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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昌垂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博士，长期从事卫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政府科技发展管理和国际组织工作。在近25年的国际公务员生涯中，他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级）、亚太地区总代表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空间技术应用处处长等重要职务并负责技术工作，为推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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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了诸多领域，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
实际上早在2005年，粮农组织就发出预警——全球粮食库存锐减，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导致主要产粮国粮食大幅减产，将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到2006年，全球谷物总量减少了2.1%，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采取了禁止粮食出口的政策。
2007年，石油价格一路攀升，一度每桶达147美元。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大量使用粮食如玉米生产燃料，取代昂贵的汽油。同时，高昂的油价也直接导致化肥和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扬，进一步推动粮价不断飙升。不少国家粮食短缺，一度出现了抢购和囤积的浪潮。
到2010年，全球饥饿人口破天荒地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峰，超过了10亿。国际社会在1996年罗马粮食安全峰会之后作出的巨大努力，包括各国为全球饥饿人口总数减半目标而奋斗和付出的10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2009年，由于持续上涨的粮食价格引发海地严重骚乱。图为海地一名男子与村民争夺一包大米，这包大米从过路的卡车上意外掉下，当地村民一哄而上。
此时，危机迅速扩散，30多个国家因粮食供给短缺出现了动乱，非洲和中美洲有3个民选政府因应对不力而相继被推翻。
世界舆论对国际组织，特别是负责全球粮食安全事务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批评骤起。坐落在罗马阿文提诺大街的粮农组织总部大楼里，各国代表意见纷繁，呼声一片。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图源：图虫创意）
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批评国际组织应对乏力的声音更为激烈。而对全球的粮食危机和批评声浪，联合国系统首席执行官委员会（CEB）于2008年4月做出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挂帅，主持成立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处理高级工作组。
工作组由联合国23个部门和专门机构的领导人，包括罗马粮食安全三组织（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一些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组成，联合开展宣传攻势，研究应对政策，制定综合行动框架，并积极筹募资金，在全球开展紧急救援。
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出面，直接组织跨部门的工作组，并到第一线直接指挥一个专门领域的事务，这在联合国系统并不多见。一方面，它表明问题异常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粮农组织这个专门负责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机构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足以表明粮食安全全球治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机制上的复杂性，以及协调方面的高难度。
工作组规定，一般情况下每月两次视频会，潘基文坐镇督战。他任命了一名专员作为工作组秘书，叫戴维·纳巴罗，代表秘书长出面协调一些具体事务。纳巴罗博士来自英国，先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参与禽流感的协调，听说与时任总干事的个人关系颇为紧张。
时任工作组秘书戴维·纳巴罗
我和纳巴罗博士在联合国系统应对亚洲地区禽流感的行动时就共事过。应该说，纳巴罗个人能力很强，特别是他口才好、笔头快、文字能力强。纳巴罗这些联合国职员的基本功，弥补了潘基文秘书长的短板。他还是个工作狂，经常废寝忘食工作，但他性格张扬，时时给人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感觉，许多机构的领导人对他的作风颇有微词。
由于粮农组织的作用地位明显被边缘化，一向作风强势的总干事迪乌夫不习惯“被坐冷板凳”，俯首听命潘基文，特别是潘的代理纳巴罗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取代他这个主管全球粮食安全的最高长官。不过，迪乌夫再怎么不满意，似乎也无可奈何，起码在表面上还必须维护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威。
2010年9月，何昌垂（左一）在粮农组织高管会议上就海地地震的应对进展和后续行动部署发言，乌迪夫总干事（右一）参会。
我回到罗马担任副总干事之后，迪乌夫就让我与他一起出席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处理高级工作组会议。到后来，他经常出差离开罗马，所以指定由我代表他参加本来规定必须是专门机构一把手出席的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会议。
潘基文对迪乌夫的桀骜不驯自然十分了解，有时会上还会出现一些不太愉快的讨论，他也无可奈何，总是保持儒雅风度。当然，潘也很实际，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他们发现，尽管是第二把手出席，粮农组织对每次会议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并能对相关议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一把手或二把手，谁参加都一样。”工作组的秘书戴维·纳巴罗私下对我如是说。
