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故事不止是关于解谜，而是多维度的，有人性，有情感，有众生。「不能让这个世界围绕着哪个角色转」。他感到，每个角色都是一口容器，把自己一部分灵魂注入其中。即使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拍虫子的「90后」
虫子，虫子，虫子。
没错，在场的人没有听错，新人导演下了一个重要指令。在《繁城之下》开机前的会议上，导演强调，「虫子一定要满足」。对于一部古装探案剧来说，这大概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虫子和其他动物出现在剧本里。「类似于，一只青蛙跳到河里，冷捕头沿着幽深的小路走了过来。」执行导演孙硕回忆。以前他接触到的剧本，有编剧也会这么写，但只是一种气氛渲染——「一只猫跑下屋檐」为了展现夜深人静——往往到了拍摄时，就过滤掉了。但这次不同，导演从一开始就要求落实剧本里写到的看似旁枝末节的部分，重中之重——虫子。
一些虫子是可以网上买的，大家拍野外戏时也随时留意去逮。主要执行者是道具部门那几个小伙子，但其他人主动参与进来，就连导演助理，她是一个年轻女孩，也在逮。片头曲中出现在窗棂上的那只身上反光的多足虫，就是摄影组现场发现的，导演见到后可兴奋了。它叫钱串子。还有蜻蜓、蜈蚣、蜘蛛、蟋蟀......拍了很多空镜，未必后期都用得上。
拍戏的人都知道，小孩子一向难拍，因为难以控制。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比小孩更难控制的，是虫子。片中很多镜头是从虫子特写开始，摇到演员身上，「经常是演员都ok，虫子不ok」，孙硕说。
有一场戏，要拍倒塌的红灯笼上的一只蝈蝈。蝈蝈提前买的，有四五只，试了很多次，在灯笼上根本待不住。道具人员想了个招儿，把蝈蝈粘在灯笼上，倒是能待住了，但看着太假，毫无生气。后来只有改用缝的方法，蝈蝈的腿和须子都能活动，有点残忍，镜头总算过了。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这位坚决要在古装剧拍虫子的导演吧。他叫王铮，豆瓣资料页里只有两张照片，没有胡子没有烫发没有穿孔没有时髦眼镜，看起来像个平凡大学生，反正不是常规想象里导演的样子。《繁城之下》是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是名广告从业者，网上关于他信息有限。
剧中陆直的扮演者于垚2007年出生，他记得试镜成功后去北京与导演第一次见面，王铮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提了一部自认为很小众的电影《醉乡民谣》。「你这个电影不小众。」王铮说。于垚再说一部电影，王铮马上就会提出另一部同类型、于垚从未听说过的电影，推荐他去看一看。聊的过程里，这位00后小演员想，这个导演阅片量挺大的，观念也很超前。
「我会感觉他不像一个90后，有一种感觉，王导是不是二十大几。」于垚告诉《人物》。
等一等，于垚是不是刚刚说了90后？一道简单算术题就可知，王铮不大可能是90后——2004年他就出版了一本关于营销和传播的书《少数派广告》（豆瓣评分8.2，511个人读过）。另外一些信息也透露出线索。首次合作的执行导演孙硕对他的一个印象是，一天能抽两三包烟，爱喝酒。有次下戏，王铮回屋时看见孙硕，喊他过去喝点儿，下一秒钟，两瓶酒搁在桌上。烧酒。没点儿岁数的人，大概不会如此。曾黎（片中林四娘的扮演者）刚进组时，问王铮多大，他说他俩同岁。曾黎死活不信。
剧组里确实有不少人像于垚一样，把王铮默认为90后。他总爱背双肩包，面相和声线很年轻。他曾做过一个全网发布的自媒体XIA系列，在B站也很火。直觉来说，制作者就该是熟悉二次元文化的年轻人。王铮确实也是动漫迷。
哦对了，曾黎是1976年的。
王铮
「素人」
很多人认为王铮的路径和同为广告人出身的导演辛爽相似。在他看来，他比辛爽离影视更远一些。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他进入广告业，20多岁就在日本公司电通当上了创意总监——所以写了那本《少数派广告》。他在2008年创业，做地产策划，品牌全案代理，也做互联网营销，「拍了一些所谓的爆款视频」，但更多是作为管理、出创意的一方，偶尔才自己下场执导。辛爽做广告导演时，他们确有交集，「我是他的甲方」。他的影视经验主要来自于——看电影。
