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汪建熙，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曾在证监系统和金融机构任职多年（文章来源：凤凰网、New Economist）


高西庆：风雨同舟三十年，怀念建熙兄

编者按：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汪建熙近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汪建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于1989年加入联办，即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担任会计部主协调，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建工作。1992年11月底加入中国证监会担任首席会计师。被称为“中国第一会计师”。
汪建熙逝世后，当时与他共事的时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与建立工作的高西庆先生发文悼念。
以下为悼文全文：
我从1988年九月初从美国回到中国，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整个工作过程、专业领域、事业范围、乃至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创业，都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而与建熙密不可分。在这三十多年里，无论是建立机制过程中所经历的兴奋与痛苦，还是创业过程中所体会的喜悦与艰辛，大都是与建熙分享、分担。无论是面对监管体制内的各种掣肘与无奈，还是囿于国有金融机构内的种种利益冲突与制约，我们俩都因有着类似的观察角度及处理方式而常常分享共同的苦涩感受。我们都因有着对于理想信念、事业使命的不懈追求和完美主义的处事方式而常常备受打击，却都由于有对方这样的战斗伙伴和知己朋友的理解及支持而勇于直面人生，而相视一笑，而释然。
回想过去三十多年，我前后转换工作近十次，其中属于从头创业开辟新领域、新机构的竟然有七八次之多，而建熙妥妥地与我共同参与了七次创业。
1988年下半年，一批从国外留学、工作、实习归来的年轻人，立志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提高投融资效率、迅速缩小与西方世界的收入差距向中央政府建言，鼓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建熙正是这个队伍中至为重要的一员。1989年3月15日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正式成立，我任首席律师，建熙任首席会计师。1989年初，我们这批人受央行和国家体改委领导的委托，开始撰写中国中央层次的证券管理条例，也就是1993年初出台的《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初稿。建熙深度参与了这个条例中与财务信息披露有关、当然也是其中几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的撰写。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建熙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近乎完美的专业态度。
1989年底，联办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托，与上海市的金融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机构及金融运作机构的领导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紧密合作，积极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初，深圳市的领导也邀请联办人员前往深圳协助建立深圳股票交易所的工作。建熙在这一期间深度地参与了两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为两地证券交易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及法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0年底两个交易所成立之后，联办原先确定的使命似乎完成了。联办的人们一时开始感觉有点失落，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了。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决定发扬我们在资本市场相关专业方面的长处，特别是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建立一个咨询机构（后分解为海问投资咨询公司和海问律师事务所）。建熙为这个机构早期的建立作出了许多贡献。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初建，不仅大量规则制度暂付阙如，而且整个市场上从机构到个人、从上市公司到中介机构、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从领导到群众，都对资本市场这个新生事物没有清晰、理性的了解，各种奇葩事件屡见不鲜，各类骗局话术层出不穷，人称“狂野的西部”。建熙为了这个机制的健康发展而殚精竭虑，积极组织参与各种论坛及学习培训班，苦口婆心地解释各条规则的要义和存在的必要性。
1992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鉴于当时中央国家机关体制内缺少了解资本市场运作及监管的人员，便动员邀请当时联办的主要人员加入这个中央层面的监管机构。这时候，我们马上就想起建熙来。建熙当时正在美国费城陪其夫人郝荃女士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收入差距极大，在美留学生的生活普遍比较艰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熙终于凭着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对美国语言文化和财会机制的了解找到了一个收入甚丰的工作。所以当我提出来说我们要请建熙回来时，好几个人都说，那不可能，人家刚刚找到工作，年薪那么高，正是情况好转、咸鱼翻身的时候，这时候他怎么可能回来？！我说，我们要想做好监管工作，没有他这样的财务专业人士怎么可能？我说怎么都要试试。当天晚上我就给他打了越洋长途电话。结果我在电话上刚讲了几句，告诉他说中央政府终于接受了我们四年前提出的建议，要搞证券监管机构了，希望他回来任首席会计师，负责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事宜。还没等我问他有没有兴趣及什么顾虑时，他直接就说，好，我马上就回来，辞了职就回来！