除联合国系统外，一些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机制也纷纷出手。八国集团（G8）于2008年11月在意大利东部拉奎拉召开峰会，将粮食安全列入峰会议程，并通过了著名的《拉奎拉峰会宣言》。
与此同时，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开始逐渐取代G8，那就是二十国集团（G20）。
为共同应对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粮食危机，2008年11月，G20集团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领导人峰会，议题包括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危机。随后数年，G20峰会都把粮食安全列入议事日程，并增设农业部长会议，专门讨论农业方面的合作。
2008年11月15日，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图源：新华网）
2011年，为了应对全球高粮价波动，G20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研究全球应对政策，并决定建立全球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以及快速响应平台机制。
2012年6月，G20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召开的峰会通过宣言，再次把增强粮食安全和应对商品价格波动问题列为重点。
2016年9月，中国以东道国身份在杭州召开了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于6月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并发表了公报，把中国倡议的“三农综合施政”的经验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等中国农业发展理念纳入公报；同时，联合国罗马粮农三机构在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首次集体亮相，响应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粮农组织开展了大量南南合作计划
会间，粮农组织总干事还向中方提交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农业与粮食安全合作框架建议，粮农组织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具体建议的国际组织。这个建议是我作为粮农组织的高级顾问牵头组织编写的。
总干事决定绝食
2009年11月，意大利罗马的冬天似乎比往常来得早，显得格外寒意逼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行动没有明显的成效，加上粮农组织执行了两年的改革步履蹒跚、乏善可陈。此时的总干事迪乌夫，应该比谁都先感到寒意上身。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无形中却帮了迪乌夫一个大忙——那场发达国家鼓捣、明显剑指“迪公”的外部改革方案，出台不久就因全球性粮食危机而受到冲击，部分折戟沉沙。
是啊，曾几何时，发达国家始作俑者，单方发起了独立外部评估，狠狠批评了粮农组织多年来错误地把技术援助的重点放在农业生产方面，它们甚至建议不要再支持生产性的示范项目，提出了“撤销农业生产司”的主张。
一场从天而降的全球性粮食短缺，让人们看到，发达国家承诺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并没有兑现，恢复粮食生产，特别是帮助贫困国家的小农提高生产能力依旧是重中之重，事关亿万贫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
危机的因素纵然是多方面的，但主张放弃农业生产，被证实是乱开药方、胡说八道，会付出生灵涂炭的代价，甚至导致政府下台、社会动荡。
事实证明，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一向致力推动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方向是正确的。总干事看准的就是这一点。他决定再次召开一个世界粮食安全峰会，重塑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对农业生产的关注。
为了造势，在世界粮食安全峰会召开之前，迪乌夫总干事宣布于2009年11月14日开始为时24小时的绝食。
这天，迪乌夫总干事照例少有机会回罗马出差。据说以前曾有一个中南美洲的地区代表到总部串联活动，争取竞选总干事，此事自然引起迪乌夫的警惕。于是，他以节省经费为由，下令不允许地区代表到总部出差，一直到2006年6月，才第一次让我们回总部参会。
此次我有机会来罗马出差，目睹了迪乌夫的绝食行动，很受感动。
2009年11月13日晚，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意大利罗马展开24小时绝食，希望能在联合国粮食峰会本周在罗马召开前，唤起世界关注全球10亿饥民的苦况。
那天，我看到他孤独地坐在大厅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想：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当你的顶头上司宣布绝食时，应该有其他人陪着领导“受冻挨饿”才对啊，为什么总部从副总干事、助理总干事，到总干事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人在他的身边陪伴呢？我没太明白西方的这种文化——到底是为了突出总干事的个人影响，增强宣传效果，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其他高管愿意跟着受罪？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我们看到，总干事绝食的第二天，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报刊都做了报道，有的还专门发了总干事身穿睡裤、头戴一顶旧绒线帽的照片，的确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看来，总干事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让媒体大力宣传，扩大世人对粮食安全的认知和对农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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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我的联合国之路》     作者 | 何昌垂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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