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术的尽头是端盘子，在安特卫普也不例外

别的女孩 ：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工作不再天然具有意义，劳动不再天然产生价值。格子间与流水线的距离在变小，竞争与付出的密度在变大。一些人奋力力争上游，另一些人悄然更换赛道。

Isa 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发现，有些原本拥有 “体面” 学历与工作的女孩，忽然间 “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触及根本的怀疑”，转而去当 “零工女孩”。

一起来看她们的生存、工作与梦想。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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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艺术不被认为是一份正当的工作。”

—— Miri

第一次见到 Miri，一眼看到的是她的后脑勺。

那是开学系内第一场学生集会。她坐在我的正前方，正和一名留寸头的男生瞎侃派对文化。两个人打扮得像是从某场持续到早晨的锐舞集会里刚钻出来。离开的时候，我们随着迎新的队伍一前一后前往教员酒吧，就这样搭起了话。

她说自己是意大利人，在比利时已经生活了1年，准备从设计转到文化研究。在淅淅沥沥落雨的酒吧门口，烟雾缭绕之间，从 techno 到入秋令人沮丧的天气再到未来的方向，我们的话越聊越多。

Miri 一头几近黑色的暗棕色长发，服帖地梳成一个马尾辫。她的鼻中隔、唇系带和嘴唇上各有一个穿环，左手小臂上有一只蝴蝶单翅的纹身。她今年24岁，爱穿一件 urban outfitter 的 baggy 帽衫，沙哑的嗓音听上去有几分男孩子气，说起话来带着迷人的意大利口音。

“我想生小孩！” 在咖啡厅里，她这样告诉我。“生一个足球队，11个人那么多。”

她说自己正在做 babysitting 的工作。“小孩子对生活总是那么好奇。

从照看4-10岁的小孩，到在港口仓库里清点库存，她换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我很喜欢做 babysitter，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和普通本地家庭打交道。在仓库很辛苦，8小时连续不停地扫条形码，同事大多是蓝领阶层的移民。干了一天就受不了了，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

尽管内容五花八门，这些工作倒有一个共通点：和搞艺术八杆子也打不着。

Miri 是个出身正统的艺术生。从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时尚与珠宝设计专业，再到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圣卢卡斯艺术学院（St Lucas School of Arts）视觉艺术系，毕业之后的 Miri 却没干过一份跟艺术有关的工作：她在 Facebook 上接过 babysitter 的活，做过 club 的收银员，也在另一家意大利餐厅当过服务生。刚入职时，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店里品尝免费出炉的手工 pizza，然而还没来得及空腹拜访，她已经扔掉围裙、辞职不干了。

“做零工工作，主要还是经济原因。”

与她同期的毕业生，也都几乎以这样的零工维持生计。“是不是我交友圈的问题？感觉毕业后全职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做酒保的鞋类设计师、做大厨的音乐家、做吧员的设计实习生、做经理的戏剧艺术家…...她如数家珍地挨个罗列着。一帮人凑起来，直接能就地开业。

当然，在 Miri 看来，工作并不足够定义她 —— 这只是她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我…就是我！” 她皱了皱眉头企图寻找一个答案，最终爽快地一语中的。

“学艺术肯定更好玩”

大学时期的旧照上，留着暗红色短发的 Miri，在黑色套装的衬托下显得成熟许多。

“那时候的我比较严肃哈？” 她嘻笑起来。

Miri 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布斯卡（Busca），距离都灵约60公里。她和家人在那里住了快20年。爸爸在本地的高中当老师，妈妈则在银行工会工作。排老幺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刚高中毕业，二弟在神学院上学，最近也开始工作。

Miri 的故乡 Busca，一个意大利北部城市

“可不是做神父啊！” 她笑了笑。

除了大姐，家里的孩子们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吧，很传统。” 高中毕业那阵，爸爸一心想让她做医生，但她兴趣不大：“觉得学艺术肯定更好玩。” 18岁那年，她离开家乡来到所有时装设计系学生都满心憧憬的米兰。懵懵懂懂的她并没有国际生那样登顶世界时装之巅的野心，连需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去了才开始学画图、学缝纫。

在米兰读书期间，她参加了去拉脱维亚的 Erasmus 交换项目。那是她第一次离开意大利。

“里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

在拉脱维亚的首都浪荡了半年，Miri 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了自由。比起以商业为导向的米兰，那里生活更加放松，生活成本也很低廉。“也许因为是前苏联国家，不太看重金钱，生活更像过去那样。” 没有地铁上下班的忙碌人群，没有快节奏又高压的大城市生活。加上参加的是 Erasmus 项目，拿着奖学金的她无需工作，还有一大群一同 party 的朋友。

