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就从来没想过征服日本吗？
从一份奏折
我们就能看出清朝对日本的态度。
雍正
01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八日，李卫上奏称他收到消息，日本近年来频频招募中国人前去教授弓马技艺，且无故打造战船，肯定是居心叵测，朝廷一定要尽快加强海防，有备无患。  
雍正看过后，除了对于李卫的建议深表赞同外，还对奏折里的一句话做了小小的修改。  
李卫：
天朝之待外夷，罪恶昭著者，必申征讨之诛。 
雍正：
天朝之待外夷，若无罪恶昭著者，必不申征讨之诛。 
什么叫微言大义？
这么一改，雍正的心思跃然纸上：
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布置完防御工作就行，别的就随他去吧，不需要纠结太多。  
02
那么，李卫得到的消息可靠吗？
结合日方史料来看，堪称是极其精准。  
据《唐马乘方补遗》、《信牌方纪录》记载，早在1725年，幕府就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募清朝武官的命令。
由于这时清朝已经解除海禁，许多中国商人为了讨好幕府，获得作为贸易许可证的“信牌”，很主动的揽下了这桩任务。  
甚至连1723年浙江武举乡试第五名的张灿若，都化名为“陈采若”，在1727年被招募前往日本，停留了整整4年。
在这期间，他将自己擅长的双刀、苏秦背剑，以及一马一箭、一马三箭等清朝武举科目通通传授给了日方。   
雍正九年，关于处理被日本聘请为教习且长期逗留不归的武举张恒晫等人的奏折
李卫上奏之时，仅是张灿若赴日的隔年。
而且他对中国商人为了“信牌”在中间给日本牵线搭桥的事也非常清楚：
  “（我国商人）贪夷人倭照，争相贸易，唯恐失其欢心，掯照不发，故凡有指名求索之处，无不依从。” 
从这看出，清朝对日情报工作相当成功。
无论是雍正还是李卫，对日本的国力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日本以武力值论是东洋第一强国，朝鲜等都迫于其威势而与之通好：
“日本虽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炮火攻击甚远，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寇。”
“东洋独日本为强，邻国无不惧之。”
“（朝鲜与日本）往还亲密，无非畏其势大力胜之故。”  
李卫向雍正奏报访查得来的关于朝鲜设立“倭馆”的情报 
所以，但凡雍正是个正常人，看到关于日本的这些情报，都不会有动兵的念头，这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啊。
即便李卫指出日本不平凡的动作，雍正至多也就是下令沿海官员抓紧时间稳固己方主场。  
03
不过，必须指出这种对日近乎宽纵的态度，并非雍正独有的，康熙时期的对日政策并无二致。
早在1701年，康熙就密令苏州织造李煦安排“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假扮商人前往日本探听情报。
这位大清间谍在当年六月初四从上海启航，十月初六返回宁波，随后立即前往北京将所见所闻告知康熙。  
雍正帝在给李卫的批复中，还很有意思地说，都是因为莫尔森当年
“极言其恭顺懦弱”，才使得康熙放下了对日本的警惕，“开洋之举，亦由此起。”
这才留下了现在的祸患。  
其实这颇有点替康熙甩锅的意味。
因为在莫尔森回国后，康熙安排的几次与日本的半官方接触，都被德川幕府强硬回绝。
乃至消息都传到了朝鲜：  
汉商言，浙江守官知我等年年买卖于长崎，使以交邻之意告知。江户三太守以为江户之于浙江，水路辽远，彼此疆界，本不关涉，愿为交邻，事甚殊常，仍欲驱出，则汉商恳乞少留买卖而去。 
因此，康熙是不可能觉得日本恭顺的。
04
而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爆发了一件中日交往史上的大事“信牌事件”。
简而言之，就是德川幕府在1715年下令，以后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领取日本发给的信牌，下次再来贸易时才会放行。  
对于清朝来说，一旦允许本国商民接受日本发放的信牌，无异于让清朝威严扫地。
所以浙江巡抚徐元梦将这些信牌全部收缴，并把详情上奏康熙裁夺。  
有意思的是，朝堂之上为此事件分成了两派。
大学士马齐等人提议： 
“以我中国商船受长溪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应将作何行文倭子之处详议，将伊所给牌票发回......” 
