩筐送她去报到,那只能容纳一双脚的狭窄山路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天地苍茫,仿佛只剩这一对人。他气喘吁吁,她快步跟着,在后面偷偷地抹眼泪;如今讲起来都是笑谈,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年轻人顾怜对方又很强烈的自尊心,“幸好他在前头看不见我哭。”
后来她画基于聊斋故事改编的绘本《荒园狐精》,小孩穿大红大绿,立在黑色如墨的天地间,一对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为了救受害而陷入疯狂的母亲,他要挥刀斩狐精。
她大面积使用黑色,表现一种非常压抑的环境。画笔下的孩子身处其中,却有着有勇有谋的作为。小孩面对的和她所面对的多么相似,她赋予小孩灵性,赋予他挥刀斩邪恶的勇气,使得他的生命最终不被抹去,还长出一点开阔和卓越来。
《荒园狐精》里的宝儿
天才无非就是随心所欲地重拾童年
早上七点半,丈夫会出门去画室。二十年前,他从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职位退休后,如愿做成全职艺术家,每天去画架前站八九个钟头,晨去暮归,周末无休。他在画册的后记里写:“画画这事,任怎样了不得,以平常心看最好,如砍柴挑水,耕田种地。”但每日恒常的进行,即使砍柴挑水,也依然是样苦工。
最近他像小孩子一样容易闹脾气,女儿翱子笑着说,爸爸这是肝火旺盛,多喝凉茶吧。 
丈夫萧沛苍在画室
这天早上,沛苍一脸严肃地出门,蔡皋叫住他,说她要讲一个有味的段子给他听。她问他,沛老倌,你知道什么生肖的人儿女最孝顺吗?丈夫驻足等着她报答案。“狗,汪汪汪!”她笑着报了自己的生肖。丈夫埋头要走,她马上说,“除了狗还有一个更厉害,更孝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她大笑着报了丈夫的生肖,手舞足蹈好像中了彩票,“哎呀沛老倌,正好就是我们俩个呀,哈哈哈!”
等到傍晚,女儿来看她,丈夫还没有从画室回来,她心疼地说,“我要是不这么逗他笑笑,他又是不高兴就出门了呢。”
时间倒退二十年,那时丈夫是社长,她被看作“社长的妻子”。至于她的画,只是给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看的吧?拜访者在她家里,或是在路上碰到,“总忘记她的名字……‘唉’的一声过去了。两次是这样,三次,四次……她只好自己做介绍:‘蔡皋,蔡皋……’”
这让人想起墨西哥传奇画家弗里达·卡洛随丈夫里维拉在美国底特律时,只被大众和媒体看作“壁画大师的妻子”,穿着墨西哥妇女的传统服饰,提着绣花小篮子给丈夫送午饭。但弗里达对记者说,“他从小就画得相当好,但大画家应该是我。”
年轻时的蔡皋
蔡皋做绘本,是因为她对儿童始终抱着一种“报恩”的心情。她笃信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如果一个人童年的底色是光明的,他长大后就不惮于面对苦难,换句话说,他不那么容易被摧毁。时光回到当年被下放到乡下小学当老师的时候,小孩子爱她,把珍贵的食物送给她吃。她教画画,同时目睹了小孩子创作的视角和过程。从太湖小学调入县中学后,34岁那年,她出版了第一本给孩子的图画书《美丽的小花园》。
工作之余她从事创作:花木兰,孟姜女,干将莫邪,李尔王,海的女儿,田螺姑娘。尽管有些书只有巴掌大,但是每一页她都是“铺开来画大画”。人的指甲壳在图画书里缩得压根看不见了,但是蔡皋的原作,十个指甲头和上面的小月牙都清清楚楚的,经得住细看。
蔡皋绘本《花木兰》
蔡皋毫不掩饰对孩子的崇爱,她把孩子当老师,叫他们“我的小先生”。在图画书《小先生》里,她极用心地写下身边孩子的日常语言,画下他们的举止形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上,孩子的审美被视为创造性灵感的源泉。波德莱尔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杂志中写道:“孩子在一种新的状态下看待一切……天才无非就是随心所欲地重拾童年。”
蔡皋绘本《桃花源的故事》
