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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都繁会图》原系常熟望族翁氏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纵44厘米,横350厘米,绢本设色,是一幅反映明朝后期南京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南都繁会图》前署“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尾署“实父仇英制”,似乎为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绘。但对比仇英传世画作,《南都繁会图》的设色和用笔都相去甚远。仇英虽系漆工出身,但其画法注重装饰性及精丽性,《南都繁会图》绘制则较为潦草,明显不及仇英作品精致秀雅,且也无任何史料证明仇英曾绘制过此图,故一般认为《南都繁会图》为明后期无名氏画家假托仇英所作,甚至不排除绘制于清初的可能。
据相关学者粗略统计,《南都繁会图》约有109家店铺,包括布庄、酒楼、茶社、当铺、钱庄、相馆、画寓,等等。这些店铺占据了《南都繁会图》一多半的篇幅,位于全图的中心位置。作为明代陪都,南京是少数几个拥有全天开放市场的大城市,且每个市场都有不同的分工。《洪武京城图志》记载了十三种不同的市场:销售当季水果的三山街市;销售鱼和蔬菜的新桥市;销售竹木、柴薪等物的来宝街市;销售柴炭等物的龙江市,等等。尽管绘画水平不及仇英,绘制内容也并不完全符合明代南京城的状况,但《南都繁会图》构图宏大,绘画手法比较写实,整幅图绘制了大量明代建筑、人物及活动,对了解明代中后期南京及江南地区的商业、服饰乃至百姓的市井生活和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服饰
《南都繁会图》绘制的形形色色店铺中,有多个与服饰相关的店铺,涉及染色、布匹、绒线、鞋帽、网巾等。除了店铺,身着不同服饰,穿梭于市集的民众画面,也十分引人注目。
尽管自永乐帝迁都以后,便放弃了将南京建设成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宏伟规划,苏州也逐渐取代南京成为跨区域经济联合的纽带,但南京在明代中后期依旧出现典型的消费型特征,这种特征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奢侈品消费。明代奢侈品主要在两京(南京、北京)和苏州销售,皇室及上层士绅阶层是主要消费者。明代奢侈品的种类包括高档家具、瓷器和名贵的纺织品服饰等。
《南都繁会图》中段靠近画幅边缘的位置有两个写有“专染纱罗”的招幌,是明代南京名贵纺织品消费的一个缩影。16世纪传教士克鲁士称明朝“有很多卖丝绸缎的商人”,宫廷的需求刺激了相关手工业部门的发展,私人作坊争相仿造这些从其他地区引进的纺织品。°除了引进和仿造,南京本地也有品质上佳的贵重纺织品,据正德朝《江宁县志》记载,应天府江宁县特产纻丝、纱、罗,其中纻丝“有花纹、有光素、有金缕彩桩,制极精致”。《南都繁会图》中出现了身穿不同颜色公服的官员,公服的袍服为圆领袍,就是以纻丝、纱、罗、绢等材质制造,其中从三品、从四品官员所穿圆领袍采用大红素纻丝织造。公服颜色上,公、侯、驸马以下至四品用绯色,五品至七品用青色,八品以下及杂官俱用绿色,
图1《南都繁会图》中的布庄
图2《南都繁会图》中专染纱罗的招幌
以上三种颜色的公服在《南都繁会图》中都能看到。明初,在京文武官员每日早朝奏事、谢恩、见辞时穿公服,遇雨雪时换便服,而在外文武官员每日清早公座时也穿公服。之后官员在常朝时穿便服,在朔望日朝参、万寿圣节、皇太后圣诞、冬至、元旦、立春等重要节日,以及颁历、皇子降生等吉典时穿公服行庆贺礼。《南都繁会图》绘制了流光溢彩的“鳌山灯”,证明图画中的时间背景应当是元宵节前后。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成祖朱棣就在元宵节宴请文武群臣,并让臣民在午门外观鳌山灯三日,因而元宵节官员要穿公服行庆贺礼。
一般民众所能购买的主要为普通织物,其中又以棉织品为主。中国棉花的大量引进始于宋朝,彼时棉花被较为广泛地种植于中国南部,元朝和明初开始向北扩展,先扩展至长江流域,再进一步向北进入山东和山西。在元朝纺织经验基础上,明代江南的棉布生产技术特别发达。15世纪后半叶,松江崛起成为工业中心。明代松江府所产布帛享有盛誉,崇祯《松江府志》称其为:“松之布衣被海内,吴绫上贡天府,亦云重矣。”《天工开物》也称赞松江布“织造尚松江”,是全国织造水平最高的。松江布运往南京,很有可能就在《南都繁会图》中的布庄销售。
《南都繁会图》绘制的士庶男性百姓以头戴方巾、身穿交领布衣的形象为主,女性则以头盘发髻、身着袄裙为主。方巾,即四方平定巾,《三才图会》记载:“此即古所谓角巾也,制同云巾,特少云纹。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方巾用黑漆纱罗或绒制作,形制简单,平顶,顶部略大于底部,整体呈长方形或倒梯形。明后期的方巾都需折叠成形,两侧内收,顶部向下凹折,四角相对突出,
图3 《南都梵会图》中身穿各色公服的官员
