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烨、施展
来源:在《埃隆·马斯克传》新书全球纸声同步上市之际,中信书院与喜马拉雅联合主办直播对谈。
导语:
在乔布斯去世后,硅谷最热门的人物就是马斯克。
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总能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现实。
雷军曾如此感慨:“我们干的事好像别人都能干,但埃隆·马斯克干的事,我们想都不敢想。”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马斯克:“世界上最成功、最重要的企业家。”
我们都知道,埃隆·马斯克是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创新者,但同时,外界对他的评价也极具争议。
喜欢他的人可能非常喜欢,不喜欢他的人,对他也非常关注。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下,马斯克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物。
近期,《埃隆·马斯克传》上市引发热议,尹烨与施展两位老师,也在一次对话中以马斯克为起点,深度对谈对于商业,对于科技,乃至对于文明和历史的想象。

马斯克的诞生:天分使然,时代必然
主持人:今天有幸邀请到两位老师,能不能先请老师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一谈对这本书的感受。
尹烨:好的,两个突出的感受,第一个读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装”,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中国历史老师喜欢强调完人、圣人,但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仆人眼里无圣人”。再伟大的人,也要一日三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样的传记能让我们能够真实理解到一个人呢?这个人可以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传记不能够脱离他的社会属性,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你会感觉你们之间的距离不会特别远,这很重要。
不仅仅是《埃隆·马斯克传》,像是《基辛格传》《奥本海默传》,我看完后都是这个感觉,这种不装的传记,其实更容易让大家从中学到东西。
第二点,一会儿我想展开去讲。因为我知道跟施展老师对谈,施展老师是大观学者,对历史深有研究,我其实更愿意去跟他讨论,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能出这样的人物?
不管是现在讨论的马斯克,还是十年前我们讨论的乔布斯、盖茨等,这些时代创新者的诞生,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等,需要怎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可能是留给我们所有人,包括今天中国在讨论科技创新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施展:首先,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童年经历能够给他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像马斯克小时候跟他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后来一系列的努力,一系列的奋斗,一定是包含着一种动力,就是想要以某种方式去向他老爸证明自己。
他老爸是一个未必在场的在场者,未必真的在旁观的旁观者。就是马斯克潜意识里,很可能是在他父亲的一个注视下,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另一方面,源自他另一部分的童年记忆,就是他对科幻著作的阅读理解。因为马斯克本人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拥有极致的工程师思维,是一个工程师中的工程师。
单就工程师思维来说,通常不以奔放的想象力为诉求,它更强调:对一个任务的精确执行和完美实现。但马斯克,却拥有一种超凡的想象力。他所有的工程师思维,都用来实现他那些超凡的想象力,这些想象力就来自他童年的一系列阅读体验。
从精神分析角度讨论,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不是一直试图逃离他的父亲。同样的,他今天的各种努力都是试图逃离人类既定的一个命运,就是我们不会、也不应该以地球为我们唯一的终极家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星际性的存在。
他一直试图逃离的童年阴影,是不是最后转化为一系列的努力,这些都是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讨论,当然这没有任何依据。
主持人:对于马斯克,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点共性,就是他绝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有普通人的弱点甚至缺陷,但他也有超越普通人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多人对马斯克感兴趣,最大的一个好奇点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如此源源不断地去推动创新?好像不知疲倦。
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你们觉得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例?还是说这个时代是存在这样的土壤或环境,来孕育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物?
