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晚聊《我本是高山》最近的争议。
需要先和大家说明，这并非是一篇影评，因为电影还未正式上映（11月24日公映），所以电影本身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都会放在电影上映之后去讨论。
今晚这篇只谈它这几天的争议，毕竟这部片的争议已经大到只要谈及就无法回避的程度。与其后面塞进影评里一起讲，把文章弄得很长，不如现在直接拿出来单独说。
正文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再加上各方的入场，主创和官媒不那么体面的回应，矛盾已经走向了完全的失控。我的首页这几天也吵得尤其昏天黑地，业内和业内吵，业内和观众吵，甚至我还看到博主和自己带着铁粉牌的粉丝吵，引发了一片取关。
这件事也已经繁杂到了，连我们都很难搞清楚每一处争议在争什么。
电影好像在一个典型的舆论破窗效应里，出现第一个确凿的不良效应之后，后续会迅速跟进大量混杂着真假的“打破”。
这些“打破”多到已经很难在一篇文里全部罗列了，我仅能聊的就是对一些我能看到的、有话想说的争议阐述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肯定是不全的。
在我视角里，争议概括起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电影里张桂梅“周围的女性”，另一个是张桂梅本人。
我在看片的时候，能感觉到编剧好像试图用力在人物变化上，所以不管是前者的“周围的女性”，还是“本人”，在一开始给她们设置了让大家感觉非常冒犯和不真切的形象。
这在普通的剧本创作中当然不是问题，但放到一个女性主义标签强烈的女性人物传记电影里的时候，引起观众不满，其实也成了一种必然。
一
我们先说前者——对电影里张桂梅周围的女性角色的争议。
这个争议主要是两处，一处是电影里有一个女学生的母亲，在家里酗酒成性，家暴，不管孩子。
一处是很多女学生在一开始刚刚接触到张桂梅时，都很抵触厌学，趁着自习翘课偷偷到镇上逛集市，打游戏。
大家批评的内容大多是说，这对于大山里的母亲和女学生来说，是极其小概率的现象，这种写法是一种对特定语境里的女性角色的污名化，以及利用电影对大众记忆的篡改。
编剧的那段回应里说，她是想要表现女性帮助女性（因为最后张桂梅帮这个母亲安排了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站在片子那边的网友也找到了张桂梅纪录片里这个酗酒母亲的疑似原型，还有贪玩不想上学的女学生，说采访里也都能看到。
但这依旧没有解决矛盾，关于个例是否应该出现在电影里的争吵，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我认同这是电影的问题，但电影的这个缺点，其实不是能否呈现个例的问题。
电影当然可以呈现个例，尤其是大量关于敲打人性的电影，恰恰必须去用极端个例，但呈现个例的前提是必须和你全片的表达所统一。
这部片的表达很明确就是呈现大山的女性困境，编剧自己其实写了很多类似的案例进去，比如电影同时还有其中一个女学生，因为被父母强迫嫁人最后被打死了。还有不少家里的“男家长”将女人和畜生类比，说猪还能卖个好价钱之类的台词。
这是电影自己告诉观众，当地的女性地位低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编剧就必须自己遵守自己设定的这个“程度”。放在现实里酗酒母亲是个例是事实，因为有繁复的前因后果，也有幸存者偏差，但放在电影里为了这么一段几分钟的戏，呈现完整的因果几乎不可能。
于是这个酗酒的女人就像是天降下来一般的格格不入，不符合中国农村结构性困境下的女性形象，这么写也毫无必要。
但即使我和大家一样，认同这是问题，是缺点，我还是不认同此刻舆论批评的方式，因为那大多不是在指出错误，而是目的先行的对动机的揣测。
动机揣测永远不是电影批评的一部分，它写错了什么，和它一定是为了什么什么，所以故意写错，是两套逻辑。
当然，我知道后者在一些时候，有可能真的没揣测错，但恰恰因为它只是“可能”，所以当它成为大众普遍的批判习惯的时候，便是绝对弊大于利的危险。
二
再说争议最大的，对张桂梅本人的刻画。
最集中的应该就是张桂梅和她死去的老公的戏份，因为这涉及到了张桂梅在一开始去华坪当老师，到决定留在那办学的动机。
