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投机家塔列朗：他穿越的不是牛熊，而是天崩地裂

塔列朗亲眼目睹了战神拿破仑激进民族主义外交在以一当十中从傲慢与衰亡的全过程

摘要：作为一个投机者，他穿越的不只是牛熊，而是天崩和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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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改变，但时势已变。”

——1830年8月，路易菲利普询问塔列朗的政坛秘诀，塔列朗回应道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堪称人类政治史上最血腥、最善变的时代之一。

在这场大革命中，旧制度的君主路易十六，在1789年还曾是备受欢迎的“人民国王”，但到了1793年，则被曾经欢呼他的人民送上了断头台；大革命的灵魂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的6月，还曾是理性宗教仪式上万民欢呼的伟人，但是仅仅一个月后，他就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征服者拿破仑，在1812年还被恭维为法国的拯救者，但到了1814年，则遭到了流放的命运，被污蔑为科西嘉恶棍；曾经备受尊崇之正统复辟君主查理十世，在1825年还是这个国家无可置疑的统治者，但到了1830年，则只能仓皇出逃，流亡海外。

在法国大革命中，拉法耶特、米拉波（死后臭名昭著）、巴纳夫、佩迪翁、罗兰（罗兰夫人）、丹东、布里索、马拉（被刺杀）、埃贝尔、罗伯斯庇尔、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西耶斯等大人物，先后确立了对法国的领导力，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政治上的毁灭。

革命吞噬了一切，这其中包括她的敌人、她的儿女、她的最大获利者。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杀中，政治家们不论基于何种理念，何种信仰，似乎都注定失败。然而，有一位政客在这场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不但丝毫未损，反而牢牢把握了时代的航向，他总能在政治大趋势发生巨变那一瞬间即意识到风险，他总能永远在胜利的征兆未曾明显之前，即站在胜利者的一方，他就是法国大革命中与拿破仑一样瞩目的另一位大投机家——塔列朗，拿破仑在军事战场上胜多败少，塔列朗却是在政治战场中百战百胜。

塔列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他有未卜先明的政治预见力。当大众陷入对革命、对伟人、对王朝的盲目信仰中时，当政客们陷入对自身意识形态或能力的盲目自信时，塔列朗却对此都不屑一顾，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这使得他能够最为准确的把握世界。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塔列朗从来不相信任何政客。

这种不相信，不仅仅是不相信体制，也意味着不相信革命。米拉波曾经是大革命初期巴黎最受欢迎和追捧的政客，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但塔列朗却认为米拉波唯一的真实诉求就是成为“大臣”；

到了巴拉斯执政后，塔里安成为法国最受认可的英雄，回国后的塔列朗却在家人的信中嘲讽“谁都拯救过法国，因为法国每年都要被拯救三次以上”；

哪怕是拿破仑刚刚担任执政，整个法国都为这个科西嘉人的爱国口号倾倒的时候，塔列朗从依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执政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权力”。

塔列朗深信政客对权力的贪婪，就像马克思深信企业家对利润的执着一样，这种深信不疑，使得他能够在诡异善变的政治口号下，迅速窥破政治家们的真实企图和动机，从而对其政治行动的基本逻辑做出判断。

相比之下，当时大多数观察家和舆论家，则很容易被不同政客不同形式的政治口号所迷惑，动辄以国家大战略和革命理想来理解具体的政治事件，从而错估政治动机，从根本上错判了局势。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塔列朗从来不相信任何价值观。

作为一位曾经的奥坦地区天主教主教，塔列朗却在大革命中为了个人富贵最早抛弃了天主教，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天主教信仰者，以致于参加革命，以天主教代表的身份主持宗教礼仪时，还需要米拉波的指点——因为这位主教连仪式都不了解，米拉波做过监狱，在监狱里面学了不少宗教礼仪知识。

参加革命后，尽管他也曾高呼动听的口号，但从他一生的作为来看，他恐怕很难说得上是“民主、自由或者人人平等”的信仰者；

至于对拿破仑王朝或复辟王朝的信仰，就更不用说了，从塔列朗抛弃这两个政权的举措上来看，塔列朗对其也仅仅只是利用而已。

毫无疑问，这正是一个什么价值观都不信仰的人。这一点，与大革命的投机英雄拿破仑是非常类似的，拿破仑说过，“如果形势需要，我就是穆斯林（拿破仑征服埃及时，宣称皈依伊斯兰教），我就是天主教徒，我就是理性教徒（大革命时的宗教），祭祀们一无是处，但和他们做朋友，只有好处（政治上的），没有害处”。

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让人颇有幻灭感，然而，正是这种绝对无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使得塔列朗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看待政治问题时，能够穿破意识形态的牢笼，直接窥破问题的本质。

相比之下，在复杂动荡的政治变局中，真正需要考验政治洞见的时候，绝大多数政治学者则很少能够做出正确预见，就在于其思维受到意识形态的过多束缚。塔列朗和拿破仑的优势就在于此。

更重要的是，塔列朗从来都知道适可而止的重要性。

拿破仑虽然不相信任何价值观，但他依然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这位伟大的统帅，过于迷信自己，以至于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塔列朗则对个人力量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知，并始终把握胜利的边界。

这位投机家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切超出极限的美好，都是毫无价值的”。在拿破仑刚刚担任执政的时候，塔列朗即致信拿破仑，正告对方“如果您仅仅只是称霸欧洲，则是可以做到的，您只需要满足各国统治者的权力，与之建立联盟即可；但如果您的目标在于吞并和征服，那么等待您的将是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因此，当督政府试图染指那不勒斯、侵吞罗马时，塔列朗即意识到这只是一场因贪婪导致的自我毁灭，他选择抛弃督政府；当拿破仑的大军入侵盟友西班牙，并试图这个国家据为自己的家族所有时，塔列朗即意识到，拿破仑是一个不懂适可而止之人，他选择抛弃拿破仑；当波旁复辟君主查理十世抑制不住对绝对权力的贪婪和对自由主义的憎恨，强行恢复旧制度时，塔列朗即意识到一个时代即将彻底终结，他选择了抛弃查理十世。

“一个沉迷于信仰的人无异于盲者，一个自我高估的人是注定失败的，一个不能理解时势的的企图无异于自我毁灭”。

在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中，他是唯一一个在灾难降临之前，即理解灾难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