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10月底，建熙大约两周之内就从美国飞回北京，做了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兼财务会计部主任。我作为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与建熙和法律部主任陈大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当时证监会成立早期，整个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百废待兴。此前中央一层的监管主要是由央行用管理商业银行的传统方式进行，对于证券交易所这样的新型金融运行机制完全不能适应。上海深圳两市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有限授权所进行的监管则各有特色，或者靠自己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利益博弈进行摸索，或者靠学习邻居香港的管理模式进行试验。但是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事实上从其建立之日起就根本不可能将其活动限定在两市的行政区域内，两市的金融监管机构也就完全没有办法/授权/能力去对这个已经被放出瓶子的魔鬼做出什么有效的制约了。建熙、大刚我们几个与证监会几个部门的小伙伴们当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力图将这个肆意裂变的魔鬼驯服，纳入全国统一监管的法治轨道。当时我们试图努力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常常无法从我们相对熟悉的发达国家市场上得以直接移植，因为两市市场此前两三年运行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对任何以成熟市场机制为理由所建议进行的改变都予以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个期间，建熙以其高度的专业性知识和丰富的实务经验，永远显示出比我更大的耐心和更为灵活的方式去耐心地听取反对方的意见，接受其合理的部分，从而说服各方，达到我们最终建立统一规则的目的。
当时我们经常要为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讨论很久，在我们无法获得现成答案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就去翻阅我们从国外搞回来的大量资料，或者向海外的朋友们求教。在这个过程中，建熙在中外财务会计规则方面的知识及其发展演进过程的熟悉程度与专业水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建熙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无论是自己内部的争论、对上级的报告、对下级的指导，还是与外界同仁、对手的谈判/博弈，都永远地表现出最大的耐心、最儒雅的风度、最精准的专业知识、最令人敬佩的专业素养和最有效的说服力。这也是我在其后多年来每当遇到财务会计方面的难题时第一个想要求教的人就是他；而每次面临新的工作挑战时，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也是他；甚至在我们考虑买房子需要决定共享双拼邻居时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建熙在任证监会国际部主任期间，以他高度的专业素养、严谨的行事方式和儒雅的风度，为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为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几个在1992年底进入证监会的时候，曾有一个约定，即我们都是专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之人，书生气太重，对官僚体制内许多机制性的或显或潜的规则很不适应，可能常常会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做出不合拍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证监会长久地待下去。于是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倾全力做两到三年，建立起规则机制后就出来继续做自己专业方面的工作。建熙在我之前，大概两年左右时间后就出来，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做投资银行的领导工作，我是在建熙离开一年之后也辞职出来，回到母校教书。
1997年初我响应中国银行的征召，到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牵头组建中银国际，将中国银行所有的投资银行业务加以整合并统一管理起来。那时中银国际最大的两块业务就在香港和伦敦。我坐镇香港，建熙坐镇伦敦，我们俩又一次开始了从头创业的合作。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银行之一，中国银行的商业银行基因及其长期形成的行事严谨，决策谨慎的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内部各部门对投资银行的看法，也经常性的造成中银国际在中银内部推动工作时遭遇各种困扰与摩擦。此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从未有过在境外进行投行业务的经验，境外的监管机构也没有关心过中国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业务。中银国际的筹办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正好这时英国金融业的整个监管体制开始改变，英国政府方面对于像中国银行下属的这部分投资银行业务突然开始产生很大的兴趣，派人隔三挂五的找我们，说是了解情况，但也不可避免地找出各种茬儿，直至要求我们出高薪雇用一位直接向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汇报的风险控制官员。