但他确实喜欢创作，作为公司老板，从未离开过创作一线。2016年，他的公司向原创内容开发转型，制作网剧《了不起的咔嚓》，他就是首席编剧。那部剧在亚洲新媒体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为他提供了一个扎入更深的影视圈的跳板，他却缩了回来。他感到，在那个阶段，风向变了，资方与平台都在追逐IP，他接洽到的项目都是想让他去改编某篇网文或者小说，他兴趣不大。
他带团队做起解构电影的自媒体（即XIA系列），此后3年，他的重心放在这里。视频是周更的，鼎盛时团队扩张到了50余人，渐渐也有了植入广告的营收，但版权是个绕不过去的隐患。在2019年，他停掉项目并进行裁员。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2020年的疫情令公司的业务停滞下来。困在家里做饭时，他突然想，为什么不继续写剧本呢？春节后他动笔了。故事沿着一系列连环凶杀案展开。他养成习惯，每天早上7点起床，写3个小时，剩下一天还长，好像也没有耽误其他事。
「素人」，他这样称呼自己。「素人」二字关乎野生的、独自摸索的、反工业流水线的创作状态，更关乎重在过程而非即时商业回报的心态。一般来说，有了大纲，或者写出前面几集，就该接洽平台了。他不着急。「拍不了就放着，那个东西也放不坏。」
没有分集编剧和顾问，他单枪匹马，包办一切。自己考据细节，自己写台词里的梗。结尾处的那首《杏花仙子歌》，虚构的人物是写不出的，当然也是他写的。
还有那些播出后观众反复玩味的台词。冷桂儿说：「每个人都至少有三个短处，一，他最害怕的，二，他最想要的，三，他最大的长处。人往往会栽在自己的长处上，因为人会对短处加倍小心，而过度依赖长处。」陆直说：「这世道跟书里写得不一样。书都是劝人为善的，可我总觉得为善很难，作恶却很容易。」宋辰说：「你的盼头应该是鱼，不该是我，永远不要把人当成盼头。」冷捕头说：「良心它是这么一种东西，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卖不上什么价钱，但是你若想留，那它可就贵了。」都是王铮说的。
作为一个广告人，制造金句某种程度就像肌肉记忆，他反而对金句保持警惕，「很容易让对话变得很做作」。最后观众看到的所谓金句，是他反复审查后的结果。他从古典小说里找对话语感，参考了《水浒传》《红楼梦》，还有《金瓶梅》——这本书对他的作用将不止于此。
很多编剧习惯给剧本里的人物写小传，他也沿用了这个习惯。小传里没有关于性格、气质之类的形容词，全是具体的事。这些故事未必会进入剧本，「就像热身一样，让这个人物在我的心里活起来」。每个主要人物都有，宋辰的小传近万字。另一个写了很长篇幅的人物则让人意外，是戏份不多的陆远暴。「我把他小时候怎么逃家、慢慢拉拢自己的队伍都写出来了。他为什么特别忌讳人家认干爹这个事，因为他当年就是认了一个干爹，又把干爹害了。」王铮说。他还写了魏知县是如何成为知县的。
创作时，他有很多于心不忍的时刻。写到陆直受辱、林四娘之死、宋辰冤屈身世等情节时，他都哭了。
最初听到他这样讲，我难以置信，毕竟对面是一个47岁的中年人。直到他公司合伙人张涵菥（她也是《繁城之下》的执行制片人、策划）告诉我，王铮确实泪点低。他看书哭，看动画也哭。早年时张涵菥做过公益，给王铮讲起贵州山区助学经历，给他看贫困家庭的照片。她没有刻意煽情，更没有哭，男人先哭了出来，「他听不得这些」。他们一起去探望白血病儿童，王铮和孩子聊漫画，场面很欢乐，转眼间，他又抹了眼泪。
每写完一两集，公司就组织同事来看。整个剧本创作过程中，这是他唯一需要团队的时刻。因涉及保密，剧本不会分发，而是投屏到墙上，要照顾到所有人的阅读速度，通常读完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晚上他们再开个电话会议分享感受。所有同事里，他最在乎的是两个人，行政和财务，因为只有这两个人和内容创作没有关系，代表着最普通的观众。有一次，财务看哭了。
经过4个月，剧本写完了。
《繁城之下》
入江湖
对王铮来说，导演和编剧并不是两个工种，只是两个工序，「就像烹饪一样，我需要先切菜才能炒锅」。不过两步之间，还是经历了漫长等待。他早在2020年六七月就写完了初稿，跟平台方腾讯接触，立项，剧本改了10稿。更多是细节上的调整，结构性的意见较少。因为一些原因，《论语诛》的原名被放弃了。改为《青蝇宴》也未通过。为此公司还搞了个取名比赛。最后一次剧本会开完的凌晨，正是2022年的第一天。
不是所有编剧都有成为导演的机会。王铮感到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古装悬疑题材，刚好与当时平台对市场的判断契合。