很偶然的,黄永玉看到了蔡皋的绘画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这是一本画给儿童的图画书,讲土家族将英雄的战袍洗净晒干,立庙祭祀的故事。画面色彩丰富,层次分明,色调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呈现出由暗向明的精细变化。黄永玉拿起笔题词:“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后来,绘本《荒园狐精》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47岁的蔡皋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绘本画家。接下来,日本著名绘本作家、出版家松居直邀请蔡皋画《桃花源的故事》,这本书被定为日本小学国文教材。英国剑桥艺术学院将她的作品列入《100部伟大的儿童图画书》。当代艺术评论家Jonas Stampe甚至将她与现代主义艺术大师相提并论,“正如马蒂斯,蔡皋色彩丰富的创作展示了一个精细的高度感知的世界,新鲜而生机勃勃,表现了现代主义的准则和中国绘画传统的融合。”
绘本《桃花源的故事》
今天,界内和媒体说她是“泰斗”,“拓荒者”,“宝藏奶奶”;早些年,她在国际上受到的认可似乎比国内更多。有朋友去欧洲的小镇旅行,带回来一幅《宝儿》的印刷品,当地人把她的画挂在超市的橱窗里。
丈夫一出门,偌大的客厅就归她一个人了。近阳台,有一张巴西花梨木的大板桌,采光最好。她在上面工作,要做绘本,画大尺寸水粉画,写日本童书界过世的同仁的纪念文章,“作业多得三头六臂做不完”。因晚上灯光的冷暖干扰她对色彩的感知,她只在白天画画,所以画架也近阳台摆设,旁边环绕着很多植物:虎皮兰,蝴蝶兰,仙人鞭,紫藤和凌霄花,一直长到阳台外面,阻隔了周边大市场的喧嚣,显出一方幽静自足来。
隔着电视机的那一头,有一幅她的“人与花”系列的大幅水粉画,色彩斑斓的花朵,极其热情的配色,与一个童花头小女孩的半张脸蛋交相辉映。当她创作的时候,是被许多的小孩子环绕的。
蔡皋在客厅工作
将伤痕放到树的内里
回顾一生,画了那么多绘本,都是基于传统故事,她想,是时候做点个人化的东西了,“我自由的东西还冇出来。”时光攒了一辈子,她有好多的故事想讲,好多别的事想做;比方画大画;比方她想出版图文日记《根》《细满》《小先生》系列。
小区楼下有一棵大樟树,枝繁叶茂,在风中沙沙作响。她画这棵树的前半生,是一截低矮光秃的树桩子。这整个被锯掉的一棵树,曾被健身的老人当作放保温杯的“茶几”。它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从茶几重新长回一棵树。她写道,“粗糙的树皮慢慢愈合,将断面包起来,最后形成一个起伏的山丘,将伤痕放到树的内里,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又是大几年过去了,这棵树长成了这个样子——笔直的,乍一看你不知道曾经有怎样的境遇,那受伤的心在树心中长成了什么模样。”
这样一棵树,之所以能历经劫难而未毁,在她看来,是因为树根还完整。
蔡皋日记里画的植物
而人的一生,她想,经过生活的淘洗,几十年下来,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一种自我抵抗时间的敲打,生活的艰难穿凿而过,早就变成筛子或是支离的东西了。
如今的家安静太多了,之前有几十年的时间,饭点一到,饭桌围拢七个人:公公婆婆和聋哑人大姑子“细满”,夫妻两个和一双儿女;会做饭的女人就有三个。
婆婆93岁去世。多年后,她在日记本里细写婆婆做的青菜头炒肉片,赞她能烧得正宗。她怀念人家的好,念得很耐烦:“青菜头要好猪肉或好猪油来炒,不能炒太死,要炒得活而嫩生,油与火候都要讲究,配以葱花,才可以找到我家娘做出来的那种好味道。”
她的好多个日记本都是这样,好话说尽,没有一丝受苦的烙印。然而,女儿翱子知道当年的母亲是真苦,“换谁谁也受不了”。翱子说,早年,父母都在出版社工作,还是普通编辑,薪水不高,除了要赡养没有收入的爷爷奶奶,还要养姑姑“细满”。细满是萧沛苍的三姐姐。细满幼年在乡下躲日本鬼子时,一场高烧烧成了聋哑人。 
