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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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先后在高校、咨询公司和联邦政府供职。她在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任职的二十余年间访问过80多个国家，并先后被派往美国驻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摩洛哥、加纳、阿尔巴尼亚等外交使团工作，参与起草、制定、实施了多项外援条例、政策与计划，经手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项目。

工作之余，吴嘉女士笔耕不辍，已正式出版发行的文集包括：

- 《飞去来兮》（2007）（燕山出版社）

-《天地一飞鸿》（2014）（《光明日报》出版社）

-《鸿斋书话》（2021）（台湾学人出版社）

- 《秋水集》（2021）（美国南方出版社）

-《过眼风云---巴基斯坦驻外日记》（2023）（台湾学人出版社）

吴嘉女士的部分文章散见于下列书籍：

- 《那三届》（人民出版社）

-《书写@千山外》（台湾商务印书馆）

-《相遇文化原乡》（花城出版社）

-《丝路艺术》（漓江出版社）

吴嘉女士曾在《美华商报》、《华盛顿邮报》（华人办）等华文报刊上开设专栏，也曾经常为《世界周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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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

读过一本书，《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美国公民宗教如何背叛国家利益》，并带着新书去听了作者在华盛顿 “威尔逊中心” 智库的演讲，自觉受益匪浅。特别是记住了他说的这一句话：“你可以打倒萨达姆·侯赛因，但你不能教伊拉克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伊拉克人，就像你不能教中国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中国人一样。”(You can take down Saddam Hussein but you can’t teach Iraqis how to be better Iraqis, just like you cannot teach the Chinese how to be better Chinese.)他的意思很明确：美国不应将自己的普世价值强加于人，以为自己能拯救世界。

作者沃尔特·A·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是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宾州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曾获得过普利策奖。麦克杜格尔在书中大胆地指出，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是其滋生称霸全球野心的思想根源。他认为，自美国独立以来，“上帝在我们身边”这一信念，一直激发并引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两百年里，美国借助这个宗教说辞干预全球事务，使得今日的世界局势变得如此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透。

沃尔特·A·麦克杜格尔

这本书首次全面研究了在整个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公民宗教在其外交关系中的作用。从开国元勋和独立运动到门罗主义，通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冷战，公民宗教高唱着“神佑美利坚”，指引我们去追求所谓全球命运。

众所周知，美国与许多传统的国家不同，它的立国无法追溯到久远的种族和血缘，也没有世代传承的信仰和传统。美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国家，是建立在公民宗教基础上的。乔治·华盛顿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这或许代表了那代人的共同信念。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按圣经宣誓，而不是对人民和宪法宣誓。这一传统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一直沿袭至今。美国人在庄严的场合，比如法庭上宣读誓词或国会作证时，总会提到上帝，提到一个高于人类的存在。总统演说时，爱以一句“上帝保佑美国”作为结语。尽管信不同的上帝，但就信上帝本身来讲，大家是相同的；这是公民宗教的基础。

公民宗教这一说法最早由卢梭提出。卢梭说，宗教有两种：属于个人的宗教和属于公民的宗教。属于个人的宗教容易理解，那是个人的信仰，而属于公民的宗教，则强调一个群体共同的信仰。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这基础上，创立了“公民宗教”这一社会学理论。

什么是美国的公民宗教？贝拉将其定义为“在一个集体中，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符号和仪式的集大成，并制度化了” 。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无宗派的，凡爱国的美国人都能接受的是种族血缘历史文化不同的社会的信仰公分母。公民宗教强调的不是某个神，而是某些事情的神圣性，比如，相信美国在人类历史中的独特性，国旗崇拜，对政治领袖如华盛顿、林肯、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崇拜，等等。按此推论，中国人对领袖的崇拜也可视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它崇拜的不是神，而是人，但这些人又有神的特性，比如不可批评，否则就可能会犯了众怒。

回到麦克杜格尔的书，作者认为，美国公民宗教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美国人是上帝新的选民，这一条可谓深入人心，各党各派都相信。最通常的表达，是把美国描述成人类“希望的灯塔” （beacon of hope）。熟悉圣经的朋友知道，耶稣受洗后战胜了魔鬼的试探，然后开始传道治病。在山上，他讲完了天国八福（Beatitudes）之后谈到盐和光，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号召他的追随者作世上的光，为别人引路。美国历代政治家都以此自励，要美国作世上的光去照耀全球。

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引用麻萨诸塞殖民地的创建者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话说，“我们将像是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们”（We shall be as a city upon a hill—the eyes of all people are upon us)。

里根总统曾多次描述他理想中的美国，那就是“闪耀的山巅之城”（A shining city on a hill）。1989年，在他的告别演说中，里根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一直在谈论这座闪耀之城，但不知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述得是否足够清楚。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一座高耸而自豪的城市，建立在比海洋更坚固的磐石上，风吹着，上帝保佑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和谐而又和平地生活着。它是一座自由的、充满商业活力的港口。如果非要有城墙的话，那么，城墙也是有门的，大门向任何有意愿、有勇气来到这里的人敞开着。这就是我对它的理解，现在依然如此。

