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上讲，抑郁源自人类对外在事物控制力的缺失。人类从小到大，就是从没有控制力到逐渐有控制力，再到控制力丧失的自然过程。当人类丧失对外部事物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后，生存的意义就会消失，抑郁就会袭来。
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在多次尝试后，仍然感觉自己的控制力在丧失，普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社会性抑郁感随之而生。为什么仅仅“发出积极的声音”或者“让消极的声音消失”几乎没用，因为仅仅是环境声音的改变，并没有让不同人群重新获得控制力。
新冠疫情开始后，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应对策略是，以国债扩张为代价，将现金注入民间。尽管美国在疫情前期处置极其糟糕，但从经济上看，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得以维持。疫情控制后，美联储再行通胀治理。在此过程中，AI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再次引领新科技革命。
与之不同，中国大陆并未采取向民间注入现金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减税降费、新增投资的传统方式。这种供给侧的努力，并不能应对需求侧的现实。民众以存款收入对抗疫情，待疫情结束后，消费反弹并未“预期”的发生，因为在疫情期间，民众并未获得社会安全网络提供的信心。原因可能在于，像美国那样注入现金仍不现实，因为这涉及个人、家庭、企业账户统计的精确性，这是社会经济治理基础设施的重大差异。作者曾经提及，美国疫情初期向个人账户提供400美元/月的现金，是源于美联储的统计分析，也即，在2018年时，将近7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月现金，因为美国是普遍的信用消费。如果不补充这种400美元/月的现金，将会很快导致美国出现普遍的信用卡信贷危机。所以，美国注入现金并非肆意决策，而是有具体原因。虽然中国大陆由于缺乏精确的个人、家庭和企业金融数据分析进而难以提供普遍的现金支持，但这不意味着不提供任何支持就可以渡过危机。说到底，疫情管控结束了，但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未结束。疫情的经济账，还要继续算，需求侧的债，还要继续还。
当前，经济上的失落感有多方面原因，除开需求侧政策的乏力外，主要是激励机制的缺失所致。
激励机制从心理层面能够起到形成和构筑个体控制力的作用。
合理的KPI指标往往是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KPI一旦设定好，在考核范围内的主体都受激励机制的影响自行运转，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管理者干预具体事务。但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KPI设定超出实际，这会使受考核的主体动作变形，产生“负外部性”；二是不同目标KPI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经济指标与环保指标、经济指标与风险控制指标，等等。如果KPI的相互冲突叠加KPI超出实际，那整个激励机制就会失灵，所有主体看似非常辛苦的追求指标的完成，整体效果难尽人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如果反复持续下去，尤其在征求各方意见后，仍无明显的改善动作，那么各方的控制力都在耗散，相互指责成为常态，社会性抑郁随之袭来。

在大企业管理中，KPI失灵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解决方案不是优化KPI，而是先搞清楚问题在哪里，找到需要突破的点，由管理层决策来打破顽疾。因为在发展的临界点上，做突破的事有额外的成本和风险，但既有KPI是在既定框架下形成的，因此，
改革的额外成本和风险不可能由KPI考核体系下的主体来主动承担，只能由管理者来承担，这才是真正的担当
。一定程度上，这是大企业管理层存在的唯一价值。

企业如是，国家亦如是。
前段时间，北京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一位初中生在网络上公开质疑学校不顾学生身体，采取填鸭式教学，引起诸多争论。这些初中生是这个冬天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

教育的内卷外因在于就业压力的传导，内因在于教育者教育理念的丧失，把学生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在大企业基层中才存在的KPI导向，如今普遍存在于大城市的“走班制”、“分层制”教学中。当前人类世界对自己下一代最狠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无出其右。也就难怪为什么在中学教育如此疯狂之时，幼儿园却要开始大规模缩编了。
人大附朝阳学校的学子让成年人的世界知道，原来这个时代还有正常的学生，他们勤奋、努力、睿智，知道在初三由自己来规划学习任务、查漏补缺，比整齐划一的接受无休止的刷题更加高效，这也正是他们父母在当年的应试中胜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为逐渐希望掌控自己人生的中学生，通过呐喊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学校已经整改），他们成功的获得了对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控制，这是比分数重要百倍的事，这将使他们避免像周围很多学生那样走向抑郁的人生，也将使他们比其他“乖乖学生”更能理解如何通过影响周围去塑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规则不利，就尝试改变规则，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精神。

一边是成年人的社会性抑郁，一边是初中生愤怒的呐喊。不同的人们都需要自己对人生掌控的感觉，哪怕是虚妄的控制力，也是对抗抑郁的良药。这也是为什么，能（以低成本）满足大多数人控制欲的拼多多们，获得了市场的奖赏。
在这个时代谈不上成功的成年人们，如何不把自己人生已经失控的情绪传导给下一代，如何努力支撑起年轻人控制住自己的人生，恐怕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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