哲学家们讲希腊哲学的一个关键思想是“追求卓越”。比如画家高更,四十多岁抛妻弃子,利用少女当模特,少女被抛弃后死于心碎。他所经之处,给身边人造成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从卓越的角度看,高更无疑是卓越的。可是对于一个中国人,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中国人,与蔡皋年龄相近的哲学家陈嘉映有一个观点是,“在我们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受到的限制是非常根本的。”
蔡皋看见她身上的种种限制。如老朋友钟叔河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重乡土自然,二是重宗族家庭。这样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浸润其中的读书人难以逃逸的。即使时代变化,也很难想象一个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像一个当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比如作家卡佛那样公开地表达家庭给自己造成的负累和羁绊,“将近二十年里,我体会到了为人父母才有的喜悦和满足。但如果要我再来一遍,我情愿服毒。”
蔡皋不想提过去。一触及,她就捂着胸口,脸涨得通红,她敏感的艺术家天赋放在粗砺的生活中就算不得什么优势了。她年纪不大就患上心冲,心律失常,呼吸时体内伴随着令人不安的声响,颇受折磨,她说那是一种“拖拉机轰隆隆地碾压过你前胸后背的感觉”。
限制在那里,人力难以改变,蔡皋苦思的是,“一颗生命的种子如何在不自由里头走出自己的理想化”。她最亲近的外婆,身上有侠义风范,替姐出嫁救人危难,换来彩礼让姐姐去嫁更好的人家;她的妈妈,是奉命成婚,她年纪很小就看懂妈妈不爱爸爸,两人之间不相谐,处处障碍,不过后来,“因为他们都是很正直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发展出一种超越爱情的情感,显出般配来。”
“我有幸生在一个喜欢将平凡生活演绎得风生水起的家庭。这家庭的主要人物皆是爽朗端正有趣味的人。”那么,她相信自己同样是这样的人。
蔡皋花园
这天上午,受人之托,蔡皋要为一家做童书的出版社录制一段几分钟的视频,祝他们筹备意大利分社顺利。
女儿翱子调好自拍杆,点开摄像头,让她坐在客厅的大板桌那里,面带微笑地说一段话。蔡皋面露难色,“对着镜头自说自话,好别扭。”她也不喜欢正襟危坐地说话,“像领导开大会。”视频录了好多回,不是忘了给“亲爱的读者们”问好,就是忘了介绍“我是蔡皋”,或者一时说快了嘴,让翱子遗憾地挽救,“哎哟妈妈,分社是在筹建,不是建成。”她感到挫败,也感到奇怪,“怎么不建成了再来找我咯?”在女儿关闭手机重新调试时,她感慨以前书出版了,一件事情就做完了;现在,书好不容易出版了,事情才刚刚开始。很多的事情需要她,却和画画没什么关系了。不知道弄了多久,女儿的皱眉让她紧张,她请求人家走开一点,别看她。女儿走到饭厅去了。她接受自己的失败,关掉手机,说自己不是演员,不好意思,干不了这活儿。但以她一贯的做法,布置的功课,答应的忙,最后都是要完成的。
近年,她写字比早年明显多多了。画画的空白处,常有成段的细小字的议论。73岁时,她出版了第一部文字作品,散文集《一蔸雨水一蔸禾》。她在一本九年前的日记本里写:“文字文字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纸药盒被蔡皋用彩笔涂上条纹,做成文具盒
令人惊讶的是,写作是她埋在心里的未遂的志向。青年时期,选择绘画之前,她本来立志于写作的。她很爱看书,爱文学,至今能记诵许多古文,出版业务的讲稿里使用苏轼散文的拟声词“窾坎镗鞜”,被人误认为是她的“自创字”。她在特殊时期图书馆封锁之前读了很多小说,喜爱法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熟得像班主任点花名册,“雨果,左拉,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也喜欢五四时期的作家,喜欢以方言入文的湘籍作家。
然而,写作是一门极不安全的艺术。经过“反右”,“”,她“见多了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招致大祸的人,再也不敢写了”。
