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的诞辰。厉以宁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调节在市场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
厉以宁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建为经济学院,是改革开放后北大设立的第一个学院),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教。1985年到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
厉以宁教授始终兢兢业业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授课内容涵盖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西方经济史等课程。
他说:“假定有人问我,如果时光可以倒转,一切从头开始,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毫无疑问,我仍会选择教师这一行。”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厉以宁先生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所做的演讲《一代新潮接旧潮》。一代新潮总会超越旧潮,科学总在不断地进步。在厉先生看来,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能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离不开不断提高的教师整体素质、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以及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
一代新潮接旧潮
——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
文|厉以宁
本文为节选,原刊《沉沙无意却成洲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2023年2月27日)
当我们这些教师每年九月初出席迎新大会,欢迎刚进校的学生时,心中究竟有哪些感受?当我们这些教师每年七月中旬同应届毕业生,冒着烈日,在校园内参加毕业照相时,心中会有哪些感受?还有,当我们这些教师每年校庆日接待已毕业的学生,看到他们在各条不同的战线、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成绩时,心中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不容任何人辩说,这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才的成长就像滚滚东去的大江一样,后浪推着前浪,谁也不可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
从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不正是这样么?从1898年建校,到1998年,一百年过去了,北京大学迎来了多少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又送走了多少社会有用之才。一代新潮接旧潮,做教师的,没有比这更值得欣慰的事了。假定有人问我,如果时光可以倒转,一切从头开始,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毫无疑问,我热爱教师这一行,我仍会选择教师这一行。正如我在为闵庆全老师任教五十年而填的《虞美人》一词中所写的:
人生何物堪珍贵,
岁月应为最。
流光所剩虽无多,
挥笔犹勤依旧谱新歌。
他年诸事终将改,
清誉千秋在。
化身红烛守书斋,
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
词中的最后两句,既是我赠送给我的老师闵庆全教授的,也是我经常用以自律自勉的两句话。
视频:厉以宁|我与北大
我从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98年),也已43年了。我常想,办好一所大学,主要依靠的是什么?一所名牌大学,之所以成为“名牌”,究竟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当然是条件之一;仪器设备的先进,同样是一个重要条件;教室的宽敞、明亮,校园的清洁、美丽,生活服务设备的齐备和管理有序,都有其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或者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则是教师的整体素质。一代新潮之所以能够接上旧潮,替代旧潮,超越旧潮,同优秀的教师队伍直接有关。因为学生毕竟是教师教出来的,带出来的。没有好教师,不会有好学生。
80年代中期厉以宁先生的讲座现场
……
人们经常议论办好一所大学靠的是拥有少数名教授或极少数学术大师级的专家学者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根据自己在北京大学四十多年的经历和体会总感到这句话还不够全面名教授是名牌大学的台柱大师级的专家学者是名牌大学某一院系的旗帜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一种号召力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有独到见解甚至开创一代学风我衷心希望北京大学能有更多的名教授更多的大师级专家学者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北京大学的骄傲然而不少名教授大师级的专家学者一年究竟开多少学时的课教多少名学生他们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青年教师和博士生方面他们在科研工作中起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他们是教师的教师可以这么说目前在教学第一线给大学生授课的往往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传人一个大学本科生甚至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期间究竟能同本院系的名教授大师级专家学者见过几次面很难说他们通常没有机会在讲坛下面听名教授授课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同大师们交流观点因此一所大学不设法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仅仅依靠少数名教授那是远远不够的
1985 年北大静园四院水房,这里就是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的“办公室”
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无疑离不开这些名教授大师们对一代又一代教师的培养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无疑是规律这里既包括学术上的传授也包括在知识进步过程中的互教互学由于科学本身的进展上一代和下一代在知识结构方面是不一样的这样新一代的教师完全有可能发现老一代教师研究中较薄弱的环节并且终于超过老一代教师如果新一代教师不超过老一代教师如果新一代教师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做出新的成绩又怎能教出符合科学进步要求的学生又怎能把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方教师是一个群体是老教师中年教师青年教师的总和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意味着所有的教师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前进而不能把这片面地理解为只有少数教师出类拔萃北京大学一百年来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所有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师们的共同努力归功于教师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少数名教授和大师在学术上的精湛造诣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涌现并拥有一些名教授对于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百年学府来说应当是同样重要的。
