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47公里》海报，戴旭设计）
预告
草场地周末放映第10场→章梦奇《自画像：47公里》
“草场地周末放映”，2021草场地工作站开始的新动作，放映民间记忆计划创作影片。
今年继续，从放映民间记忆计划2022完成新片开始，并延续至今年及往年完成影片。时间是每周六晚8点，腾讯会议室线上放映，并有映后讨论，作者在场。
简言之，我们是创作耕种者，也是创作结果播撒者。始端独自出发，终端与你相遇。
放映讯息
《自画像：47公里》
作者：章梦奇
放映时间：9月2日（周六）晚8点
线上直播&映后谈：腾讯会议室（ID：4084685267）
映后谈主持：哈比
有关影片
《自画像：47公里》
作者：章梦奇
片长：77分钟
制作：2011
参展放映：
2011年：草场地“交叉”（北京）
2012：巴黎真实电影节、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独立影展、尤伦斯艺术中心、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2012），
2013：印度德里女性电影节
2022：成都“一亩四方”放映马拉松、深圳聲色场所“她与她们的女性叙事”
2023：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录片电影节
（影片截图：余先堂老人）
影片简介
继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之后，我的第二次“自画像”是在一个叫“47公里的村子描述的。这个被当地人叫做“47公里”的村子位于湖北随州47公里的地方，我父亲出生在那里，二十岁时他离开了，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还生活在那里。2010年夏天和2011年冬天，因为参与民间记忆计划，我选择返回这个和我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村子，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爷爷，也认识着那些经历过五十年前“饥饿灾难”的老人们和
这个一直让我惶惑困窘的村子。“47公里”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一面镜子，我站在它面前看到自己。
（影片截图，章梦奇和爷爷）
作者简介
章梦奇，1987年出生，居住北京与湖北随州殷店钓鱼台村。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2009-2014年，草场地工作站驻站作者。2010年参与“民间记忆计划”。
章梦奇的“自画像”系列纪录片和剧场创作，围绕其家乡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47公里”为基点，在探寻历史与照亮现实之间持续长达十年的创作，并以一年一部影片形成其独特的作品群。
影像作品：
《自画像和三个女人》（2010）《自画像：47公里》（2011）《自画像：47公里跳舞》（2012）《自画像：47公里做梦》（2013）《自画像：47公里搭桥》（2014）《自画像：47公里之死》（2015）《自画像：生于47公里》（2016）《自画像：47公里斯芬克斯》（2017）《自画像：47公里的窗》（2019）《自画像：47公里童话》（2020）《自画像：47公里2020》（2023）
其“自画像”系列纪录片作品曾多次入选“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法国真实电影节”“瑞士尼永真实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伦敦开放城市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其中2010年创作的《自画像和三个女人》评选为“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纪录片十佳，2017年创作的《自画像：47公里斯芬克斯》获得“韩国DMZ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最佳纪录片‘白鹅奖’”2019年创作的《自画像：47公里童话》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西班牙获西班牙Punto de Vista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及“青年评审奖”。
剧场作品：
