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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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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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飞机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十分方便，就像长途汽车一样，一小时一班，我在候机室临时买了票，随即登机，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便在波士顿着陆了。
米切尔先生，一个高个子、戴眼镜、学者风度的壮年汉子，双手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在旅客出口处迎候我。我们从未见面，就靠这种特殊方式相互认识了。
作者站在缓缓流过波士顿市区的查尔斯河河畔，对着该市的风景线，拍照留念。
在机场附近找了一个咖啡馆吃了午餐。米切尔本想带我逛逛波士顿，我说已来过两次，不必另作安排，顺路看看就可以。于是我们上了车，沿着缓缓流过波士顿市区的查尔斯河，欣赏这个现代化都市的迷人风光，折至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前，然后直奔波士顿以南的昆西城。
雪后的波士顿郊外，红装素裹。汽车在扫了雪的公路上飞驶。窗外大地茫茫，白雪皑皑。森林、房屋、车辆，都覆盖了厚厚一层“碎玉”。寒霜给人萧瑟感觉，积雪更增添了几分凝重。我爱这美丽而宁静的雪景。微微打开了车窗，好呼吸更多的清新空气。
按照西方人的习惯，我坐在驾车人米切尔的身旁，以示亲近，也便于谈话。他告诉我，他是汉诺威合作银行总裁，该镇前管理委员会会员，也是扶轮社的成员。在过去十年里，他去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去了与他家乡同名的德国大城市汉诺威。为了开展国际交流日的活动，他致函中国大使馆，要求派人来作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我也谈了自己的情况。这样，彼此就有了初步的了解。
风水宝地
车到昆西，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城镇，街道不宽，店铺倒还繁忙，房舍都带有浓厚的欧洲风格。昆西所在麻省属“新英格兰”，欧洲殖民地在北美最早开发的地区。
米切尔找了一个停车场，存放了车，带我过马路，来到一座巍峨的建筑物前面。我抬头一看，不知是何去处。建筑物四周立着粗大的花岗石圆柱，支撑着一个倾斜的大屋顶。只有屋顶上的圆塔高高地托起了一个十字架，我才确信这是一个教堂。
内部的装置和陈设似与普通教堂没有多大的差异。殿堂的上方呈尖挑拱状，大概是向着上帝的意思。四墙是镶宗教图案的窗花格，美丽而严肃。长方形殿堂的尽头是个高出地面的平台。正面墙上是一排酷似中国笙笛的管风琴，可以奏出洪亮而深沉的乐声，台上排列着几行圣诗班的座椅。一个围有栏杆的讲坛高踞台前，是牧师讲道的地方。其余便是一排排面朝讲坛的长条座椅，供信徒们听讲和祈祷之用。从各种木质结构的式样和损耗来看，这教堂已有相当的年头了。
我对教堂并不陌生，但还是耐心听着讲解员的说明，时而提出个把问题，以表现我的兴趣。
参观完毕，米切尔问我：“要不要谒见一个我们的总统？”
我有点奇怪，教堂里哪里来的总统，大概是戏言吧，顺口便问：“哪位总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跟着解说员来到一个地下室的入口。下面灯光明亮，我便随着拾级而下。走到半截，我又忽然想起，教堂底下常常是墓穴，心中为之一怔，但事已至此，只好下去看个究竟。
的确，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场所。室壁全用刻有浮雕的花岗石铺成。右侧是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左侧是龛位，整整齐齐地排着四个带有华饰的石棺。我们依次在石棺前停留志哀。从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可以看出这里安息着四位大人物：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及两位第一夫人。
走出教堂，见到和煦的阳光和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我好似又回到了人间。因为我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走进地宫的。惊魂稍定，我便问米切尔：“这两位总统都姓亚当斯，是一家人？”
“是父子，美国历史上首个父子都当总统的家庭。”
“都是本地人？”“本地人，因此葬于此间。小亚当斯多了一个教名‘昆西’”。
“这昆西城由此得名？”
“不，昆西城是根据18世纪中叶本地一名官员，约翰·昆西上校而得名的，不过，本城倒是以‘总统之城’著称。”
好一个“总统之城”！一个小地方竟出了两名总统，真乃风水宝地，人杰地灵。经米切尔这么一讲，我反倒感谢他领我参观了陵墓。到了“总统之城”，而不向总统致敬，就未免失礼了。
