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18位作家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探寻虚构与非虚构的创作密径。上海《收获》杂志编辑吴越的新作《必须写下我们》收录了她在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
作为文学编辑，吴越确信“世界上的一切所谓障碍都会为才华让路”，她选择站在作者身边帮他看到他的前后左右，敏锐地捕捉文学降临的时刻。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媒体人，吴越形容写作是一种隐秘的极限运动。她着迷于写作者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对一个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与不满足不断跑出来，以问题的形式弹出去。”她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那些关于身份的问题仿佛是始终的、唯一的问题，而我的受访者们毫无保留地把过去打开给我看，把他们的痛苦与裂变描述给我。”
在《必须写下我们》一书中，吴越用切实的提问和富饶的书写带领读者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天津文学》杂志副主编崔健的书评《在“烟消云散”来临之前》。
在“烟消云散”来临之前 
 ——读吴越《必须写下我们》 
崔健 文
本文原刊《文艺报》2023年11月22日8版
蔺草的清香  阮义忠/摄

图片来源：《必须写下我们》
吴越是一个怎样的人？
读吴越的《必须写下我们》，一边读我一边想的最多的是，吴越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越落落大方地面对所采访的倪匡、苏童、托宾、勒克莱齐奥等等这些明星一样的人物，依旧“保持”着泰然自若，敏锐机智。读得越深入，越觉得那并不是来自“保持”，而是一种天然。她热爱写作，同时，她也懂什么是好的写作。这两点，哪一点都有很多人能做到，可放在一起，其实就没那么容易了。
吴越是挑剔的，心思也异常敏锐，她本能地有守卫某种精神领地的意志。她正努力借个人微小的力量重申对写作或是“文学性”的敬畏与门槛。比如她问青年作家班宇是否已经厌倦就“一个小说反复谈，和你每天面临的那些新鲜的、复杂的事相比？”。吴越说此一题她没有设置标准答案。但何以称得上“回答优秀”呢？其实她早已心中有数——吴越是在验证与拣选对面的人是否依旧“替命运暗河中那些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她坚持着未被申明过的、对沉默却伟大之人的爱与共情的标准。再比如，还是与班宇，她问了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问题——“你不承担的是什么？”吴越的访谈其实没有沿着惯性的思路游走下去，而是停下来，问了一个“回过头来”的问题。这看上去的无关问题，或者“相反”的问题，却与班宇大有关系，它恰恰说明了吴越对待班宇小说写作的某种态度。这是一次用力且有效的向上“托举”——将班宇写作中的吸引力用“不承担”来向读者澄清与指明。
2020年1月班宇在沈阳，雪后的铁西工人新村。
吴越/摄
图片来源：《必须写下我们》
吴越总是善于托举的，被她托举的人可以准确又稳妥地被聚光灯打亮，既不局促也不突兀；她也习惯了隐身，习惯将自己藏身于人群之中，于是便有了张悦然所说的“你不能总是站在人群背后”。
《索南才让：游牧与蹲守》详细地记录了一部“鲁奖”小说的诞生，这是由一则编辑手记、一个发表前的访谈以及吴越对索南才让之后发表的新作的短评所构成，它们共同记下了一位青年编辑在新人作者成长道路上留下的那些隐秘的痕迹。这些痕迹我实在太过熟悉以至于可以瞬间辨认，所以见她在文中那样冷静的一笔带过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丝悲伤——她只说读过小说非常激动，我便能想见她的激动定是那种眼眶发热；对作者慢慢修改的安慰与踏实；对送审的艰难预判；对前辈意见的思索与领悟；对艰难修改中的不安与抚慰；再到宣布结果的看似冷静；亲力亲为寻找评论者；与万玛才旦交流前的忐忑……吴越的文字那样冷静，不着痕迹，可她的自豪与欣喜却无法隐藏地跳过冷静的叙述击中了我，让一切都有了着落。这一刻，我便知道吴越是真的出于“爱”。
索南才让近影
图片来源：《必须写下我们》
文学的问法与写法
她所处的提问位置常让我想起在狭小的电梯间面对突然闯入的老板时的情境。她需要在楼层灯灭掉之前完成一个短暂的自我介绍与职业推介（交流以及提问），并为自己争取到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一篇出色的采访稿件）。可供她施展的舞台并没有多大，而时间只限于提问的陈述，况且对方的回答又无法预料。结果是，吴越从未让我失望。她的访谈常以温和、平静开场，但那暗藏机锋的提问一定藏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再被她不经意地抛出。在对方已经以为可以浅浅带过之后，才发现问题背后的暗能量让人措手不及，有时候受访者像是被看穿了什么把戏而不得不略微停顿下来。
她问勒克莱齐奥的几个问题都不得不让人叫好——“假设遮蔽掉作者的名字，人们凭何来认出这就是您的作品呢？”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勒克莱齐奥的回答也相当有趣，他回避了正面去解释这一像是某种尖锐的“质疑”，而是“回身”求助大佬普鲁斯特，将一个写作风格不一致的问题硬生生回答成了何以“一致”的问题。显然，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老板”。但两人并未陷于精明或是灵巧的过招。当吴越再问起他对于中文的理解以及对于中国现实面貌的观感时，我感觉到这狭小的对话空间因为语言意识的引入一下子被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谈话像是瞬间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勒克莱齐奥