我去看了一些张老师的采访稿和纪录片，找到了三个有明确时间先后顺序的说法——
第一个她说一开始是因为“丈夫去世后的逃避和自我放逐，所以去了华坪教书”，这里严谨来说，是对应她最初从相对发达的大理到比较落后的华坪教书的动机，而不涉及办学。
第二个是说因为对大山女孩们困境，要帮她们走出大山。
第三个是说因为信仰。
这几种说法应该都来自张老师本人，都比较可信。
于是，“哪个才是对的”这一问题成了目前争议的焦点，争吵的甚至都不止一方，各持己见。
电影渲染了不少亡夫对她的精神支撑，备受争议（这当然是电影的问题，后面我会提），另一群人认为第二种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拨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才是唯一原因。
进一步的争议也开始出现了，主要集中在电影里一些让张桂梅显得像是“暴君”的戏份，比如疏远怀孕的女老师，威逼学生剪头发，吃饭时间只给10分钟，把放假时间压缩到极点等等，认为这也是对张桂梅的篡改和污名。
但我希望大家暂停一下对这个三选一的执着，以及对这些戏份的不满，我们回头来重新看一下张桂梅老师。
《人物》在2020年发过的一篇关于张桂梅的采访（21年重发过一次），这是我看了一堆纪录片和采访稿之后，认为相对全面的一篇，链接我也放在这里，非常推荐阅读。
当时文章时间背景，是张桂梅那一年因为“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言论上了热搜，陷入了一次舆论。
用人物稿子的原话是「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他们还写了一个采访细节：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
（后来在采访里）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那篇文的笔者同时也强调了，那场采访时，她身上一直戴着「红到心里去了」的党徽。
甚至连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亡夫往事，在那篇采访里也得到了相当完整的回忆，这个回忆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里面既有她如何从自己就喜欢去歌舞厅、宿舍挂门帘、留长发化妆、穿裙子，转变成一切都为了学生，要求学生老师都不穿裙子，要求学生剪短发，要求老师学生都不可以化妆。
也有她一开始只是因为“自我放逐和逃避”只带着丈夫的毛背心去了华坪，结果在这里被各种“爱和被爱”打动而有所转变，放下丈夫，产生使命，最终全身心投入办女校，连再择偶的心也没有了。
这些复杂的、阶段性的东西糅合到一起，构成了当下的张桂梅，就像那篇文的标题取的一样「成为张桂梅」。
那当我们带着这些，再回到这个争议，是不是可以去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三者都是答案呢？
如果从她来到华坪大山的那天开始算起，这三个都由她自己讲出的三个回答，就是张老师的转变过程，以及三种面向。
第一个是私情，是“一开始的张桂梅”，第二个是善，是“本能的张桂梅”，第三个是精神，是“最终的张桂梅”。
我们都在说，电影的问题是过分强调了第一个而弱化了后面的两个，这个批评当然是对的，电影在想要呈现亡夫在张桂梅心里逐渐消失的这种变化，但选择了最难以融入这套叙事的方式，也安错了一个时间段。
但同时，目前舆论的问题是在批评中走向了同样的极端，我们好像在根据自己的身份和观点，试图放大和定义自己喜欢的那个“张桂梅”，让其窄化。
然而恰恰相反，看这些采访的时候，我越发感觉到张老师是非常宽阔和真诚的，是她主动坦承自己作为人的一面，她不接受抽象的概括，但接受这种多面性，接受这些复杂混杂在大众对自己的认知里。
这种真诚又是反过来和这三者变化的过程相匹配的。因为“神”是不需要真诚的，只需要高高在上的接受褒扬，所以她选择自己用真诚打破神坛。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完整的伟大。
配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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