2022年3月底，《繁城之下》开拍，这是一个腾讯定为A级预算的制作。与拍广告不同，剧组是庞大的，常驻300人，前前后后投入工作的人则有上千。除了本公司带来四五人，还有早前也做过广告因此有交集的美术指导陈明远，剩下所有人对他都是新面孔。
他不是建立一个系统，他是进入一个系统。「我不是从人家的这个系统成长起来的，但是你必须要尊重它的生态，你在和许多人合作，你得有一定的兼容性。你说的话，别人能懂，别人的标准，你也明白。」王铮说。
剧组里有一些规矩。「我不会称之为潜规则，就是一个江湖生态、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他说，「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它一定是可以运转的。」比如人情——他不愿展开说。「我先去了解、认识系统每个机能是怎么运作的，我找到我要控制的节点。时间也不够你去重建系统。」
比如等级制度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公平对待——在他看来，那就是霸凌，哪怕当事双方都习以为常。他无法坐视不管——「不能为此违背自己，那是原则」，但也不能跳出来当正义使者——「你不能使蛮力」。他的方法是，把那个职阶高的人喊过来，问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另外一个人就被我解围了」。而被提问的一方也能感受到他的用意，「他下次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做了」。
我问他，他外在感觉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初涉这个「江湖」会不会给他造成困扰？「至少可能亲和力更强一些吧。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也是好事。」他说，「我从小就这样，工作了人家还把我当成学生。其实我挺习惯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开机之初，他不敢看表。每天拍摄量很大，他怕自己着急，「为了拍完而拍完」。一到现场，他就把手机塞起来。直到把最难的戏拍完了，他才问场记，现在几点了。导演助理注意到了，误以为他需要一个钟。隔天他再来，发现一个巨大的电子钟就摆在监视器旁边，躲都躲不了。好在一个星期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
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不是从片场开始的，他一贯是个温和的人。以往在职场，他习惯使用简洁、清楚的祈使句，但在片场，他尽量避免。这里阶层秩序更为分明，导演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不愿让他人感受到压迫感。他也知道，这种一直发号施令的岗位，容易产生权力幻觉，「你会怀疑这些人对你的忠诚度，你会变得很易怒，」他说，「我很小心地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这么一个挺笨的、挺愚蠢的状态」。
他也知道，要这个体系高效转动起来，作为导演树立威信是重要的。他认为立威关键在于，「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你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大量案头工作是保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他把当天所有戏过一遍，写写画画，作好标记。同样重要的，保持积极、活跃的现场创作心态。他认为这一点得益于广告业训练，哪怕你自认为创意再好，面对客户要求，你要果断调整，「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他创作欲特别的强。在最忙的时候，二十几个小时连轴转，连我都已经要累瘫，王导还是很精神，一直会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连一个哈欠都不会打。」于垚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他卯着一股劲想要把这部剧给做好。」
王铮在拍摄现场与陆直、冷捕头的扮演者一起读剧本。
真实感