图4《南都紫会图》中头戴方巾、身穿布衣的百姓
因此也被称为“四角方巾”或“角巾”。《南都繁会图》中售卖帽巾的店铺可能会销售方巾,不过其招幌上绘制的并非方巾,而是唐巾。同样据《三才图会》记载,唐巾“其制类古‘毋追’,尝见唐人画像,帝王多冠此,则固非士大夫服也,今率为士人服矣”。
食品
《南都繁会图》右侧靠上远离街道中心的位置,隐约可见几个农人,或挑水或在田间施肥。田间人烟稀少、冷清,再往下是数个售卖牲畜、家禽的商铺——羊行、猪行、牛行、鸡鸭行等,尽管热闹了一些,但也不及市集熙熙攘攘。目光转向左下方“南市街”牌坊旁,挂着“名糕”等招幌的食品摊铺前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三组场景由远及近,由冷清变繁华,是食品原材料从种植、养殖到成品销售的相互关联、递进的过程。
图5《南都繁会图》中的田地以及牛行、单行等
食品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相连。明代土地开发和利用率在提高,尤其是南京所在的江南发达地区,百姓辛勤劳作,充分利用空地隙地、田埂堤岸,开展多种经营。如万历《应天府志》记载:“其有山林川泽之饶,民勤耕稼,鱼稻果茹随给粗足。”利玛窦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中国的庄稼能够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勤劳的缘故。
明代田地分为两类:官田和民田。据明嘉靖《南畿志》记载,仅南京应天府就有官、民田共六万九千九百八十九余顷。江南地区田地的开垦,为明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田赋收入,《姑苏志》甚至称天下财赋一多半来自于东南地区,尤其以苏州为最显然,《南都繁会图》中的田地,只是以南京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广袤土地的缩影。
在粮食与食品贸易问题上,政府与民间关注的重点并不一致。粮食的丰歉会危及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因而是明代政府首要关心的问题,至于能否获得收益倒在其次。民间则不然,粮食贸易和商业活动纯粹为了盈利,尽管在明代中后期大多数投入市场的粮食或许不是作为商品被生产的,但是商人们确实是抱着粮食可以被出售的目的而收购并加以销售。《南都繁会图》中,招幌上写有“粮食豆谷老行”的店铺,就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粮食商铺。
图6 《南都紫会图》中的粮食豆谷老行
粮食的广泛种植和品类的丰富,也为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南都繁会图》中绘制的售卖牲畜的商铺,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发展。明代的畜业大体继承了宋元的格局,广大农区(除北方和西北一些地区)已完全成为种植业的附庸。在《南都繁会图》描绘的江南地区,更是因为人多地少,农民只能分散饲养少量的家禽和家畜。这种情况与《农政全书》记载的“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相互印证。尽管如此,明代农民们在精心饲养牲畜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畜业依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初,为满足农业生产对耕牛的需要,政府曾奖励民间大力繁殖并禁止屠宰耕牛。至明中叶宪宗时,政府还特设番牧所管理和奖励发展耕牛。所以,《南都繁会图》的牛行交易的大多是服务农业的耕牛,而少有聚耕供食用而屠宰的肉牛。明代已经推广栈羊以催肥商品羊,并且懂得草料的制备和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性。养猪业、养鸡鸭业在明代也有比较大的发展。农业和畜业的发展,二者共同促进了明代食品商业和食品文化的发展。
《江宁县志》记载的畜类贡品有子猪、子鹅、子鸡。南京水果种类也颇为丰富,贡品有西瓜、甜瓜、青梅、枇杷、杨梅和脆梅。《南都繁会图》在靠近宫苑的位置绘制了一个果品摊,果品摊的招幌上写有“南北果品”,销售南京本地特产及其他地区的水果。明代南京还有一种名为“天香饼”和“橙丁”的甜点,前者用木樨制作,而后者则用糖水在橙子上浸汁而成,被《江宁县志》称赞“颇有风致”。在重阳节,明代南京人还会吃一种名为“重阳糕”的糕点,这种糕点“或粉或面为之,又用面裹肉炊之,曰骆驼蹄”。
图7 明代耕盘和牛轭
明代粮食作物的广泛种植及产量的提高,也催生了酒肆业的兴起和酒文化的繁荣。《南都繁会图》于北市街和南市街之间,绘制了不止一家酒肆。《天工开物》对酿酒业行业标准,有详尽的记载。南方和北方就地取材,做法不尽相同,但原理如出一辙。酿酒必须用酒曲,而酒曲的原材料可以选用麦子、面粉或米粉。具体而言,做麦曲,大麦、小麦都可以,造面曲则用白面、黄豆。显然,没有充足的粮食作物供应,不可能满足酒的生产。