左：里加的森林，右：Erasmus 学生们的 house party

“在那之后，就不想回意大利了。想去探索世界上的其他角落。”

那时她的一个朋友刚好在圣卢卡斯交换。她告诉 Miri，安特卫普也许是她的下个目的地。

“她说，这儿的人都非常 open-minded。” 在朋友的描述里，安特卫普的文化活动很多，氛围也非常艺术。大家天天没事就在街上晃来晃去，chill 得要命。

眼见为实后，她决定搬到这里。

“每个人都在学艺术。”

提起安特卫普，年轻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里的港口、电子乐和当代艺术。这个紧邻边境的荷语区文化中心，乍看之下更像是荷兰领土。除了 Zaha Hadid 在废弃消防站旧址上设计建造的钻石港口大楼，声名远扬的当红 Techno DJ Amelie Lens，另一个逃不掉的话题就是80年代震惊时尚界的设计师团体 “安特卫普六君子”（The Antwerp Six）。这座孕育了鲁本斯的城市，如今仍是欧洲最为活跃的后现代文化中心之一。

作为14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的一座小城，安特卫普的艺术机构多到令人发指。最具声望的是梵高和安特卫普六君子都曾经学习过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Fine Arts）。申不上这里的同学，可以去 Miri 就读的圣卢卡斯。

“每个人都在学艺术。” Miri 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除了艺术学院，城市里还有大大小小40多家画廊，10多个艺术空间，5个艺术博物馆，加上数不胜数的咖啡馆、酒馆、书店、唱片店和服装店 —— 据统计，这里每10个本地企业中就有1个属于文化及创意产业。

在安特卫普，热爱艺术并非反叛，而是常态。大街上擦身而过的10个小年轻里边，大概5个都穿了鼻钉。要注意的是，安特卫普人口中的 “艺术” 常常带有特别含义。这种艺术是概念化、先锋又跟得上趟的；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反传统、反技艺的。

这在 Miri 所在的圣卢卡斯学院尤其明显。学校院系并不以传统的绘画、雕塑、摄影等不同媒介来进行划分，而是将视觉艺术看作一个整体，再根据应用、技术、自治等不同的看待视觉艺术的视角建立不同的学习项目。比如 Miri 所学的 “Visual Arts in Jewelry Context” 是将珠宝视为一件视觉艺术作品（接近于 “可穿戴的微小雕塑”）而非功能性的装饰品来进行艺术创作。在这一概念下，“珠宝” 不仅仅停留于人体的饰物，而是一切与身体产生关系的物件。

St Lucas 的校园

“这所学校是非常以 ‘艺术’ 为中心的。” 她抿了一口香槟杯里的桃红酒，似乎也意识到了刚从嘴里轻易吐出的两个字需要更多的解释，“如果在自治语境下说艺术，那它指的就不仅仅是某种媒介，比如绘画/电影。而是指那种不依赖于商业、公司或品牌，而依赖于某个独立个体的意义上的表达。”

在 Miri 看来，艺术并不和某种媒介或技艺划等号。

“在传统的艺术学院，你往往选择一个媒介，一条路走到头。使用什么媒介，直接决定了你的创作。” 在圣卢卡斯这样高举后媒介大旗的学院，艺术家期望通过物质媒介来传达的理念却远比 ta 所使用的媒介要重要。对工艺和技巧的权威地位的消解，使得没有画画天赋的普通人，也能够豪不羞怯地使用艺术的方式来思考和看待世界。

一次 Miri 询问人们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她得到的一些答案

在这里读了一段时间的 fashion degisn，Miri 发现自己对它并不感兴趣。“完全是硬着头皮读完了。”

艺术家/设计师，听上去很吸引人，算是驱使赚够本钱的投行精英们辞职不干的 second dream job。亲身体验下来，Miri 发现，“我不喜欢被 deadline 牵着鼻子走。创意是不应该受时间表控制的，这种工作方式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有的人反而会因此而灵感迸发。”

毕业之后，同学们大多进入了时尚公司或工作室。和商业世界稍微不对付一些的，就去为戏剧设计服装。面对激烈的工作室竞争和高压的商业环境，本就对此热情不足的 Miri 顿时没了动力。“我去做了6个月的数字营销，给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干完觉得也不太适合。”

无政府主义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不断探索、创造和做不同的新鲜事情是令人感到快乐的重要因素。在他的愿景中，人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跟随内心去探索、自由发展各种能力的社会。但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显然不是这样，它痴迷于以时间表和分工来对人（以及他们的创造力）进行管理和控制（《On Anarchism》）。人为控制的概念深入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不论你是给 Versace 打工，还是在律师事务所做会计，从银行、公司，再是美术馆、画廊，都要根据上司的需求一次又一次地定时完成份内那一小块的工作任务。

