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而不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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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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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而不休（上）

本文内容

非主流突破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追求一个“异”字。写文著书也一样，常有独立的见解与思考，个别问题上，敢于向主流认知发起挑战。当然，我的声音也未必正确，但一个真正的人不能一辈子都停留在随声附和、随波逐流的平庸层面，而是应当独立思考。

我思考的问题多半来源于研讨会，或是报章杂志上时下的热门话题。例如，日本人提出的“雁行模式”：日本是领头雁，后面跟着“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日本将过时的产业淘汰给“四小龙”，“四小龙”又淘汰给中国、印尼、越南等，如此带动亚洲前进。我不同意，它把中国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日本在亚洲推行的雁行模式

依我看来，中国是一只很有潜力的大雁，必定会后来居上。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不同场合就对这种理论提出异议，同崇尚日本观点的国内同行们相左。果不其然，我们的经济蒸蒸日上，现在在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太平洋世纪”我也不大赞同，尽管这一概念现在还在流行。国内不少人附和美国人的这种提法，称亚洲太平洋区域正在实现“太平洋世纪”。

其实，欧洲、美国、亚洲都是不容小觑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如果把亚洲和美洲的发展放在一起，称它构成“太平洋世纪”，那么，把欧洲和美洲放在一起，不也构成“大西洋世纪”？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欧洲难道能不把自己同亚洲或美洲融合起来？继APEC之后，亚欧首脑会议走上前台，不正是欧洲成为世界三极之一的明证？

近几年来，中产阶级屡屡被提及，有理论说穷人和富人少了，中产阶级这个“肚子”大了，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不乏一定的道理。但中产阶级并不稳定，怎么划分中产阶级、谁是中产阶级？这些定义都没有厘清。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打工仔，为了把日子过得舒坦一点，伸手借钱，把自己的将来抵押在大鳄们手里。所以经济危机袭来时，中产阶级的震荡就不可避免，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中，受害程度最深、受害层面最广、反抗最烈的，不正是“天之骄子”——中产阶级吗？

我小说里抨击较多的还有“市场万能论”，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包医百病，达到社会的富足、公正、和谐。市场固然有不容否定的优越性，自动调节资源配置，激发个人的积极性……但盲目性也由此滋生，哪里赚钱，就都奔向那里，结果就出现生产过剩。然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老百姓消费能力相对不足，危机便接踵而至。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繁荣与危机交替，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危机发生时，“市场万能论”往往受到质疑，但危机一过又受到追捧，如此循环不已。天晓得在这次金融经济大危机之中，人们又能学到什么。

不过独立思考得太过于钻“牛角尖儿”，就容易偏颇，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时时正确。在问题没有完全摸透，没有十分把握，选择两难之间，你还发表意见吗？这些疑问蔓延在心底，一直延续至今。

思考要有理有据，最主要的一条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然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对“人民”“正义”“民主”等都存在认知差异，如何辨别？这或许就是思考的神奇所在吧。

老外交官合唱团

说起来，我同合唱还真有点缘分。小学时就参加了唱诗班，初步接触了五线谱。初中时，学校组织合唱队参加上海市的比赛，取得少年组的第一名。高中时住校，唱了三年英文的《101名曲》，毕业典礼上还领唱了一首圣曲。参加革命后，很少参加合唱，但喜欢听古典音乐，偶尔也摆弄点乐器。

因此，1993年搬到方庄新居，有了合唱活动，一声召唤，我就毫不犹豫地进了合唱团。

合唱团不同于公园里的“大家唱”，那里可以随时来、随时走，而合唱团是个正规的组织，入团、退团都要履行手续，并且交纳团费。入了团，还要自觉接受纪律的约束，缺席应当请假。

15年来，除因有一年写书请长假之外，我基本上做到全勤。世界上有两种人时间观念最强，一种人是应约的外交官，另一种是上课的教员。我应当兼有这两者的特质，但事实上做得不够好，偶尔迟到早退，团员们虽不说什么，自己总觉得不好意思。

外交部老外交官合唱团演出现场

我们喜欢唱“红歌”，“红歌”能把我们带回到火红的战斗年代，并且激励我们继续保持信仰和追求，低俗、颓废、不知所云的歌曲在我们这里没有市场。我们也练习演唱外国名曲，主要看重它们的艺术性和人民性，但歌曲都有其历史背景，什么歌曲不适合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演唱，合唱团也请有关同志作介绍，扩大和加深了大家的历史知识。

合唱团冠以“老外交官”的名义，它是自我教育的组织，又是外交部一支红色的文艺轻骑兵，参加过许多重大的节日庆祝和内外交谊活动，肩负群众性的宣传、鼓动的责任。对外，它还应当是我部一个拿得出去的品牌，因此，它演唱的歌曲就不仅政治上要妥当，而且艺术上也要精益求精，这是经过一段反复与争论之后，大多数团员的共识。

2007年10月8日，杨冠群（前排右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准备参加外交部离退休干部重阳节演出时留影。作者右侧是团长李道豫大使。

对新入团的同志，我们坚持一定的“门槛”，并非因为老团员有什么排他性，而是为了求得全团水平的基本整齐。有些人士称赞我们“具有专业水平”，大家也都懂得，对溢美之词应当有自知之明，不可洋洋自得，达到半专业水平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爱唱外国歌曲，特别是用原文演唱外国民歌或爱国歌曲，尽管由于语种不同，有时练习起来比较费劲，这是我团有别于其他单位的合唱团之优势和特色所在。我也希望“老外交官”的称号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我们的大部分团员是高、中级外交官，既懂外语，又知外事，是一支潜在的民间外事力量。

以歌会友，包括国际友人，文化含量高，容易做到感情交融，似可以多做安排，除参演和观摩之外，这是提升我团水平和扩大影响的重要渠道。

合唱团聘请的老师专业水平都很高，她们对团员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我举双手赞成，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常借口头绪多，没有很好完成。个别时候，因调门不对，练唱时被老师“揪”了出来，抽查时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过“洋相”，但我还是感激老师的真诚帮助。

团员们推选产生的历届团领导辛勤工作，虽没有分文报酬，但服务和民主意识都很强，这是全团多年来能够同心协力、顺利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重要原因。

合唱是一个共性十分突出的艺术，个人在音调、节拍、吐字上，任何偏离要求的行为都是忌讳的。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要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表演一样，因此，每个团员都要有十分明确的整体观念，摒弃个人张扬。当然，这不等于说合唱艺术就没有个性，领唱、多声部合唱、轮唱等都有个性的表现，甚至同一首歌曲，在不同的指挥棒下，也可以演唱出不同的风格。不过，一切个性表现都要在共性的前提下协调发挥，合唱之美就在于高度和谐。

可以说，歌唱也是一种体力运动，演唱中要运气，才能发出最高亢或最低沉的美声。控制气息，才能做到“强而不骄，弱而不虚”。唱歌增加肺活量，是一种深呼吸运动，十分有益健康。我作为一个气功练习者更有所体会。

在合唱团中，我保持“低姿态”，孤言少语，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合唱团或团员态度冷漠，而是想静静地享受合唱音乐的美妙。每次练毕回家，练唱的歌曲总是在我耳边“余音绕梁”达一两天。

离退之后，老同志容易囿于斗室、远离集体，合唱团也是我联系群众、保持社会接触的渠道之一，不仅可以借此联络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也是我获得各种有益信息的一个途径。

——本文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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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踉踉跄跄一路走来——杨冠群自述外传》

（本书出版于2013年）

作者 | 杨冠群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