图片来源：《必须写下我们》
吴越是个很会提问的人。她善于发现与众不同之处，懂得引导，但又常常话锋一转，再将问题引向深入。比如，她在采访何伟时，对于何伟的写作身份的转换提出了疑问，这个问题或许暗藏了吴越的多个心思。“你从一个新闻门外汉到驻京记者，成为一个专业观察者与写作者，这个路径并不寻常。……就你所知，这个职业路径是一个仅有的特例，还是代表了报纸挑选驻华记者的一个策略性趋势？”她首先指出了何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同时她又在质疑着某种权威性的旁落，但问题却没有落于以上的任何一个方面，她尖锐地指向了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否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策略”。吴越的提问是“凶狠”的，但过程本身又充满了对“对手”的诚恳与尊重。
何伟
图片来源：《必须写下我们》
除了提问，看过“辑四”中她与李黎、郭爽、李梓新等人关于“非虚构”创作的对谈，再来回味书中最后一章她自己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在这个可能是虚构的世界上，非虚构能写什么？》中，她对李黎说：“我们应该站在人类的尺度而不是更杳渺的高点上，享受可证的过去、川流不息的当下、近迫的未来以及一切可能的边际。”于是在《重返光明街》中，我们看到她努力抓住汶川地震后试图恢复恒常生活的普通人的挣扎一瞬，为的是“它曾在不为人知的黑夜唱过那些悲伤与希望的歌，因为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国家的肌体中一根毛细血管所能达到的尊严、善良和韧度——而竟不意识到自身的伟大。”我喜欢她在文中的用词：“尊严”“善良”与“韧度”。吴越推翻了我业已形成的某种“刻板印象”——记者们无处安放的精英气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底层悲苦的被放大了的悲悯苦情叙事。但《重返光明街》，吴越打破了我的成见，她同时写出了无常命运之下普通人的悲痛与安然，写出了人的生命力，她无须刻意去歌颂什么，呈现已具有足够的分量。我还看到，吴越因“无法回避主观视角”而无奈，但这个视角显得格外难得，她其实是真正打开和窥见了某种“真实”——这正是“非虚构”这一文体一直想探寻其存在必要的那种属性，一种无须证实却又不得不发出的“呐喊”，而这种属性恰恰证明了“非虚构”写作本身的价值和力量。
“必须写下我们”之后
这本叫做《必须写下我们》的书是多文体的，它有很多别人的话，别人的观点，甚至还有“课堂笔记”或是作家本人的“自述”，有些是吴越写的，有些不是，但也是在她的主导下完成的。有的写得颇有些官方，有的则充满了感性气息，成为她的个人作品。
《必须写下我们》里面囊括了她的品位，她的智慧，她的得体，或是她的理想，她的坚持以及她想要抓住的瞬间——那些必须写下的东西。这样的编排其实都在阐释着吴越所要真实传达的东西，为读者打开了有关文学的更多可能。
吴越写下她的来历、身份、寻找与时间的流逝，这一个又一个出现在她面前的形形色色的人，其实正映照了她自身，她面对他们，像不断地面对不同样貌的自己；而阅读中的我们，也似从书中看到了一个个被写作改变的自己。
吴越在书中援引了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关于人死亡的说法——“一个人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肉体上的消亡，一次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消亡，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烟消云散。”吴越相信在“烟消云散”之后，还被旁人或后人所念及乃是“非虚构”的使命。我想，吴越所拥有的、坚持的与相信的，在时间之流流经我们身边时，已带来了她的爱与暖的讯息，让我们在她的文字中再一次感受文学与写作带来的美好际遇。幸运的是，这是早在“烟消云散”来临之前便发生了的。
2023年10月8日
崔健，《天津文学》杂志副主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研究生班。曾获第17、18届百花文学奖编辑奖，2020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新锐文学编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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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新闻媒体人，吴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自觉延续了传统媒体新闻训练的严谨与切实 ，另一方面从个人兴趣出发，尝试最能打动作者和读者的独特讲述。其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个隐约的共同点：他们都在时代的进程与个人的成长中着力转变固有身份，在流动、行走中拥抱变化，摆脱标签，蜕变求新。记录下这些故事、这些人，也是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作家班宇说，“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将其看作是一次非虚构写作样本的集中展示。”
必须写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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