“我知道自己很难在设计行业里工作。”

通往未来的路程有些跌跌撞撞，Miri 感到自己需要一些时间。

“零工令我自治（autonomy）”

从设计系毕业后，父母对于她的未来并没表现出太多指手画脚的兴趣。以往父亲对她在职业上的期望更多，希望她进入时尚业或是到欧洲议会工作。在她负担起自己的房租后，这样的声音少了。

“只要给得起自己的房租，身体心灵都健健康康、过得开心。对他们来说，就行。”她在木制长桌上比划着圈出两块隐形的领地，井水不犯河水。两者之间的距离，丈量出了她从意大利、拉脱维亚到比利时的迁徙：“感到自己终于到达了一个境地，可以分清楚说，这个，是我的生活，这个，是他们的生活。两边互不干预。”

地理空间的距离破除了家庭体制的束缚，而这场自治的实现，还要多亏了安特卫普鳞次栉比的酒吧餐厅、工作繁忙的职场妈妈和忙碌的 party scene。按照14欧/小时的平均时薪，Miri 一周的收入能达到336欧（约2600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则在10000人民币以上。除维持基本生活外，这份工资还允许她定期和朋友们小聚，甚至时不时外出短途旅行。在餐饮业工作，你能拿到与文化艺术行业初级员工相差不大的工资，而这样的薪水并非在每个国家都能实现 —— 在意大利，服务员的时薪大多都在6欧左右，不到比利时的一半。

“如果不是在安特卫普，我是不会做服务员的。” Miri 斩钉截铁地说。

除了一份合理的报酬，她更珍惜的是在这里的服务岗位上获得的应有的尊重。打零工的2年，Miri 没有遇到过任何基于她的职业选择而产生的评判或不尊重，这是她在别的城市没有感受过的。除此之外，能够在日常工作中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对 Miri 来说也非常重要。

“我不喜欢对着电脑一坐坐好几个小时。在米兰的办公室工作让我很痛苦。但端盘子，不会。” 她现在一周工作4-5天，共24个小时。清闲的时候一天只用上班4个小时，剩下的空闲时间被她花在了美术展、音乐会和与朋友的小聚上。

零工成了 Miri 在规则重重的世界中获取并保持独立的最初手段：不仅从家庭，更从公司社会。但是，当你与世界保持着批判反省的安全距离，也意味着要承受一份特殊的孤独。在一些困难时刻，Miri 感到很难找到能理解她心意的人。

“我们不会和同事发生深度对话，也不会和老板之间建立更深层的理解。当下社会运转的方式，仿佛切断了人与人之间建立深层连接的可能。”

作为人类，在面对另一个个体时产生这样建立联系、结成社群的渴望，无比自然。当自然的需求被切断，亟待排解的挫败感也就积累了起来，仿佛某种恶性循环。

弄清方向之前，Miri 需要为自己找一片净地。

“Party,Drugs,Onlyfans”

上工路上，Miri 总能看到一些洒脱光鲜的人坐在路边的露天座位上，顶着 messy bun 身着 maxi dress，与朋友谈笑着享受早晨阳光下的第一杯咖啡。周中夜晚，大街上也不乏成群结队 going out 的时髦人士，远远看去春风得意。不论曾为嬉皮阵地的爵士酒吧还是品味先锋的美术馆，周一至周五大门敞开。

“有时候很好奇，他们怎么都不用上班。”

吸引她来到这座城市的自由氛围，最后并不完全属于她。好在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我发现了一些独立文化空间，比如 Onder Stroom。” 这些文化组织有时本着艺术民主的原则开放一些免费活动，Miri 成了流连其中的熟面孔。在好友的撺掇下，Miri 开始替 Onder Stroom 组织的派对收售门票。

Onder Stroom 的某场派对上

另一个受欢迎的聚会地点是 Het Bos

“基本上是在入口处卖票，有时候也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比较轻松。一边跳舞，一边卖票，几个小时很快就过了，之后还能接着 party。我很喜欢在 Onder Stroom 工作。” 在 Miri 眼里，Onder Stroom 并不仅是一家酒吧或者夜店。“你总能看到好的艺术家和电子音乐家，享受很多高质量的东西。你会碰到很多有趣的陌生人，大家一起过一个很好的夜晚。你能真正感受到安特卫普的 club culture。”

