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外交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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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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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的作者和姐姐合影。生长在洋场十里的上海，父母把我打扮得洋气十足。不过，我系的是爸爸的领带，因过长而塞进裤子里了。

从我记事之时起，缝纫机在我心目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把小布条结在飞轮上，让它随缝纫机踏板的起伏而飞速旋转，是我幼时最爱看的游戏。

母亲和婶母都是家庭手工业者，以缝制女式睡衣见长。白天，父亲和叔父在公司里当职员。傍晚回来，放下饭碗，便挑灯夜战，剪裁、印花、熨烫，干到深夜。母亲和婶母次日便用缝纫机把它们缝制成衣，交人销售。祖母操持家务，但也参与一些劳动。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归来，偶尔也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儿。男女老少辛勤劳动。在旧中国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家也算得上是个小康之家。

我的祖籍是广东潮安。祖父在乡镇里的内河码头上以背米为生，三十岁的那年便因肺痨病逝。信了“洋教”的我家，为乡里所不容，祖母只好背井离乡，带着四个孩子，到汕头的花边局里当女工。一个孤身女子实在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不知是哪一年，我二叔便送了人，被带到新加坡，迄今杳无音讯。

花边局的侯老板在上海开了店铺，需要人手。我们便举家迁到上海，住在郊区。1937年，即我六岁的那一年，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淞沪战争，我家便随难民潮逃入英租界。抗战八年期间，我们在人满为患的里弄里过着小市民的生活。上海下层市民的辛酸苦辣，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我们便直接生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又起。在那个战乱不断、外患内忧的时代里，印度警察、日本军队、汪伪和平军、国民党的新一军和美国大兵的暴行和丑态，我都领教过。那时只有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特别是国民党官吏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使我这个在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的青年学生也觉醒了。我接触了进步同学，读了革命书籍，参加了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