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非武大校友，但对武大尊敬有加。
我最初佩服武大，是因为发现植物学家汤佩松在武大生物系工作的1936年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论文。那时中国在世界上发表论文就很少，在这些刊物就非常罕见（饶毅，2001）。
我也知道武大的生物学生不仅多而且强。改革开放后生物出国项目CUSBEA的武大校友比较多，而且第一届的第一名就是武大的王小凡。他和夫人董欣年还在1989年帮初到波士顿的我弟弟饶海。董欣年是华人植物分子生物学翘楚、美国科学院院士。她弟弟董欣中也是武大校友、饶海的同学，而与我同行（神经生物学），是全世界的痒觉分子机理的权威之一。两姐弟之所以从北京去武汉读书，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1927年－2004年）不仅本人毕业于武汉大学，而且长期认为武大最好，所以他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还是送子女去自己的母校武大（分别读生物和化学），而几乎可以断定他不那么看得上北大清华。这一现象，我以前从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那里也听说过。他也是1940年代读大学。他说那时首选是武汉大学，而他上的清华大学并非他的首选。
有董辅礽这么热爱武大的校友、有董家四位这么出色校友，武大不用担心有校友提意见。
我外公带着一批家人在华工，但最小的姨妈一旦可以读大学，心中第一向往的是武大，入武大77级化学系。我一家至少两人是武大校友，我6/7岁下放农村的发小姜文波也是武大校友（空间物理系），我们感谢还来不及。
不是武大校友的我，完全因为其他事情获得了对武大事情的发言权。武大曾经让我跳了个坑：武大前任的窦校长听信他的科大同事潘建伟的建议，曾想让我帮忙主持审理学术不端，虽然我最后没参与，但武大有并过来的学校中坏分子到处造谣我，我一反击，结果让很多人误认为我的主业是学术打假。虽然给我带来麻烦，我丝毫不怨武大。（推荐其他人，也没有一个参与。因为在中国，大家宁可国家、社会和集体受损失，都不会出来得罪人，坏人也不能得罪）。不过，传说小坏蛋之所以在窦校长联系我12小时之内就知道，原因是武大某书记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小坏蛋。不是校长告诉我的，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准确，但如果这反映武大校领导层有不和谐，就不太好。希望现在能够解决校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校领导层不团结是任何学校进步的死敌。‍‍
武大现任的平文校长，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我对其能力倍加推崇。
我弟弟的一点意见引起了一些波澜。我昨天才意识到最近为什么有一些人批我，原来是武大校庆。
我听说饶海在他母校的校友圈“闯祸”，立即拉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了一顿屁股，等打的皮开肉绽无法继续下手之后，也听听他怎么哭诉/狡辩。‍‍
听来听去，您还不得不承认，饶海的意见，有一点好像还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加强招聘武大师资。
招聘教授系列是优秀高校非常重要的工作。国家的人才政策非常好，现在比十几年前的需求更大、力度更大。
而且，我国大多数地方，如果高校引人质量高，都可以带来校外资源。我了解北京和浙江都很好。如果湖北省或武汉市没有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落实现在的政策，可能武大、华科都应该去督促。如果省市落实了现在的高强度政策，那么责任就在大学本身。‍‍
不过，很多高校有王伦作风，不愿意引人，从而同时失去人才和校外资源。武大是否这样，我完全不知道，我相信平文校长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一道在北大的委员会招聘和晋升委员会工作过。
有三种非常粗浅的看教授招聘的角度：‍‍
1）如果武大校友爱武大，就自然会比较武大优秀校友多少回了武大任教。例如：北大、清华在美国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都有回北大清华的。武大在国际一流大学任助理教授到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有没有回武大的？如果不太多，是因为校友不爱武大、还是武大用力不够？校庆活动时想一想，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
2）平文校长更清楚：武大自然科学招聘教授与北大的重叠程度。目前来说，重叠程度高说明武大厉害，重叠程度不高说明不够。（为武大希望：有一天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
3）北大清华招聘的优秀教授，一般来自国外或自己内部成长。例如化学系校友谢晓亮，成为哈佛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后回母校任教，生物系毕业生陈雪梅也是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回母校任教。我的母校南昌大学目前没有这种基础和力量，只好从国内其他大学（包括武汉大学）争取到几个优秀人才。武汉大学在这方面是更接近北大、还是更接近于南昌大学，可能也是一种判断方式？‍‍‍‍‍‍‍
校庆是好事，也是思考和讨论的时机。百卅年毕竟不是百年、百五十年，可以有些单纯庆贺之外的声音。也许，有这种声音的校友圈才是真正的爱母校的圈。
饶海提出的问题，也附了他的建议。各位校友、校领导：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不用骂饶海。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打他。而各位校友可以看看自己毕业的院系，师资力量在全国比较中是相对向前了、还是相对落后了。各位最清楚。
校友们不妨理解：如果他不是爱之深，就不会痛之切。
饶海提起的问题：武大师资是否跟得上全国的相对进步，也可以二十年后再看。那时，凡是没有努力的院系，将更加一目了然，如果不是现在已经清楚的话。
参考文献：
饶毅（2001）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历史演变和现状比较。
其中的参考文献部分
18) Tang, P. S. (国立武汉大学生理实验室汤佩松) and P. N. Sung (1936). Change in optical rotation of glucose in dilute solutions of boric acid. 
Nature
137:275.

19) Tang, P. S. (武汉大学汤佩松) and C. Y. Lin (1936). Downward shift of PH caused by addition of glucose to boric acid buffer solutions. 
Science
 85: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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