俱乐部里的工作，也有 Miri 不太喜欢的一面。

“比较消极的部分，就是这里的 drugs。长期在那里工作，你必须要为自己设立一个边界，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事都是被允许的。” 地下派对上的 drug use 通常被默许，而 don’t use drugs 反而成了一个令人三缄其口的禁忌话题。“和我一起工作的同龄人，因为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有已经进过 rehab 的。你还会看到一些用药太多的顾客。我不会去 judge，但看着他们会很难受。”

一位厄瓜多尔籍的朋友在隔壁学校读生物，他告诉 Miri，在那里有很多人因为可卡因生意而丧命。这些可卡因不知怎么远渡重洋抵达欧洲，到了那些懵懵懂懂的年轻人手里。

“所以我永远不会使用 cocaine，因为死亡和战争正在因此发生。”

除此之外，Onlyfans 也成了部分年轻人解决生计问题的手段之一。

“在我看来 Onlyfans 是一种很廉价的商品化你的身体的方式，谁都可以去做。我也可以。但我觉得，明明有更有价值的方式来赚钱，比如情色电影。” 做不到在镜头面前单纯显摆大胸脯，但要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作品，她还是兴趣满满。

“Art is Work（？）”

在比利时这一年，我学到了很多不成文的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几乎所有的年轻艺术家都无法靠艺术维持生计。不论是酷儿艺术节的年轻策展人，还是初出茅庐的本地雕塑艺术家，投身 horeca 是所有贫困线上挣扎的年轻艺术家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安特卫普就像比利时的洛杉矶：你能在街头看到最多的时髦人士，也总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文化产业；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端茶倒水的服务生们都是充满抱负的 “未来演员” —— 而在安特卫普，你遇到的则会是 “明天的艺术家”。

要做一名不知名年轻艺术家，虽然不至于饿死在大街上，但具备勒紧裤腰带生存的能力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默认条件。招生办 “忽悠” 广大学子勤交学费的时候，可不会体贴入微地附上一份解决方案。

艺术生找不到工作，在人们看来那就是一个活该 —— 谁让你当初不听劝非要学画画呢？这似乎是一个国际共通的现象，只是在不同国家，你接受惩罚的方式略有差别。

“如果知道艺术生的就业情况是这样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这条路。我会学一个经济收入更稳定的专业，然后把艺术作为副业或兴趣。” Miri 感到自己缺乏走过独木桥的那些人身上那种 “一条路走到底” 的决心。但问题是，为什么做艺术就意味着要走那座一不小心就跌入悬崖的吊索小桥呢？难道一定要成为尖中尖、人上人，才有资格在自己热爱且受了合格训练的领域获得一份工作吗？被商业社会吸收为螺丝钉的反面，不是另一块开垦得当的平原，而是深渊。

艺术家必须要受难和挨饿，这似乎是一条大众见怪不怪的律例。清贫的生活仿佛还为ta们的作品渡上了一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光环，好把ta们和脏不拉几的凡人分离开来，直接升上超凡脱俗的艺术天堂。这套不断巩固的无聊叙事，把公共领域为艺术家们建立保障的责任罗曼蒂克地撇得一干二净，好似几句道德人品上的夸赞能当作馒头一样在下顿饭时啃了。

根据英国最大的艺术家会员组织 a-n 的调查，一名英国艺术家的中位时薪为2.6英镑（约23人民币），远低于当地合法最低工资（9.5英镑），自然更低于服务员时薪。与此同时，能在资本市场上混出名号的精英艺术家们却能一幅画卖出百万，功成名就。

“艺术家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角色，因为ta们表达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看法。这样的角色是不被权威所需要的。”

“Elemosina” 在意大利语里意为“慈善”。Miri 在家附近的一座教堂前发现了这个捐赠口，这让她想起艺术家们的境况。

社会并未替未来的艺术家们提供太多的出口。学艺术被当作最进步、最超然、最有意义的选择被不断推到年轻人面前，学成之后的尴尬境地却鲜有人反思。Horeca 这个端盘子的文雅代名词，像是如此现状的一块遮羞布。因为 art 不被承认为 work，艺术家们不得不做一份 “真正的工作” 来支持自己真正的工作。但当你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谋生上，还有多少空间留给创造力和灵感呢？这不是一份可以用小时和 kpi 来衡量的工作 —— 这意味着公共部门需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它的从业人员提供有效的保护。

不仅艺术家，文化艺术组织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去年，荷语区文化部决定削减对文化艺术的财政投入，包括圣卢卡斯艺术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在内的艺术机构纷纷发起抗议。受此波及，Miri 工作的 Onder Stroom 不得不关门大吉。

“也许因为历史上某段时期里政府在这上面的投入很多，安特卫普的艺术才这么发达。但现在，你能感觉到正在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