图8 《南都繁会图》中的果品摊
但是,充足的粮食只是一个前提条件,至于能否酿出好酒来,还需要其他诸多因素。《江宁县志》对南京本地酒的评价就不高,认为只有烧酒差强人意。毗邻南京的扬州地区,产酒“香洌超胜,转贩四方”,《南都繁会图》酒肆中最受欢迎的酒,恐怕非扬州酒莫属。酒业的兴盛,还与饮酒的习惯、偏好、风俗等因素密切相关。南都酒肆的酒旗招展,就得益于此。比如,明代的南京人会在农历二月赛神时,“携酒游山,城南雨花台最盛”。端午节到了,又会饮用雄黄酒、菖蒲酒。赛龙舟时,更要载酒嬉游。中秋登高,“亦多在雨花台,饮鞠酒、啖重阳糕”,酒自然必不可少。
书籍、字画
除前文所述服饰、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南都繁会图》中的南京城还描绘了书馆和画寓等场景。随着明代印刷业的发达,士绅文化圈中的书籍收藏热,助推了书籍成为普遍流通的商品。《明史》曾记载:“(明成祖)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在其日记中多次记载书贾向他兜售书籍的情景:“八日,小霁。书贾载新镌诸书来求售。”16世纪的明代,私人藏书的规模和条件已经大大超过了过去。宋代时万卷藏书对于个人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数字,而到了16世纪末,藏书万卷以上的私人藏书楼已多达数十座。市场的需求,又进一步推动书籍出版的商业化,当时很多书坊重印了明初内府刻印的教科书、不同版本的经典著作和其他参考书目。如慎独斋在1505年出版了第一部商业版多卷本《大明一统志》,该书由紫禁城的经厂于1461年刊印。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北京的一位出版商刊印了第二版。在江南地区,苏州、南京、无锡和歙县一带是高质量书坊的主要分布区。
明代印刷业的发展,是书籍作为商品流通的主因。明初,印刷业发展还比较缓慢,书籍价格也很贵。文臣宋濂曾感慨:“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菽园杂记》也有记载:“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读者需求的增长,促使印刷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也让书籍变得更加便宜。从书斋走向民间,书籍放下高雅的身段,不得不“同流合污”,又反过来朝着大众化和娱乐化的方向迈进——16世纪下半叶长篇小说在明代的流行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如果《南都繁会图》诚为一般所认为的明后期或清初的作品,那么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大概率会出现在书肆里,摆放于某个书橱中,也未可知。
图9《南都繁会图》中的的画寓、书馆
著名明史学家卜正民认为,明代的印刷业仅就其技术过程而言,除了一些细枝末节外,其实并没有发生质变。但从组织印刷材料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来说,确实提高了。纸墨被大量地生产出来,书版雕刻队伍激增,工价很低,为提高印刷速度发明了新的活字,出现了新的排版方法以将更多的知识压缩到书页中,广泛的印刷品流通网络建立起来了。利玛窦眼中的明代印刷业是这样的:“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尽管仍旧使用木活字印刷,但社会化、组织化生产,大大地降低书籍印刷成本,意味着原来仅停留在手稿阶段的专科知识得以正式出版并流通,比如医书的出版以及学术著作。《味水轩日记》就曾提到过学术著作的购买:“屠宾旸以新刻《荆川史纂》十函见贻余,有旧刻两部。”其中《荆川史纂》是唐顺之辑录的一部历代制度史丛书,共124卷。如果没有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的助推与加持,体量如此浩大的印制工程,是无法完成的。
明代印刷业的繁荣,也离不开纸业这个当时领先世界的“基础”。《天工开物》记载,生产书籍纸张的原材料包括:制造皮纸的楮树、桑树、木芙蓉;制造竹纸所用的竹麻等。《五杂组》则记载:“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明朝来华传教士对原材料的记载则称“他们用得最多的,是印度称之为Bembù,中国称之为‘竹’(Cio)的树木(竹简),但最好的最白的用棉布”,并且称赞明朝纸张“就质量来说”,“超过了全世界”。利玛窦也承认“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对这些树木的需求,又反过来促进了明代相关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一点同服饰商品发展促进棉、麻等的种植是一样的。
除了书籍,字画也是明代士绅必不可少的收藏品。特别是明代后期的富人,大多怀有一种商业冲动,要去参与时髦的文化物品经营。对于艺术作品的获取而言,私人交际网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更多的作品流通则是通过市场的交易来完成。《南都繁会图》中的画寓,正是艺术品流通过程中的最主要场所。