王铮说，作为导演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反而不是推理探案的部分，而是如何让观众感知到片中世界是真实的，「那些房子是真的有人在住的，那些街道是有人每天在走的」。选景是重要的，环境里的细节拍摄是重要的——比如瓦片上的厚厚青苔，还有，用镜头去捕捉人物之外的其他活物。
全剧第一个镜头就有虫子，一只蝗虫趴在麦秆上，转瞬就飞走了。镜头拉远，两个捕快走在晴空下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田。「麦田拍出来我觉得还不够有美学的韵味。当有一只虫子落在那儿的时候，一个虫子飞走的时候，美学的韵味就来了，真实感也来了。」王铮说，「观众知道，原来古装的世界里是也有虫子的。」
剧中陆家大火后，王铮想拍一个镜头：一只狗去闻一只烧焦的蛾子。摄影分了几个小队，各自一台机器对准一只狗。那一个画面就拍了两三个小时。「中途大家都没有抱怨，就一直磨。」孙硕说。
与架空背景剧集不同，这部戏的主线剧情发生在一个明确的时空：明万历37年的江南。他需要尊重史实。本质而言，这是为了让故事可信。
从大的方面来说，剧中引入快班、皂班、壮班三班衙役的分工（而不是像其他剧那样将其混为一谈），引入访行、打行这样类似黑社会组织的真实存在。后来在成片里出现的如白役、臬台衙门等术语注释，早在剧本里就有体现。他希望演员读剧本时就能够明白。
细节查证就更多了。比如跟踪算命先生时，吕三掏出红薯吃。当年有没有这种食物呢？他去搜索，红薯是美洲作物，先是传到婆罗洲，一个福建人把红薯藤缠在筐里，带回了中国。「在福建先有种植，但是并没有推广。徐光启回家丁忧守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才推广在江南。」他给我讲了一个长串的故事，以此证明，吕三可以掏出一个红薯。
再比如枪的使用。「明朝的火枪在军队里面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只不过大部分都是要有火绳的。」但片里用到的是燧发枪。又一长串的讲述开始了。「最早的燧发枪是意大利的一个工匠他做出来的，更多的像是一种奇技淫巧，很昂贵。但是它无法在战场使用，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差，射程短。但是它作为防身的时候，还挺有利的，直接就可以用燧石击发了。那个时代，葡萄牙、荷兰都会和我们有很多商业的这种往来，特别是通过海盗，汪五峰就有两把。」
我提到网上对一处情节的集中吐糟：冷捕头和林四娘第一次见面时，买了夜宵。古代深夜会有夜宵吗？
王铮笑了。问题都在射程范围内。「其实在明朝是有宵禁的，但是到了万历中晚期，特别是在江南，商业太发达了，意味着娱乐也非常发达。宵禁早就名存实亡了。秦楼楚馆都是通宵达旦的，有半夜出摊的，都很正常。」
查证的材料也包括《论语》。为此，他特地买了朱熹、杨伯骏、程树德、钱穆等五六个不同版本译注《论语》来读，以确认剧本中引用时释义正确。「基本上《论语》的解读在我们所有的古籍里面是歧义最少的。即使有一些争议，都是那种训诂学意义上的。」他说。
后来整理对话录音时，我需要不断用到百度。汪五峰、秦楼楚馆，这些词都是我从未听过的。我还发现，对于一些话题，他简短回答、礼貌回避，但在谈论这些知识时，却是他表达欲最为充沛的时候，难免有溢出之感。谈到《论语》时，他主动讲了他对孔子的感受。你不会感到他在卖弄，他只不过想在他有兴趣的领域，多停留一会儿。
「我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而且我有那种不太正常的求知欲，知道很多冷知识。」他说，「知识结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像索引一样，不是说你真的知道很多很多，而是你能了解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需要去查证的时候，你知道去查什么东西。」
他的博识有时能为演员的表演提供帮助。宁理扮演的典史宋辰对囚犯施予拔牙的酷刑，剧本里一带而过。「如果你只讲到这儿，可能演员在心理上没什么安全感，就好像全凭脑补。」执行导演孙硕说。王铮可以接连不断地回答宁理提出的细节问题。「这个钳子怎么用？我拔哪颗？动作是什么？流程是什么？」
对着吃食拍摄时，王铮希望镜头里的菜要蒸腾着热气。其实观众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特效后期也能做。凉了的菜反复加热，或者开水浇到托盘里。但导演对真实性的要求不止于此。
