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起跑领先的孩子，后来却落后了？为什么我儿子及其他亚裔孩子原来甩美国孩子七八十条街，到高中却被追上了？为什么世界前100名大学中的大多数在美国“排排坐，吃果果”？为什么美国截至2021年获得了333项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数学基础教育一路被吊打的美国，至2021年，仅“哈佛人”（含校友、在职人员、兼职人员等）就获得了18项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在新作《教育的基础》一书中，作者黄全愈抽丝剥茧，将镜头对准30多年来在中美两国观察到的教育故事、教育现象、教育观念，剖析纷繁复杂背后那些发人深省，甚至“扎心”的问题，并以自己的思考作出了回答。
教育不能只训练“考生”，更要培养“学生”
《教育家》：您的新书《教育的基础》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教育不能只训练“考生”去学习已知世界的知识，更要培养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生”。您认为，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
黄全愈：“以考为本”的突破口有两处：一是机制，二是观念。机制，时机到了就可以改，如“双减”。但人的观念，无影无踪又如影随行……机制改了，观念往往滞后。
许多华人（包括我这个“素质教育专家”）到了美国，“应试教育”的观念也漂洋过海地“卷”过来了。刚到美国时，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就买了不同版本的数学课本，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小学二年级，他就自学了8年级（相当于初二）的数学。我们要求学校让儿子每周跳级到三年级听一节数学课。老师的来信中有三句话令人难忘：孩子长于“算术”技巧；学校教的是“数学”；要“珍视数学”。当时，我极不服气。
儿子在高中学完大学微积分，在美国“高考”SAT-Ⅱ中数学几近满分，但上大学后，却谈“数”色变。回想起当年老师的那封信，老师似乎十几年前就料到：这种“卷”会让孩子远离曾给他带来无数荣耀的数学。
在许多人眼里，“考”就是“录”，“考录”不分，甚至以“考”代“录”。考好了，就录取了；考分即录取标准。
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录取率仅为5%，这意味着，这些满分申请者中只有二十几位能够得偿所愿。这说明成绩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它只是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据悉，目前已有70%~80%的美国大学不再要求申请者提交SAT或ACT考分（相当于不“高考”也能申报大学）。
教育不能只训练“考生”去学习已知世界的知识，更要培养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生”。我们要以终为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就要实行“既认分又认人”的考录分离。
《教育家》：“素质教育”在国内最早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40年过去了，现在不少家长依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越提倡素质教育，孩子学习压力越大，家长越焦虑，家庭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越多？”对此，您怎么看？
黄全愈：其实，“应试”和“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试”顾名思义是“应对考试”。考试是教育的无奈，作为手段，不得不使用，但又不能过分利用。因此，即便素质教育也需要“应对考试”。但应试教育是一种教育机制，考试仅为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当这一手段成了整个教育为之团团转的唯一目的，教育的本质就被颠覆了——变成“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根本区别就是——“考”生VS“学”生。前者重复已知世界的知识，后者探索未知世界。素质教育的核心包括激发创新、解放个性、尊重人性、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而围着考试转的应试教育，与开发孩子潜能的素质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需要警惕两个焦虑的误区。一是以“爬藤”为人生目标，这是一种变相的应试教育（就像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数学，小学二年级就学到初二的内容），所以焦虑不堪。二是误以为“爬藤”不苦，素质教育不苦。许多从国内名校来的留学生，发现美国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苦不堪言。
但考试有发人深省的走向：一天，我被一串数据惊呆了！俄亥俄州从小学4年级到高中12年级学生的各科统考的及格率为：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再一查，竟是全国现象。如，“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以外，所有数据都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这个走向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低，成绩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高，成绩越低。
一个上升，一个下滑……两向会合后，反向差距会越来越大。“双减”纠正了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我们要借“双减”东风，反思起跑线上的“领跑员”，只有不怕“双减”的“先慢”，未来才能“后快”。
别在“局内”卷，要到“局外”悟
《教育家》：不少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或学生家长表示，美国教育也很“卷”，“爬藤”与“高考”相比，不见得哪个压力更大。请结合对美国教育的观察和研究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黄全愈：其实，华裔、留美学生与家长“卷”得有点让人看不透。《纽约时报》曾推出长篇评论，指出拙作《混血虎》（TheHybridTiger）解答了困惑美国人多年的问题：为何亚裔只占美国人口4.43%，且哈佛等名校对亚裔设置了隐形的录取上限，但美国前20名的大学，仍录取了约20%的亚裔生；亚裔是人均获硕士、博士学位最多的族裔，家庭平均年收入全美最高。我用“双核理论”驳斥“虎妈”：只有吸纳中美教育的精髓，才能产生虎虎生威的“混血虎”。