但是，康熙皇帝连续三次驳回了马齐他们要与日本交涉，取缔信牌的主张。
康熙还聪明的帮日本找了个借口：  
“各位爱卿说我们大清商人接受日本信牌是有乖国体，但是吧，根据朕派去日本的探子回报，信牌不过是日本商人之间使用的凭证，不是人家官府发的东西。浙江巡抚小题大做了......” 
在康熙的坚持之下，清朝默认了商民接受日本信牌的事实。
05
康熙和雍正如此努力回护日本的态度，或许很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疑惑。
但这背后实则有关清朝的经济运行，即铜钱体系的稳定。  
原来，在乾隆朝云南铜矿产量剧增之前，清朝铸钱使用的铜，大多依靠对日贸易输入。
以康熙五十五年的数据来说，当年清朝使用的国内铜为166万3千斤，但使用的日本铜却达到了277万2千斤。
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这60年间，日本流入清朝的铜更是超过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斤。  
如果康熙答应马齐的要求，跟德川幕府硬碰硬，人家一怒之下禁止铜输出，那大清该怎么办呢？  
在雍正时期日本曾减少对中国铜的输出额，这让李卫甚至想到派人去日本散布清朝将为此断绝对日贸易的谣言，以此给德川幕府施压的办法。
但雍正却表示：“此数语纵使传播彼处，亦只可令其暂信一时耳。”
换言之，被别人卡住铜钱的脖子，让大清对日本实属无可奈何，根本强硬不起来。  
06
其实，为了防止被日本卡脖子，清朝也努力过。

顺治时期，顺治皇帝找了8名晋商去日本收购铜，还给了他们一个优厚的条件：买回了的铜，朝廷回购六成铸钱，剩下的归商人自己所有。
后来到了康熙朝，随着海禁的解除，越来越多的商人去日本收购铜，日本每年流失掉的铜高达380万斤之巨。

很快，日本国内铜钱不够用了，大米价格起伏不定，老百姓怨声载道，江户幕府税收严重下降，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起了。
面对乱局，幕府将军要求中国来的商船每年不得超过30艘，严格限定铜的出口，每年维持在160万斤左右。
可效果仍不理想，后来在新任将军德川吉宗的严令下，来日商船进一步被限定在15艘，铜交易数量下降到百万斤左右，配合上其他措施，起伏了半个世纪的日本米价终于稳定下来。
07
虽然德川吉宗严格控制商船数量，但参与“洋铜”贸易的清朝商人却有增无减，僧多肉少的局面迫使康熙帝需要重新选择一位代理人。
山西介休范氏就在此时粉墨登场，一跃成为当时的首富。
日本国内对“洋铜”出口的紧缩政策，让范家每年出海时所带的货物往往买不到足够数量的“洋铜”回国。
别说留给自己的4成了，就是卖给朝廷的6成都不够了。
问题是，范家是带着皇帝提供的货物出洋的，赚了钱皆大欢喜，亏了本欠的可是皇帝的钱。
时间一久，到了乾隆朝时期，范家总共欠账114万两。
范家人不得不向乾隆帝诉苦请求免除自家“洋铜”垄断特权。
老谋深算的乾隆表面上允许了范家的请求，但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
从此以后，范家只承当一半采购任务，另一半交由其他商人完成，并且必须在6年之内，自备本金前往日本买铜，以偿还114万两欠款。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表面上皇帝体恤下属，免了一半的任务，实际上是在逼债。
走投无路的范家只能借高利贷去日本买铜偿还皇家欠款，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乾隆48年（1783年），范家资金链断裂，产业崩盘。朝廷下令各省严格查封范家产业，除了没收家产外，范氏父子下狱论罪，显赫一时的首富沦为阶下囚。
虽然“洋铜贸易”坑惨了首富，却奠定了大清盛世，从日本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铜，大大缓解了市场流通性不足的问题，使民间贸易重新迸发出活力，与白银一道成为清朝的官方货币，满足了普通老百姓日常开销，朝廷的税收也得到了相应保障。
——引自《朝文社》
到了乾隆朝，云南发现了大量铜矿，清朝被日本铜卡脖子的情况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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