《自画像和母亲对话》（2009）《自画像和自我性教育》（2010）作品在瑞士CULTURESCAPES艺术节，法国青年舞蹈交流季，维也纳ImPuls Tanz舞蹈节，克罗地亚ZKM青年剧场等国际戏剧舞蹈节展演。章梦奇作为“民间记忆计划”的成员，也参与创作演出集体剧场作品《回忆·饥饿》、《回忆·墓碑》、《阅读饥饿》、《阅读父亲》等。
（章梦奇，湖北随州47公里，2020）
回到“47公里”——回村笔记摘抄
文：章梦奇 
▉回到47公里？
我已经忘记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什么时候，或者根本就不记得了。也许那时候这条212省道还只是黄土路，偶尔车辆经过扬起一层黄灰，路上留下的痕迹更多是马车和布鞋。
212省道47公里路碑旁，一条拐进村子的路，灰白色，像是被阳光剥去一层皮。2010年8月，空气里全是蝉的声音。我按照我妈的嘱咐，让班车司机在47公里停车，我大伯已经等候在那里。回头看看车里冒着热气的人头，没有人注意有我在这里下车，也不会有人注意我大伯身后的那条小岔口。
大伯骑着摩托载我进村。我带着摄像机回到这里找老人讲他们50年前的“饥饿记忆”。
▉47公里和我
8月，炎热。我肩上的绿色背包里是未知的几天中所有换洗衣物。我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凭着感觉把它们放进去，这些衣服和我一起准备着。我不能挑选太夺目的颜色，因为我不想在这些陌生的亲戚面前表现得过于耀眼；我不能挑选我最喜欢的衣服，在那里随时都会把它们弄脏；我不能挑选得太随意，毕竟我是城里来的；我还不能挑选得太夸张，我想他们可能容易接受我文静的一面。
挑来选去，我却忘记了要走的是村子里的泥土路。接下来的几天，我脚上的拖鞋证实了自己的能耐。我穿着它上坡下河，雨后的小路上一定留下了我的37码的鞋印。另外我当然还带着摄像机和三角架，我称之为我的武器。
这个村子里和我有最亲密关系的人就是我爷爷。爷爷在我的生活中随着父亲一起消失。每次有人问起爷爷，我只能简单回答“他住在湖北，奶奶已经不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说，我对我爷爷一点也不好奇。这个夏天我回到我爷爷的村子，我对我爷爷有了好奇，我第一次问了他的名字、他的年龄和他过去的经历。
▉遇到余先堂老人
找老人采访他们的“饥饿记忆”是我回村的第一原因。2010年夏天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民间记忆计划”，我身为草场地一员也参与其中。我和草场地的关系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里的年轻人很多，但是学舞蹈的只有我一人。在这里我开始了新的舞蹈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草场地工作站几乎人人都是手持摄像机的纪录片工作者。2005年上大学时我买过一个摄像机，用来拍摄课程资料，当时觉得这些资料有可能将来会成为我谋生的重要资本，但是把摄像机作为表达的工具是从2010年开始的。再后来用摄像机记载历史、采访老人，这是我当初买摄像机时根本没有想到的。
2010年夏天我带着摄像机就开始了第一次回村之路。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位83岁的老人，她的名字叫余先堂。第一次见到余先堂，是在村里一棵大树下，她正在乘凉。她是我当时采访回忆“饥饿”的老人之一。余先堂的脸是我采访的所有老人中印象最深的一张，看一眼就忘不了，她的脸像湖面上激起的涟漪被定格住。第一眼见她我和我的摄像机就被吸引住了。
听余先堂说话很费劲，她说很“土”的方言，我偶尔能听懂几个词。余先堂的声音跟着她的眉毛忽起忽落，她说：“你大伯把你引到我这个聋子这来有什么益处呢？”坐在她面前的我更像是个聋子。她的话我几乎没听明白，我是个丢失方言的人，也因为后来再琢磨她的故事，每每都发现自己单薄。坐在这个老人面前，就坐在一座大山面前。
余先堂和我的耳朵，一个出生在1926年，一个出生在1987年，好不容易刚接上信号就又断了。我和她的脸相距只有一米的距离，我能清楚看见她脖子上没洗干净的污垢，她能看见我被热得张开嘴的毛孔。她的脸树皮，好像所有受过的苦都刻在上面。
采访余先堂是在杨厚新家。我在那里等余先堂，她迈着“三只脚”叮咛哐啷地跨过门槛，把其中一只“脚”——椅子，放在地上，屁股重重地砸了下去。等我反应过来想扶她时，她已经稳稳坐好盯着我的机器了。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老人，她几乎是做好远途跋涉的准备了。一手杵拐杖，一手撑椅背。椅背上挂着一个药瓶，里面是白开水。脖子上挂着一顶大檐草帽，白色碎花背心，一只裤腿半掉在膝盖上，黑色手工老布鞋。她的形象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才知道她走到杨厚新的家是不到20米距离，她走了20多分钟。