几场设宴的戏里，每一道菜都有讲究，都是明朝大户人家会吃的菜。每一道菜都有单独的PPT。导演先提设想，道具制图，提报给导演，修改、确认，拼成一桌菜。拍摄前，菜做出来，王铮将再次确认，有的菜不合要求需要重做。有次，他发现包子的褶皱弄错了，时间确实来不及了，就把那个笼屉盖上了再拍。
真的有如此必要吗？
「并不是要炫耀某种精致或讲究。观众的注意力其实还在人物上，但你给观众所有的这些细节，带给他韵味、氛围，都是潜移默化（让他）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王铮说。
但难道最吸引人的不是剧情吗？
「所有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故事的人物，故事的冲突是不能抽离掉环境的。我今天把它放在一个科幻的背景底下，如果它依然成立、依然精彩，前提是，你把那个科幻的世界做得同样的真实，同样的丰富。核心是在让观众感觉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当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所有这些人死才有重量。」他说。
现在可以说说《金瓶梅》的其他帮助了。剧中让小宝子念念不忘的酥油泡螺，正是王铮在《金瓶梅》里读到的。那本书对古代民俗有着详尽书写。
《繁城之下》，吃食也要讲究一个「真」字。
拍摄之道
在拍摄现场，你很容易感到王铮在一些细节设计上的创意。孙硕印象深刻，剧中五侯府的人来找曲三更时，领头那人提的灯笼有别于手下，是盏红色的，后来头目被抓，拍蝈蝈特写，下面就是一盏塌掉的红灯笼。他暗暗称赞，但这位执行导演也承认，很多设计他可能都没有察觉，因为王铮不会过多解释。
后来，很多镜头里值得玩味的细节被观众发现了。宋辰总与烛火同时出现。冷捕头被害后，县令出现的画面总有一根木刺悬停，仿佛也将其「一以贯之」。陆直挨打的场景，牌匾上写着「滴水不漏」，他所跪的天井却是大雨倾盆——孙硕对牌匾上的字毫无印象，「导演都没跟我们创作部门说」。
「我一直在堆砌所有的象征。所有的东西都是象征，你的景，你的道具，镜头的拍法。你是要靠视觉让观众有某种感觉，有某种暗示，你不能靠台词去告诉观众。」王铮说。
江南园林给了他布景的启发，他跳出在水平面上构图的思维，力图去寻找一种层次丰富的纵向穿透关系。他喜欢大量使用帘子、屏风等陈设。这些陈设的调整，可令空间结构、光影氛围、演员的表演动线都会改变。这不仅提供了摄影的多种可能性，还有助于他想实现的台词之外的表达。
但会有观众的过度解读吗？「任何的创作文本都是一定会这样的。」王铮说，他故意放弃追求某种确定性，「象征有时候是混沌的，有时候是意会的，有时候是氛围感的东西。观众怎么解读，是属于观众自己的。」
拍摄时，王铮想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为悬疑而悬疑，故作玄虚，一惊一乍」。一些紧张的剧情，他反而会加上一些舒缓的元素。陆直与陆忠密议计划时，换个常见的拍法，可能是光线幽暗的密室，但王铮设置的场景，是一个优美恬静的绿湖边上，两人在钓鱼。开篇的死亡也是，发现尸体的时间不是晚上而是白天，上一幕是美如画卷的麦田，下一幕是可怖的死状。王铮喜欢这种反差感，这是一种戏剧的张力。
最后的真凶与宋辰摊牌时，手上在剥着橘子。「仿佛气定神闲，却在说人生当中最沉重的事情。」他说，因为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我们特别痛特别痛的事，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我们再说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咬着牙切着齿去叫嚷。不需要我去夸张、渲染，否则会变得很扁平，很符号化。」
他是一个允许并鼓励演员进行自由发挥的导演。程医生每次偷盗前摸自己的耳朵，就是演员蒋一铭自己加上去的。饰演杀手柳十七的韩朔台词极少，他还是别出心裁地为自己设计一个有点沙哑的音色。于垚揣摩陆直这个角色时，想起读过的心理学书里讲到，上挑的眼神代表着窥探与威胁，他在一些戏里使用了这个眼神。「王导给我很大的塑造空间。」于垚说。
「角色是演员的角色，不是导演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气质，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也是创作者。我对人物会有非常具体的想象，但是我不会100%按照我的想象去摆弄演员。」王铮说。