建熙在我任职之前已经与这些部门打过许多交道，对其中的困难和障碍有比我深刻得多的了解。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合作就更为密切了，有更多的时间要讨论管理方面的事情，而非以前的专业性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要打电话，为各种事情沟通联系。当时的中银国际，不仅面临商业银行与投行之间在经营理念与风险偏好方面的差异，其实更多的是传统国企与国际投行在薪酬机制、用人机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冲突。建熙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作为中银国际的最高管理人，名义工资与国际商业银行（而非投行）接轨，并且要按照名义工资向港府及英国政府交税，虽然事实上我们拿到的实际收入连上交税款的零头都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拿出上流社会的派头来，防止人家说我们小家子气。鉴于中国银行的商业银行基因，它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对于投资银行这方面的业务理念不仅很不熟悉，而且有很多东西也不太愿意去理解，于是也不愿意予以支持。所以常常会产生一些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争议与掣肘之处，使得我们的业务无法顺利进行。在我到任之前，建熙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地处在这个夹缝之间，不得不去对付各个不同地方的困难事情。这种情况我后来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常常不无遗憾地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尽心尽力，忍辱负重，确实有点儿心力交瘁。在他离开中银国际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查出来得了肾癌，这个事情我老觉得是跟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压力有关。每次想起这事我就觉得非常痛心。
1999年中，我忽然又被调回北京，到证监会做副主席；基本与此同时，建熙也回到证监会任主席助理，我们开始了又一次的紧密合作。这一个时期的证监会开始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步伐，增加透明度，提高可预测性，加大监管处罚力度，扩大国际交往。建熙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次以他冷静的视角、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态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003年底我被免去证监会的职务，几个月后被任命为全国社保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建熙随后去了新组建的中央汇金公司，开始了中国式的超级金融控股公司的实验。2007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投公司的总经理，中央汇金公司划归中投公司旗下。我与建熙的人生轨迹又一次重合，开始了我们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开山劈路的征程。
中投公司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对世界金融界造成重创的次贷危机，接下来的就是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投公司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成立的初心是平衡中国当时日渐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将之前主要存储于美国国债的部分资金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以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这一定位的逻辑选项就是将该公司的全部业务投入国际市场，且不允许其在中国市场上做任何投资。对于中投公司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基本不熟悉的、充分市场化的、完全是残酷竞争的领域中与国际上具有数百年经验的各类投资机构、金融大鳄们共舞。我们的运作所能够依靠的主要是专业性知识经验的判断和依照普世规则所建立的秩序的保护。我们完全无法去求助于一个上级单位来为我们协调利益冲突或伸张不平。这种情况下，相比对市场表面规则的了解和一般性的金融知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素质与交往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建熙以其跨界的亲和力、儒雅的风度及超群的能力赢得了无数谈判对手的尊敬。他以自己以身作则、克己奉公、严谨笃行、宽以待人的风范对公司内部年轻人予以润物细无声的教化。
建熙比我年长两岁，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他对我，对其他人，无论上级下级，国人洋人，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卑不亢，从来是耐心讲理，娓娓道来，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当时经常喜欢提到的一个段子说，人分四等：一等人是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是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是没本事没脾气，四等人是没本事有脾气。那么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最多也就算个二等人甚至四等人，只有建熙是当之无愧的一等人。
尽管我们说建熙没脾气，但是事实上，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有过许多次，不论是对外的金融大佬、监管官员们还是对内的大小官僚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每当遇到难题，双方产生了对原则问题的冲突的时候，建熙态度虽好，却一步不让。有一次在与某大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位态度倨傲，盛气凌人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时，面对对方眼睛望天、坐姿散漫、随意指责的无礼表现，建熙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坐椅扭转，以背对其人，让对方迅速认清我们不接受其无礼指责的立场。当我们看到当时情景的照片时，都不禁大笑起来。
作为一个人，建熙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在职业选择还是专业工作中，他都做到了极致。他与夫人郝荃这一对“神雕侠侣”早已在业内声名远播。他在个人兴趣爱好方面的认真与精致程度，也都比我们这些散漫随性的俗人们强出不知多少倍。如今他虽然离开我们远去，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和传闻将毫无疑问地会在他的朋友、同事、学生、乃至整个金融界、财务会计界长久地存在。他是属于那种可以勒石为铭，载入史册，令人永志不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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