罗校长,罗三德也是很有味的人。他喜欢下班级亲授诗词课,专讲毛主席诗词,讲得高兴时声情并茂,人会一上一下,坐在后排的学生就会看到他忽地没了,忽地又拱出来。有次支援“双抢”,罗校长也去了,他有胃病,每天只能吃二两米稀饭。他忽然在我旁边插秧,一边插秧一边问我:“蔡皋,你看这个插田容易些还是写文章容易些?”这话问得不好回答,我一时无语。但却知道他是看过我的作文的人,很是感激。不料他这话后来被人篡改,成了他在“文革”时期“争夺接班人”的罪状。(摘自蔡皋画册“自序”《底色》)
如今,她感到说话的空间比那时大了,特别渴望写作,梦里出现好多汉字小人儿。她写作无论长短,都是手写。她爱笔,爱纸,吃完西药的纸盒子,她用丙烯彩笔涂抹上红绿橙相间的条纹,便是一个上好的文具盒。她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大姑子聋哑人“细满”的一生。“我与我家姐姐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认得了一种人生活的路子,我要写出来,才对得住她。世上那种天聋地哑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
大姑子“细满”的字
细满,从小到老都让人以为她既聋哑且愚笨,我家娘一贯喊她‘蠢婆’。一屋的灵放人(长沙方言,指聪明人)就约定俗成认她是一个‘蠢婆’。细满细时,随父母家居攸县衡山一带,父亲大人做电报工作,虽然做到了邮电局长一职,也还是居无定所,没有办法进学堂,一世人就只好在屋里帮娘做点家务,在娘手里毕业。娘教学生很实际,写字只教十以内几个数字,另外加上“鞋”字,因为自己学做鞋,至今能写这一个字,即便写错也错得让人认得出。细满学人语也上限于几个常用手势与语言,切菜,喝水,“喝”的手势加上吹一口气表示“沸”,是将青菜烫一下的意思。
蔡皋落座,写字或画画,细满站到案前紧看紧看,她爱穿红色,红袄红鞋红袜子,与红砖墙、明式靠椅相匹配,在蔡皋眼里,“很入调子”。细满的神色宁静如太古,一坐就是几个时辰;蔡皋在案头做事,蓦然一转眼,仿佛看见“细满一坐坐到了明代”。
蔡皋想,不知细满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她敛神时是一无所有,还是有回忆或思索的图像。
她教细满写字。细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肖兰如,写在自己的手板心上,摊开给蔡皋看,有骄傲的意思。 
细满的字写得慢,一上午写出禾苗似的两行汉字,笔画很用力,握笔像铁匠抡锤打铁。蔡皋一看,好多字不可辨认,这里缺一点,那里少一点,让她想到艺术家徐冰拆解重做的“天书”;不过细满的字,没有艺术家的反叛精神,有的是聋味,哑味,机心全无的天真。见字如见人,她把细满写的字只只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里看。
蔡皋把细满的字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里
尽管两人朝夕相处几十年里曾有过龃龉,有过误解,但她不是那种盯着个人恩怨的人。她这一面的心,蛮像白先勇讲曹雪芹,“他包容一切。他不是写坏人好人,他是写人。人都有好有坏在里头。他是以大悲之心,去触动人性的根本。”
她今年77岁了。年纪一大,她心冲、心动过速的毛病更严重了。拖拉机轰隆隆碾过前胸后背的感觉更强烈了。不过,即使她小小的心房如同一个闹哄哄的建筑工地,情义的事情,艺术的事情,还是如一丛生命力惊人的热带植物,扎根在那里汲取营养。
蔡皋
此刻,过了午睡的时间,阳光慢慢挪远了,透过客厅的落地玻璃门,紫藤和凌霄花的枝叶绿意更深了。她在桌前坐定,从彩虹盒子里拿了木梳,花白的头发梳拢到脑后,挽起一个小小的发髻。她的肘部撑在桌面上,一双宽大的手掌托住她泛红的宽阔脸庞。片刻的冥想后,一碗苦涩温热的中药定时地浇灌进她的身体,去帮她的情义她的艺术孜孜滋长,去帮她的心房像生机盎然的楼顶一样,长出一个独立丰饶的“蔡皋花园”。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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