很多戏一遍就过了。王铮往往不会纠结于一句说不正确的台词，或者细抠某段表演。「导演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很明确。」孙硕说，「他觉得不太重要的东西，他就忽略得很快。」
当然，这也可能暴露了王铮的短板：他既无表演经验，也无指导表演经验。播出时一些段落引发了对演员表演的争议。我向他指出，最后一集中白宇帆饰演的曲三更在停尸房里哭时，竟然未见眼泪。
「他有眼泪，只不过是当时那个光线的情况下，我没有贴上去拍他特写，所以就不是特别明显。」王铮迅速地接话，「当时在现场，那是一个棚，他的声音非常巨大，我们在监视器都能够听得到。他的那个哭法，我个人是接受的。我剪辑的时候，那个是我的泪点，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陆家大火拍摄现场，王铮正给小宝子扮演者讲戏。
社会派推理
《繁城之下》的伏笔可能在多年之前就埋下了。一直以来，王铮是个侦探小说迷，经典书目基本读过。相比本格推理，他更喜欢社会派推理，最推崇的是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
在《繁城之下》中，曲三更为首的探案小组对案情侦破的作用并不多，真相浮现，更多是通过双时间线上剧情的展开。某种意义上，是王铮通过对信息的控制与选择性地输出，制造了迷宫。「社会派的标准写法就是这样的。我对于侦探本身有多厉害，怎么去抽丝剥茧这个事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他必须能够使得信息或者案情有进一步的推展。这种推展并不直接让他找到答案，而是为观众找到答案去提供了一个铺垫。」他解释。
「你会发现所有的本格派推理，这个侦探很容易变成一个工具，他自身的作为人的属性没有了。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曾经有怎样的过去，他个性怎样，他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它是缺失的，他只是帮着我们破案，用他的小小的灰色脑细胞推理出了案情。」王铮说。
他希望故事不止是关于解谜，而是多维度的，有人性，有情感，有众生。「不能让这个世界围绕着哪个角色转」。他感到，每个角色都是一口容器，把自己一部分灵魂注入其中。即使是不起眼的小人物。「我为什么会给那个算命先生挺好的一个结局，他娶了老婆，两人幸福地坐着马车奔向美好的生活。这里面难道没有我的一种期待吗？」他说。
剧中有很多看似探案故事之外的闲笔。拍摄时他还是收敛了一些，剧本有更多。一处网上讨论很多的闲笔，是典史宋辰与青楼女子春杏的情感线：宋辰每月拿的俸禄，只够去找春杏一次。如果再买一壶酒，就无法留宿了。关于能否来两次，他们有过一段温柔的对话。春杏不擅唱曲，带宋辰去偷听他人唱。宋辰喝醉了，以指代笔写了一首诗。为什么要有这些内容？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展现了）宋辰的另一面。如果我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怎么能想象他是一个工具呢？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应该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如果他没有这个慰藉，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他袒露出自己受伤的，或者软弱的那些戏。」王铮说。
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世界里是不能只有男性的」。由于明代社会的规矩、礼教，他没有办法让女性参与到主线中来。「春杏，包括林四娘、冷桂儿，我希望能够呈现一些美好的女性在这个属于男性的故事里。」他说。哪怕是曲三更的娘，戏份寥寥，她身上也展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你师父是个好人吗？我只知道他是个特别厉害的人，这么厉害的人做不了好人。」她对儿子说。
片中男性主角，以现代视角来看，每一个都有道德缺陷——不止是性格缺点。在当下的影视剧里，这样的安排并不常见（想一想《狂飙》里几乎没有世俗欲望的安欣吧）。拿执法者宋辰来说，他去青楼——这一点王铮已经解释过了——而且钟爱酷刑。