余先堂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乡村医生，她给我讲在1959年的时候她去给村里一个妇女接生的故事。那年正值饥饿时期，这个妇女没钱付给余接生费，就给了她一张粮票。余说：“那个时候2、3个月才发二两油，我要是要了这一节粮票不是杀人吗，你杀我一刀我也不得要你这一节油票啊！”后来余不但没要这张油票，还从自己身上掏了一块钱给这家人。这个妇女去世前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她的小儿子，也就是余接生的那个孩子。
在那种人人时刻都面临死亡的世界，余接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没有问过她在59-61年期间接生过多少孩子，有多少是活下来的。一扇门里出了个新生命，一扇门里就有了个闭上眼的。而这一块钱绝不是随便就给了的。一个充满未来的生命出生在那样的死亡之世中，她能做什么呢？那种环境大人都无法活命，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也恐怕是活不成，也许就是这一块钱一条命就保了下来。
余先堂说的故事全是碎片，只能一片片拾起。她会说着说着，突然想起另一个小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糊涂了。我采访过程中有三次感觉她要说完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但马上她又会说出一段新的小故事。想起这段是当时在旁边听我们采访的一个人插话，她说当时是一个人一天二两米。余仙堂突然叫起来“咿哟！二两米，你说得怪实在。二两米？”她有意把“二两米”三个字提高八度，好像生怕我听不见。接着她说“那个时候一个人只是二两谷！”是谷子不是米，她要强调的是这个，我当时没什么反应，就觉得这个老太太怎么突然变声了，挺逗！现在再回想起来才更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激动，对待历史余仙堂非常有原则，不能错的就是不能错。顿时觉得我的脑子不比余仙堂清醒到哪去。
第二次再看到余仙堂是四天后我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坐在大伯车上，路过之前她乘凉的那个大树，她没坐在树下，正蹲在旁边的草堆里捡东西。车没有停下来，我看见她的时候她也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她眼睛里看得出她还记得我，这离我采访她已经过去了3天。车呼啸而过，留下的又是那个期盼的眼神，这次比第一次见时更强烈。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我心想雨滴会不会随着她的速度慢下来？我想像着她“三只腿”走路的样子。当时心里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下次再回来如果她还等着我，我会和她呆上一整天、两整天，或者更长时间。
（写于2010.8）

章梦奇在“47公里”
文：吴文光 
章梦奇的创作在去年与民间记忆计划起步同行，完成了纪录片处女作《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今年是纪录片创作的“二进宫”。按“独立影像”（我的理解就是完全“个人方式”）的纪录片创作经验，第二部作品往往比处女作还艰难。我对这种说法的理解是，第一部片子凭着最初入门的新鲜感，还有不可抑制的自我展示与表达的激情冲动，可能会一鼓作气登上一个峰顶，但“下一个”呢？各种麻烦困扰就变得相当烦人，难以摆脱至很多人放弃。我承认这个事实，回头看，倒在处女作终点的年轻作者尸骨累累。
这里我不去分析原因，只想提出这个事实，章梦奇的第二部片子对她继续创作的确是艰难考验。我巴望她能顺利跑到终点，更盼望她的第二个片子创作完成又引带出第三部、第四部片子……甚至更多创作的可能性。这对参与民间记忆计划（也可能包括与此计划无关的其他年轻纪录片作）者的继续创作能提供有建设性的经验。我心里有一个没有公开的想法就是，民间记忆计划就是一种独立影像与社会现实参与交融的试验，锤炼着作者继续创作的能力，也检验着这种“独立影像”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是否“有用”。这是一个长话题，民间记忆计划也才刚刚起步，我现在也都是一些直觉想法，朦胧，不清晰。我这里简单提到，是想和在草场地的人说我们在这里并非只是为纪录片而谈纪录片。
好了，话回到章梦奇的这部片子的初剪版本。片子已经被定名《自画像：47公里》。片子开始的第一个镜头，是公路边一个标着“47”的公路里程界碑。顺着影片继续下去，我们知道，“47”这个里程界碑位于一条公路干道和一条插入一个村子土路旁，顺着这条土路进去，就是作者将要返回的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村子，村子名叫钓鱼台，隐藏在湖北随州绵延山丘里。“钓鱼台村”，听起来是一个美丽的名字，诗意，让人忍不住想象，但作者却以“47”这个公路里程数字代替村名。一个被数字代替的村名，一个被外面世界忽略和遗忘的村子。章梦奇的片子以自己回村开始，她要从寻找被遗忘的“三年饥饿记忆”开始，接着寻找这个被遗忘的村子现实，然后过程中发现一个“被遗忘的自己”。