扶轮社
傍晚，我们驱车到了一个俱乐部模样的低层公共建筑物，进门处，铜牌上镌刻着“麻省昆西扶轮社”，一股浓浓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侍者马上迎上前来，接过大衣，存放起来。
对于“扶轮社”，我过去略有所闻。记得建国前，上海即有此组织。但对它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社会名流组成的公益组织。
聚会在大厅里举行，约摸有五十人，都是四十开外的男子。绿色台布上摆着盘子、水杯和刀叉，像是一个聚餐地。每人面前还有一本公用的《扶轮社歌曲》。我匆匆地翻阅了一下，许多曲名倒也熟悉，有团体歌曲、民歌、赞美诗等。
昆西扶轮社主席宣布开会，先唱歌。所选歌曲，出乎意料，竟是礼拜堂里常唱的《亘古的磐石为我开》，我也跟着唱起来，有些词句似还记得。坐在旁边的主席及米切尔惊讶不已，这个共产党官员还会唱赞美诗！然后是祈祷。众人虔诚地低下头，闭上了眼。因此，肯定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中间的一名无神论者是否也闭上了眼睛！礼拜完毕，气氛活跃起来，说笑声乱哄哄汇成一片。
这是一个奇特的组织。我好奇地问主席，为何会上不见一个女子，是否今晚是“男子汉的聚会”。主席说，扶轮社的成员都是精选的。在同一个城市分会里，每个行业及职业都有定额，小城市里就仅有1人。由于男子在领导层里占有优势，客观上形成了男子的天下，并非有意排斥妇女。我点头表示理解。
我又问什么叫“扶轮社”。该组织的徽记——一个齿轮状的图案，同该社宗旨有何联系？主席先生答，扶轮社是美国律师保罗·哈里斯于1905年在芝加哥创立的。当初采用此名，是因为会议轮流在各个成员的办公室举行。我这才明白“扶轮”（Rotary）本是“轮流”之意。
话题又转到扶轮国际。这位健谈的主席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个国际组织已在148个国家中拥有69万成员，它的总部设在美国。宗旨是：培养企业的服务精神，提高职业道德和促进同行同业的国际联谊。
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作者有多次机会应邀赴外地讲演，介绍中国。1985年作者在洛杉矶讲演后，就香港问题答记者问。当地华文报纸作了报道。
我抓紧晚餐的时间问这些问题，无非是为了了解我演讲的对象，使我的演讲内容更切合实际。譬如说，对象的层次较高，演讲内容在深度及广度上便可放开些。
晚餐之末照例是咖啡，也就是该我出场的时候了。主席向听众作了介绍，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主要谈了中美关系，并回答一些问题，反应比较热烈。
作者在昆西市的“扶轮社”讲演后，该社主席赠送的锦旗。旗上的两个肖像正是出自该城的两名美国前总统。
讲完后，主席向我赠送了一面扶轮社的小锦旗，作为纪念，然后散会。然而，我却未立即离去，而是向主席索要另一件纪念品——《扶轮社歌曲》。主席十分高兴，叫人抱了一大堆歌本来，从中挑了一本最整洁的送给我。在中学时代，我就唱了6年的英文《名歌101首》，虽不敢说滚瓜烂熟，也是知之十之七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不招致麻烦，两本原版的《名歌101首》付之一炬。后来在工作中仍感有用，但已没有可以凭借的了。扶轮社的歌本同《名歌101首》内容相似，要了歌本就等于把《名歌101首》捡了回来。
美国早餐
晚上，我住在米切尔家。过去，我外出讲演，通常都住旅馆。这次，主人安排我住在他家，盛情难却，又能深入美国人家庭，我便应允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漱洗完毕，到了客厅，米切尔夫人已经等候在那里。我来之前，当地报纸已登出消息，说一名中国代表将在米切尔家做客，尝一尝“小镇好客”的滋味，特别提到米切尔及其妻子凯思琳准备用“自家做的火腿鸡蛋、全美国式早餐招待杨氏”。因而，这是一顿不同凡响的早餐。
米切尔家的饭厅和厨房合璧，宽敞而整洁。除窗户面临花园之外，四壁都是橱柜、冰箱或灶具。中间摆了一张长方形餐桌，洁白的桌布上摆着三副刀叉和餐巾。
我和米切尔刚坐下，夫人就往杯子里倒上橙汁。对中国人来说，一早起来吃水果，实不习惯，但美国人却是家常便饭。客随主便，好在出差住旅馆时，早餐往往也是从果汁开始。
米切尔和我谈着当天的新闻，夫人把刚烘好的切片面包端了上来，两面焦黄，发出诱人的香味。抹上黄油和果酱，凯思琳问我是喝热牛奶还是冷牛奶。我说要凉的，冲预制的玉米脆片。她笑了笑，知道我对美国早餐并不外行。
我们两位男士就当天的访问计划交换意见，夫人便在炉子上做她的“火腿鸡蛋”，偶尔也插一两句话。做完后，连煎盘端到桌上，热腾腾，香喷喷，分倒在三人的瓷盘中。这种由女主人亲自动手的家庭式早餐带来了亲近感，是旅馆和餐厅所不可能有的。
凯思琳问中国人早上吃什么？我答：“稀饭、豆浆、包子、油条。”看来，这些食品美国人也十分陌生。我尤其介绍了广东早茶，不仅花样繁多，而且由侍者用小车推来，顾客自选。凯思琳听后，觉得十分新鲜，说自助餐都是自取，哪有送来的？我告诉她，美国的中餐馆有时也供应Dim Sum（点心）。如果她有兴趣，不妨一试。
未完待续~
图文 |《潮头戏水三十年》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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