优良学风的形成不体现于只有少数人在学校里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优良学风的形成绝对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也不是三五年,甚至一二十年的事情。优良学风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每一个教师都是这个学术环境中的一员,学校的管理者同样是这个学术环境的组成部分。独立思考与自由探讨二者是分不开的。书读得再多而缺乏独立思考,有什么用处?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不去独立思考,能解决什么问题?优良学风的形成依靠教师们、研究工作者们、学生们各自的独立思考。同样的道理,自由探讨有助于优良学风的形成。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容许在学术问题上自由探讨,只准某些自封为“权威”的人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去教训别人,甚至摆出一副“真理只在自己手中”的架势,气势汹汹,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不许别人反驳或陈述,那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科学也是这样。有自由探讨,才有科学的进步,也才有一代代新人的成长。然而,谁也不应该忘记,在一座大学里,优良学风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少数名教授和大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更有赖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包括全体教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回顾北京大学的历史,优良学风的形成经历了多少曲折?就从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那一年(1951年)算起,北京大学这些年内,师生中有多少人因为发表了不合潮流的文章或言论而遭到批判,甚至被开除、革职?但曲折只不过是曲折,北京大学传统的优良学风依然保存下来了。这正像清清溪水流出深山那样,劈开峻岭,穿越峡谷,历经险滩,始终向前流去,千弯百折也不回头。在广大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形成了独立思考、自由探讨的北大学风。这一学风的形成,同教师的整体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发表不合潮流的文章或言论而遭到批判的教师只是少数人,北大的教师队伍并未因此而瓦解。暗中鼓励支持他们的,要多得多。理解他们的人更多。不仅如此,一些人挨批了,总有另一些人继续在独立思考、自由探讨的道路上前进,即使这些遭到批判的教师,也不会因此而放弃探索,他们会坦然处之。或者,暂时搁置起来,换个题目再研究,依然是北大学子本色。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学风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关键正在于此。
离开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哪怕经过了好些年,一谈到当初在校时的情况,总会留恋过去。他们留恋的是什么?红楼,民主广场,未名湖,博雅塔?孑民堂,三院,图书馆,大讲堂?......不错,这些都值得留恋。也许更令他们难以忘却的是北大校园内独立思考和自由探讨的风气,是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那种平等的学术讨论。这对每一个曾经在北大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也许可以说是受益终身的。这不正说明北大教师的整体素质所养成的学风对后来者的深刻影响么?
一代新潮总会超越旧潮,科学总在不断地进步。名教授也好,大师级的专家学者也好,始终不要忘记,既然自己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教师队伍中的一员,那就应当自觉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队伍之中,而不是这个队伍之外,更不是这个队伍之上。假定已经知名了,那也只能说明过去或现在,而不能说明未来。正常的学术讨论,在任何时期都不会停止,谁都应当正常对待。这又是教师整体素质的体现。一个教师,哪怕已经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了,当自己的作品受到别人的批评,包括来自学生一辈的批评、没有名气的人的批评的时候,当他们指出这些作品中有哪些不足、哪些漏洞、哪些错误,指出其中某个论点已经经不起时代的、实践的检验,早已陈旧过时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勇气承认,有没有勇气修正自己的观点,直到完全摒弃它们,这就是是否对科学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表现。这也同样反映了北大的优良学风。北京大学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正是同每一个教师的责任心的加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每届新入学的学生们说过:我同你们一样,当我们考取北大的时候,都为自己能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中的一员而自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兼容并蓄的地方,重教师的素质和潜力,而不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我们不搞“近亲繁殖”。他们来到北大,就是北大人。他们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是光华学院的一分子。我曾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年轻教师们说过:“尽管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好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以自己能作为北大教师中的一员而自豪。我希望你们也这样。”
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在庆祝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今天,作为一名教师,或者说,作为一名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我衷心希望北大教师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以迎接一百周岁以后的每一年校庆。
(1998年)
2023年2月,厉以宁先生手书的“敢当”石下,师生用鲜花寄托哀思。(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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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文化是最有力的支撑。因此,超越厉以宁先生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大文化的视野下选读他四十年来的文章,不仅能看到他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选择的“中国道路”做出的贡献,还可以从他的分析中深入体会到,中国走出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背后,有着怎样强大和深厚的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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