「那个时代的程序正义和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公共资源有限，技术手段也有限，无法像现在这样充分取证和调查。只要是追求真相一定会是酷吏。」王铮说。为了让这个人物更有说服力，他参考明朝才子唐寅的生平，给了宋辰一段惨烈的冤狱命运。
即便如此，戏里展示的残酷是不是有些过了？不分青红皂白给抓进来的人打一顿板子就算了，宋辰会把犯人拔掉的牙齿收集起来。有一幕，他撕掉了犯人后背的皮（预告片里有，正片被剪掉了）。会对观众构成挑战吗？
「那就挑战一下呗。」王铮笑了。
曲三更也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主角。关键时刻他犯了大错，最后也没有变成扭转乾坤的英雄。在前期剧本会，这几乎是平台方腾讯与王铮最大的分歧。他很坚持。「他真的是站在那讲10个小时，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做。」执行制片人张涵菥回忆。最终，平台尊重王铮的意见。
「如果我让他最后突然施展了什么神机妙算，他把一切都扭转过来了，这个人物到最后的成长其实反而是不完整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王铮说，「他唯有带着悔恨活下去，他才能避免成为他师父那样的人。他会一直去承受这种考验，一直要去对抗。」
如果《繁城之下》存在一个母题，王铮认为是，何为正义。每个人都有答案，他不想宣教。相反，他在片中制造了许多道德的悖论。「公道是一条绕远的路。」这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恰恰是由一个滥杀无辜的腐败捕快说出来的。「我希望观众能感知到的是命运无情，同时也是人的复杂性。」王铮说，「我不希望非黑即白，这是一个好人或者这是一个坏人。我们都在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承担后果。善恶就是一念之间。我并不是说希望观众去和做了坏事的人共情，但是你判他有罪，并不意味着你完全不理解他。」
王铮和「曲三更」扮演者
隐于幕后
70天的拍摄。10个月的剪辑。后面的事情你知道了，在2023年10月上线后，《繁城之下》火了。连续几周盘踞在豆瓣热门大陆剧的榜首。很多人认为它是今年最好的古装悬疑剧。
外界对王铮的好奇产生了。这个从广告业转行来的人，这个编剧导演兼于一身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把多数的采访都推了。与《人物》交流时，他聚焦在这部剧上，尽量不谈自己。
这是一个习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在广告业的这些年，他从不参加行业活动，不领奖。「我不喜欢社交，觉得很消耗。」他说。公司做影视解构自媒体时，他从不出镜。作为主创，他坚持把名字署在年轻同事后面。合伙人张涵菥说，王铮30岁那年得过大病，曾被医生判定为绝症，但他活了下来。他在一篇专栏中，只以「我有一个朋友 」的口吻写过。他没有公开微博。
他还在持续创作。张涵菥说，王铮每天10点半到公司处理事务，他起得很早，前面几个小时，都在写剧本和读书。
动笔写《繁城之下》的前一年，2019年，对他来讲是极为痛苦的一年。做了3年的自媒体停了。他的母亲也在2018年底去世，后来他写道，「我安慰过别人，我也知道怎样安慰自己。我知道，总有人会提前下车。可是呀，可是……那天我从殡仪馆离开的时候，却看见天上竟然有那样巨大，那样明亮的一轮满月……从此人间不团圆。」
聊《繁城之下》时，他总说到命运无情。我问他，那么你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命里，有这四个字吗？
「每个中年人都有一颗破碎的心。」话题就停在了这里，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王铮在讲戏。
（感谢单立人喜剧提供的联系帮助）
《人物》「时间的力量」系列图书
点击图片购买↓↓↓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人物》公众号，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星标《人物》，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希望我们像以前一样，日日相伴。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