2006年，奥巴马总统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也提到了山巅之城。他说：

就在这里，在环绕我们的海域上，美国的实验开始了。最早来到波士顿、塞勒姆和普利茅斯的人们，梦想着在山巅建一座城市。世界在关注，在等待，看看这个被称为美国的想法能否成功。你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新英格兰地区最多元化的大学里，我看到各个族裔学生面孔的海洋，非裔学生、西裔学生、亚裔学生。这里的学生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相信他们能像第一代定居者一样，在这座山巅上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家；他们也能够在曾经对他们来说最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功。

这样看来，山巅之城乃至公民宗教的政治意味是很浓的。政治家从中看到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感，并将这使命感传给美国人民。麦克杜格尔认为，这种神圣使命感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书探索了公民宗教在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变迁。

麦克杜格尔将历史上的美国公民宗教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典公民宗教”，可以追溯到建国至19世纪90年代；第二阶段“进步公民宗教”，涵盖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三阶段“千禧公民宗教”，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每一阶段大致跨度一百年。

麦克杜格尔认为，第一阶段的公民宗教是最理想的。那时美国刚独立，开国者们忙于内政，重点在建立和维护国家秩序，他们还没有把美国作为上帝新选民的地位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在对外政策上，开国者及其继任者寻求和平、中立和互惠，没有积极向海外传播所谓美国的价值观。连托马斯·杰斐逊这样受“十字军”运动影响的建国者，也主张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亚当斯在1821年独立日发表的著名讲话中表示，美国“不会到国外去寻找怪兽来消灭。她是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只是自己的战士和守卫者”。

“经典公民宗教”随着第二阶段“进步公民宗教”的到来，开始发生转变。这时，美国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及其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美国不再是孤立主义的内向国家。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将对外输出价值观视为国家的使命，认为在海外寻求和消灭怪兽的时候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对外干涉和扩张，其狂热有如“十字军”东征。

墨西哥战争的胜利，让美国获得大片领土，新增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天的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西部、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美国实现了《命运宣言》，宪法约束被削弱。这时，一场被称为“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社会运动开始盛行，人们用基督教伦理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正义问题，如经济不平等、贫困、酗酒、犯罪、种族紧张、贫民窟、环境不洁、童工、缺乏工会、学校贫困。外交侧重点不再是扩展领土，而是向外推行普世价值，改善全人类的命运。

麦克杜格尔认为，并非是某一种趋势决定了激进外交政策的走向。但是，上述所有趋势加起来，足以将美国的力量释放到加勒比地区，然后是太平洋地区，继而是整个世界，因为这些区域多年遭受殖民侵略，相对薄弱。“与其担心海外冒险会对国内自由造成什么影响，（不如说）海外冒险，已成为衡量美国对其价值观的承诺的关键。”

到20世纪初，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打破了权力的平衡。二战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创建了一个拥有安全同盟、多边机构和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的体系。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便是建立这一新国际秩序的早期标志性事件。维护这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是第二阶段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较之“进步公民宗教”，第三阶段的“千禧公民宗教”没有那么戏剧化。这时，美国已经从冷战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要依靠自己的软实力改造世界。书中讨论了从乔治·布什到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布什和奥巴马跨时16年，这期间我一直在联邦政府任职，是我对美国外交政策了解更深、参与最多的阶段。在对外政策上，两任总统都必须不停地协调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观点。

我读过奥巴马总统最新出版的自传《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奥巴马与前面的总统一样，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的理念。他在书中称自己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支持者，曾“与坚持美国霸权是全世界压迫根源的朋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奥巴马也承认，美国在实践中有很多错误：“学校教授的美国历史版本，奴隶制被掩盖了，美洲原住民的屠杀几乎被忽略了……军事力量的愚蠢行使……”

进入21世纪，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美国陷入无休止的“全球反恐战争”中，难以抽身。有人批评说，本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过度依赖武力，目标不切实际，缺乏战略一致性。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尽管经济和军事实力并未减弱。

对于未来，麦克杜格尔认为，千禧公民宗教可能演变为全球公民宗教，它将“被标榜为致力于人权和自由市场的民主联盟”，但实际上，它将“由专制的跨国理事会运营……以操纵恐惧为基础”。

读罢此书，掩卷沉思再三，作者没有给新形势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他只是历史学家，善于引用、分析历史事实，但他毕竟不是政府智囊人物。作者认为，最不可能的结果是回归经典公民宗教，因为经典公民宗教“需要美国积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但除此之外，要管好自己的事，珍惜公共信用，追求与所有国家的和平与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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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达人斯堂笔记作者 | 吴嘉

图片 | 作者供图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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