我想我大概把握住作者这部片子的立意——补充一句，如果要对一个作者的影片提出点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或批评，首先得弄懂作者隐藏内心里的表达欲望何在，即便作者本人可能会感觉模糊，说不清楚（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作为一个“旁边的观察者”，得钻到作者内心试图抓住作者的感觉核心。好像中医有个说法，把脉之前，通观内心。意思就是这个。
影片名字有“自画像”这个词，和作者上一部作品《自画像和三个女人》对比来看，表示作者要继续“自画”动作，一个自我寻找的继续。作者的上一部片子是一种“寻找”方式建构，从自己的成长记忆到追溯母亲、外婆的“爱情人生”，三代女人因袭相传的命运拷问。进入到第二部片子，跟随民间记忆计划，作者让自己回到“本该没有关系”的父亲老家村子“47公里”，我以为这是她的上个片子的一个最佳延续方式，一个完成自我教育和残酷青春时期的人，如何继续在现实中开始她的人生寻找。
这个“47公里”通向的一个村子成了章梦奇寻找出发的一个具体场所，是她身上“男性血缘”流传的一个最原初的点。这和她第一部影片的“女性血缘”对应，是作者的蓄意谋划。就我知道的一点作者家庭背景，80年代初，作者20岁左右的父亲离开村子，方向是城里，父亲的父亲，爷爷还留在那里，近80岁。爷爷是过去时代人，老了，想离开也离开不了了，这代表了上上代人的全部命运，因为时代环境，终老于一种摆脱不了的命运，而父亲，是有机会可以离开，离开后就当然不能再回去，回去就意味着“混不出来”，没有脸面，所以宁愿在外面活得再窘迫再潦倒也打死不能回去的，父亲代表了后一代人、包括再下下代人的现实和追求。
章梦奇这种“一半城里一半村子血统”的下下代人，自然首先从心里就和农村划清了界限，那是符合如今现实潮流和趋向的，即尽可能地背对村子而行，往城里走，往大城市走，往国际化走，然后“混出来”。现在，梦奇反其道而行之，逆向潮流逆向自己过去的追求，返回这个村子。有意思的故事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可以“走内心”的作家影像方式的片子有了一个可以从容展开的空间。
在影片里，这些意味具体依托的是村子的现实，是通过作者走近一个个老人，坐在他们面前，询问50年前的“饥饿记忆”开始，并逐个层次展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有老人讲述“饥饿故事”，也有“坐在老人对面”之前的“走近”过程：听力极其困难的爷爷和孙女章梦奇之前的一场对话，涉及“找人诉苦”会带来麻烦，“国家不允许的”，这是爷爷的害怕。另一个听力一样费劲的老人，坐在画面正中，两个人（老人孙子和作者大伯）在老人左右两侧进出画面，不断凑近他耳朵吼出和“三年饥饿”的关键词：五九年……挨饿了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一个长镜头，在老人终于听清问的是什么并一腔苦水倾倒出来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画面中老人茫然的脸，答非所问，哭笑不得，努力试图唤起老人记忆真的是一段漫长、冰冻的跋涉和搏斗。
除此，影片中还有作者和老人的相处，那个80岁的残腿老人余先堂，我们看到她夏天时拖着一只竹椅一步一挪由远及近的行走，还有她讲述“饥饿时期”的种种惨状时那张树皮一样的脸。虽然这个老人一脸沧桑，但却是一个爽朗健谈的“坚强记忆者”，这个曾经的乡村“赤脚医生”，治病救人的工作让她当年挨家挨户的跑，不仅是“饥饿灾难”中的亲历者，也是“看得最多”的见证人之一：“针瓶盖刚打开他就死了”，“我救活的那家人后来也饿死了”，“马大顺是吃了干部们的剩饭被撑死的……”这些故事从她口中讲述出来，传达到坐在她对面倾听的梦奇，留在影像记录中。
影片后面，我们再次看到到冬天的余先堂老人，作者给她送为她拍的照片，她卷缩在火塘旁。工作坊讨论时，罗兵对这段的评论是，“冬天的老人才是完整真实的”，说的真是点题。火塘边的余老人，裹在厚重如盔甲的衣服里（猜想她所有能保暖的衣服都穿上了），面前的火塘上，一只分不清颜色的口缸，她说这是她的饭。屋外院子里传来吆喝鸡狗声音，这是一个有子女和一群孙子的老人，就同住一个院子，但她得自己打发自己的日子，生病也得熬着，去看病死在路上更受罪。这是冬天的某个下午，外面飘着雪花，章梦奇和这个余老人坐在火塘边，偶尔有那么几句对话，很日常的那种，然后是长久的沉默和老人的叹气。
（写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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