明代流入市场的字画充斥着为数不少的赝品,甚至远多于真品,而唐宋大家的作品十分难以获得。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过书画商人向他兜售书画的记录:“十日,雨霁,稍寒。上海贾人持书画来阅,四五十卷,止一二佳者。”明代在市场流通的字画,有其定价的标准,据明人文震亨著《长物志》记载,“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数敌一行正书”。而绘画的价格则可类比书价:“山、水、竹、石、古名贤象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小者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图、佛像、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书画优劣也当然不同:“书学必以时代为限,六朝不及晋魏,宋元不及六朝与唐。画则不然,佛道人物、仕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近”。
民俗生活
《南都繁会图》在川流不息的街市道路上绘制了多组游行表演的队伍,体现了明代元宵节前后百姓的市井生活和民俗生活。上元节的张灯习俗兴起于东汉明帝时期。至唐代,政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观灯,上元节被确定为法定节日。北宋时期,上元观灯节期间增加了十七、十八日两天,共五夜。“鳌山”是元宵节搭建灯山的一种灯景,这种灯景将千百盏灯堆叠成山,有叠至十三层的,形状像鳌,因此称为“鳌山”。这种观灯的习俗,繁盛于宋代,在江南地区比较流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神仙故事。” 仔细观察《南都繁会图》,确实可以看到鳌山上许多神佛的形象。图文并茂,两相映照,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穿越了一次历史。
图10《南都繁会图》中游行表演的队伍和围观的人群
图11 《南都繁会图》中的鳌山灯
据《江宁县志》记载,灯的材质由“楮练、纱帛、鱼鱿、羊皮、料丝诸品”制成。又据《姑苏志》记载,做灯的原材料还有罗帛、琉璃、麦丝、竹缕等。
灯的种类除了鳌山灯,还有麒麟灯、獬豸灯、狮子灯、白泽灯、青熊灯、猛虎灯等,以及“街途串游者曰滚灯,曰槊灯,商谜者曰弹壁灯”。
作为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赏灯的热闹和壮观的场面可从明代小说中一窥:“四围玛瑙城,五色琉璃洞。千寻云母塔,万座水晶宫。珠缨密密,锦绣重重。影晃得乾坤动,光摇得世界红。半空中火树花开,平地上金莲瓣涌。活泼泼神鳌出海,舞飘飘彩凤腾空”。
除了观灯,明代江南一带元宵节还有其他热闹的活动:“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或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明人小说《隋史遗文》中也记载,上元节除了“满街灯火,连陌笙歌”之外,“也有踏高杆的,也有舞翠盘的,也有斗龙灯的,也有骑骆驼的”。
《隋史遗文》的故事背景虽然在隋末唐初,但描写的服饰、百姓生活却都是明代的。女性结伴出游也是上元节一项极具特色的节日习俗。上元夜士女夜游风俗始自唐代,至明代,“走三桥”“摸钉儿”“走百病”“黄河九曲灯”等都是女性上元夜结伴出游而形成的地方民俗。
图12 今日秦淮河夜景,《南都繁会图》中热闹的民俗活动就曾在河岸进行(易弘扬/摄)
《隋史遗文》同样描述了上元节妇女出游的热闹场面:“遇一班好事的亲邻,彼此相邀,有衣服首饰的,妆扮了出来卖俏;没有的东央西借,要出来走桥步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婆,赵氏亲娘约了钱铺妈妈,嘻嘻哈哈,如痴如醉,郁捺不住。”
小结
《南都繁会图》为今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明代南京的窗口,原来古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他们穿着或华美或朴实的衣服,徜徉于街市的果品摊、酒肆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明代南京人也会在书馆、画寓中汲取精神上的营养;当节日来临时,丰富的节日活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享受和乐趣。
至于《南都繁会图》是大画家仇英所作,还是假托仇英之名的无名氏作品,都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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