同时，我又提出一个扎心的问题：虽然美国前20名大学亚裔生约占20%，但为何最翘楚的20%（诺贝尔奖得主、大科学家、大教授、大律师、大企业家等），亚裔占比却与20%相去甚远？
我儿子5岁时，学的第一句英语是“Whereisthebathroom?（厕所在哪里）”。他现为一家世界著名律所最年轻的出庭律师与持股合伙人，荣获Law360授予的2021年度“明日之星”出庭律师的荣誉；2022年，《商业内幕》把他与其他15位出庭律师列为年度“明日之星”。但他都是赢在局内，在人家设计好的法律条文下“玩”，从未想过到局外当顶尖的20%——去设计、制定法律条文，让别人去“玩”。
我们喜欢在局内玩游戏、赢游戏。应试教育也是看谁在题海里泡得透——在“局内”拼已知世界的输赢，而不是跳到“局外”去悟出自己的东西。许多孩子以上名校为人生目标，既然达到了目标，谁还有“破局”的动力和勇气呢？
教育的问题是先有问号（问题），还是先有句号（结论）？在我看来，认为“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重要，是不讲逻辑、违背常识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而去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压抑人性的。我给美国学生上课，总留提问时间。若老师问“还有问题吗”，学生说“没问题”，那就是老师有问题。以“启疑”为导向，产生的问题越多，越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家》：您认为把教育看作“三位一体”（“三位”是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一结论排除了人的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够激发孩子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而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是存在短板的。在您看来，激发孩子的自我教育意识，应该从哪些层面、哪些主体发力？
黄全愈：“问号先行”还是“句号先行”，传递出不同的教育观。自我教育也能对不同教育观做出反馈：或激发自我教育意识的觉醒，或延缓自我觉醒的发育。
“走课制”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感到最惶惑、最煎熬、最挣扎、最不适应的环节，所以在这里我试析走课制与自我教育的关系。
一方面，个性与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培养创造性的前提是保护孩子的个性，解放孩子的个性。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孩子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走课制要解放个性，人尽其才。解放个性，是孩子自我认识的过程。
另一方面，独立性也能唤醒自我。如何“走课”？走什么“课”？为什么这样“走”这些“课”？孩子必须独立完成这个思考和抉择。我儿子15岁时，曾把走课的惶惑、痛苦和挣扎写到书里。走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课过程，而是一个艰难的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解放自我、选择自我、砥砺独立性的心路历程，开始为自己寻找独立的人生规划。
因此，我建议国内有条件的地方，从初中开始就试行走课制。
《教育家》：教育应该引领未来，具有前瞻性；教育的指挥棒不应是中高考，而应是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何多数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观点，却依然陷入“内卷”的旋涡？教育者如何在“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之间找到平衡？
黄全愈：没有成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天。要实现“平衡”，需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什么是教育的基础？ChatGPT横空出世，只会死记硬背和刷题，今天就干不过AI！批判性、独立性、创造性、心灵滋润、人格培育、道德养成、社会化等机器人“爱莫能助”的，才是教育的基础。
其二，什么是人才的标准？如果学校、家庭、社会都认为是刷题高手，所谓的“前瞻性”，就需要“通识教育”进行平衡。借鉴欧美大学的做法，大二前是通识教育，然后才分专业，给“自我教育”一个缓冲的、自我调整的判断机会。
其三，多宣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多元理念。无论上大学还是读职高，在走课时，就应认真思考自己“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这两个难题。
为避免陷入“内卷”的旋涡，可参考以下做法——
第一，把每年的某天定为“带孩子上班日”。让孩子了解父母的生存之道及个中的喜怒哀乐。
第二，把每年或每学期的某天定为“职业影子日”。孩子们可以到自己感兴趣的机构，如警察局、医院、理发店等，跟在自己“理想职业模特”的后面，观察和体验生活。
第三，通过“职业兴趣分析”将各行各业分类，帮助孩子规划人生。十几岁的孩子往往搞不清楚“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关系，想干的不一定能干，能干的不一定想干。比如，我儿子曾想当医生，后来又对律师感兴趣，最后的职业排序是法律、医疗、科学、艺术……10年后，他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律师。他的同事，许多是子承父业。但我们的家庭却与法律“八竿子也打不着”，这也反衬了“职业兴趣分析”的潜在意义。
即使解决了“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难题，进入社会后往往还要经历“社会文化休克”的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沮丧阶段、恢复调整阶段、适应阶段）。这种前瞻性功课，能为孩子缩短这一阶段，尽早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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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11月刊第2期，原文标题《黄全愈：我们呼唤什么样的“素质教育”》
作者｜李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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