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部与内部
外部环境在努力改善，G2、欧日韩都在努力。之所以要努力改善，是因为前期各方的底线思维已经超越了现实逻辑的底线，而没有底线的底线思维，如同美国前期“安全成本过高，进而危及安全本身”的半导体策略（不计成本的追求安全）一样，只能带来对自己更大的伤害。恢复接触的目标就是要迅速达成各方坚持各自底线思维前提下的底线。

内部看外部也同样如此，因为只是在解决越来越没有底线进而危及自身的恐慌问题，底线思维本身还会存在下去，所以预期都不太高。但同样是底线思维，各自也有差异。美国的改善在针对此前的非市场化问题，因为企业和产业有更大话语权；内部的改善是希望通过外部改善来解决出口外需问题。但如今的出口问题其实不是单纯靠外交关系改善就能改善的，这涉及到再全球化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内部前期底线思维造成的非市场化问题似乎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
以上都是与预期相关的。

二、微观与宏观
微观寓于宏观之中，所有对宏观的判断，最佳切入点都是微观。宏观宣誓很重要，如果在执行层面走偏，最终都会沦为口号。举几个最近很多人关心的例子：

房地产行业资金链的改善，需要金融行业支持，但如果金融行业支持，再出现损失怎么办？从微观层面而言，一起不抽贷是合适的选择，但只要一方抽贷，他方不跟进，就可能会被认定“资产流失”，后面是大监督机制的追责。所有政策到基层，都是博弈论。权衡再三之后，会怎么选呢？

人性都是相通的。又例如，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一线房价会实质性下跌，在过去若干年，即便预期是整体房价下跌，不少人仍然抱持一线豪宅和学区房市场将是最抗跌的市场这个理念。但在过去半年，一线豪宅和学区房下跌幅度在30%以上的比比皆是。在2016年作者就阐述过二手房小区的边际价格决定小区整体市场价格的逻辑，在今天可以说是完美上演。曾经被认为最抗跌的资产，让不少人在过去半年内，不动产财富损失高达50%以上，目前还看不到尽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维持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是房东一齐不卖（类似金融机构一齐不抽贷），但扛不住某个房东因为各种原因必须快速卖（类似某一家金融机构不得不抽贷或者没有能力再续贷），那这个房东的交易价格就迅速变成整个楼盘的市场价格。这是任何市场共通的规律，在经济学领域就像1+1=2一样逻辑清楚。所以，博弈论下，权衡再三后，会怎么选呢？有人讲，应该继续维持房价，那么请问，过去的房价是如何上涨到今天的地步，了解吗？有时间可以读一读本公号2016年的文章。所以，办法是什么呢？作者在
《消费能力去哪里了》
中已经提及了。

再例如，还是类似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问题。作者曾经批评过金融资本的短期性对实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作者在2018年是首先站在理论层面公开批评平台经济和金融资本短期性问题的，很多网文跟风炒作，把理论问题变成国有/民营资本的对立，发各种“爱国财”。难道只有民营金融资本才有短期性问题吗？国有金融资本就没有短期性问题吗？一家国有PE/VC，跟一家民营PE/VC，如果存续期是5-7年，那它们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不会有什么差异，如同你在中石化加油，跟在壳牌加油，都是石油终端消费，你能感受到多大差异呢？PE/VC的短期存续导致作为出资人的行为方式必然短期化，如果被投企业五年左右不能上市，PE/VC又有清盘诉求，就会触发与被投资人的对赌条款。有的创始人，比较明白，只签了有限责任；有的创始人，要么无知、要么议价能力有限，签了自然人回购义务条款。有人讲，愿赌服输，契约精神。这本来没什么错，但在成熟市场中，投资机构和认真做事的被投资创始人之间，历来都不会是针尖对麦芒的关系。我们的市场起步非常晚，中介服务体系也非常落后，创始人如果恰好请了一家比较差的律所帮他看合同，最终可能就要遭逢后悔终身的命运。但市场经济最终更靠谁呢？是靠985毕业、努力考公的人，还是靠这些在市场上愿意闯一闯的人呢？市场侧而言，比较专业的民营或者曾经还比较多的外资投资机构，会视情况去行使上述权利，因为他们背后的LP们，是接受投资可能失败的。

但如果LP是国资呢？这就变得很复杂。在今天，地方投资机构、国企等，作为LP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许许多多的被投企业，多少都会有些国资投资成份。但对国资的监管，仍然有着比较强的非市场化特征。例如，这样的案例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家民营企业，在对赌期内没有上市，触发回购权条款，国资投资者如果选择继续观望，允许浮亏，那后续就要面临外部监督压力。因为回购权的设置通常是本金加算一定比例的收益率，如果顺利执行，那就不存在“资产流失”的问题。如果不行使回购权，那投资机构就要清晰的判断，未来被投企业是可能更好，还是可能变得更差。本来，这是一个商业和市场判断问题。但如果此时，外部监督开展工作，要求进行整改，通常而言，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投资工作者拍胸脯的讲这家企业未来还有前途、可以再给它一些时间。因为，就算巴菲特，也拍不了这样的胸脯。所以，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呢？权衡再三之后，只要有一家行使回购权，其他投资者都会一起行使。这实际上跟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抽贷没有什么区别。

那到底是谁有问题呢？微观层面，监督机构是在行使监督职责，它有理由知晓国有投资机构的判断，有理由要求被监督机构整改，因为这是监督者的职责；国有投资机构在拍胸脯就要担责、马上整改行使回购权自己就没有利益损失的前提下，做怎样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能说违规。权衡再三的结果是什么呢？国有投资应该走金融资本短周期投资之路，还是走产业资本长周期投资之路呢？
监督的本意又是什么？是不允许出错？还是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对监督者如何考核，不同监督者互相内卷出业绩，被监督者怎么办？如果监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不同监督者对市场认知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那制度的“预期”就会影响更多人。我们不可能靠监督机制把平庸的国内投资机构变成巴菲特，更不可能让他们比巴菲特更厉害。
作者认为，对监督者业绩的评判标准决定了监督机制能否真正走向现代化。监督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当然是根据现有制度找到问题甚至找到坏人，但监督者更重要的职责，是发现既有制度的问题，通过改善制度，达成既定的发展目标，同时让坏人变成好人。相互内卷的监督，不应该是监督制度的初心和本意。
三、短期与长远
现在大家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似乎是有高度共识的。然而，当共识锁定在五年的时候，现实就不可能只是五年了。高度共识其实是思维惰性的一个体现。因为纷繁复杂的人间，对同一历史的叙事往往存在极大不同，而不同的叙事，决定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
行为上的躺平可能是理性博弈的结果，但思维上的躺平，只能是对自己和下一代的人生不负责任的表现。
短期而言，再全球化之下，AI突飞猛进之下，需要更多具备思考能力的人进入到摒弃轻易达成共识的中年惰性状态。人类世界从来就没有“垃圾时间”，任何时间都在积累，都在等待爆发。没有所谓“垃圾时间”中的积累，盛况绝无可能出现。以作者过去七年思考写作经验而言，但凡愿意深入的领域，无一不获得了比现成的中文甚至中英文领域知识更为丰富的认知，也使作者一次次从一个旁观者，成为种种变化的变量。
任何历史学家都知道，写作历史的那支笔，从来都只能是写出历史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完全现实的真实。换言之，生活在叙事长河中的人类，将永远在短暂的一生中追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把人类的过往和未来连结在一起的，最长远的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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