尹烨:从大的历史背景,以及今天的科技基础来看,马斯克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的确会让我们非常的艳羡,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
他的确实现了很多想象力的落地,比如让新能源汽车提前发展了十年,当然,中国最近的新能源汽车跟进得也很快,而且在产业和功能上都有反超的可能性。
但我还是认为,要把科技两字拆开来讲。美国是科,science,他在原创性上,从0到1就是很强;但中国强在技,也就是技术工程,一旦做出来,中国人在1到10到100就很强,跟进很快。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互联网发展的40多年里,差不多每隔5-8年,就能蹦出一个我们都如数家珍的人物,比如盖茨、乔布斯、贝索斯等,他们都是1960年左右生人。
为什么?因为恰好在1969年的7月20日,阿波罗登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真的可以登上月球。
当盖茨和乔布斯他们可以去接触更大的世界,也就是可以自我做主时,恰好是PC时代的正式来临(个人电脑),1971年,英特尔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
所以,每一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在我看来,马斯克的出现,对他个人来说是偶然,但对这个时代来说是必然,一定有人可以按照这样的轨迹向前去突破。
只不过大家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喜欢去造一个神,或者我们容易去特别高估一个近期,而低估我们的一个远期。
在我来看,只要这个土壤还在,一定会有这样一拨推动历史进步的先驱者,时不时会给世界一个惊喜。
施展:马斯克这种人,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特质的。首先,他肯定是非常聪明,是一个天才的头脑;再一个,马斯克有这种超凡的意志力和想象力。
这在人的物种分布里,他是有正态分布的。尹烨老师肯定更熟,就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你只要给定人口的基数足够大,都会有类似的人出现。
但问题是,什么环境能够让这种人被激发出来?
一个是外部的大环境,就是整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制度文化等,另一个方面,就是跟个人的内在驱动力有关。
比如,前面提到的乔布斯是叙利亚人的后裔,是混血,而且是被收养长大的。Google的创始人是俩俄罗斯人移民,马斯克是南非移民,扎克伯格是犹太人。
在思想史领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人看来他就是个神,是个全才。但实际上从身份来说,他是马其顿跟雅典之间的“半野蛮人”。
从身份属性而言,这些人有一个共性,都是边缘性的人群。
以及我们所知道,所有那些伟大的了不起的思想家、科学家,都是边缘式的存在。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神学的第一大神学家,但他是一个非洲人。卢梭是个瑞士人,而瑞士在当时的欧洲属于农村当中的农村。英国很牛的大学者,比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伯克,他们都不是英格兰人。
非边缘性的人群与边缘性的人群相比,似乎边缘性的人群能够迸发天才的几率更大。
因为越是边缘人,就越有一种被中心人所鄙视的姿态,其实未必是有意的,但下意识对你会是一种俯视的姿态。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人就会有一种极度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他的动力会比中心人的动力更足,因为他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一样。
同样的,我们会发现边缘人中出企业家的比例,也是大于他在总体人口当中占比的。马斯克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好的一个案例。
尹烨:谈到基因这个话题,的确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拿社牛还是社恐来说,它很多也是基因决定的,就是你天然会不会分泌很多催产素,催产素有一个俗名,叫抱抱基因。如果催产素高,说明他就容易很嗨,不甘于安分。
所以你看,从欧洲最开始的中心肯定是罗马,然后开始往外扩,那个时候高卢人、德国人,其实都是所谓的野蛮人,包括英国人。后来英国逐渐吸收了大量的“蛮族”,后来派生了新教,也出来好多的清教徒。结果有一天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大家就乘着“五月花号”,去开拓新大陆。
他们去的那个地方,今天变成什么?变成了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在美东的这一批人又进一步再向西部走,加州已经是美国买下来的最后一块地了。那么加州今天变成什么?我们能看到斯坦福和硅谷。
其实一群最了不起的人或者说最有斗争精神的人,不甘于在自己原来的地方,被别人看不起,他们想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最后大家开始集聚。
刚才施展老师有句话就点到了,基数越大,天才越多。贝索斯当时就说过,如果我们能有1000亿人口,不是现在的80亿,我们可能就会有100个爱因斯坦,那么我们就可能走出银河了。
他是用这样一个角度,还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规律上去抓可能性,所以我认为马斯克也恰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出来的一颗非常璀璨的星。
同样,你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真正意义上建起来的一个超大型城市,就是深圳。深圳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的,其他地方都有城市。同样的,最早去深圳那一批人,一定也是过去混得不好的,如果混得好,他也不会背井离乡。
那个时候,有句话叫“龙下海,虎上山,孺子牛进机关”。意思就是说鼓励大家要去下海。所以你看今天的深圳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民企?包括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等。
某种程度上讲,你会发现还是蛮有趣的,其实就是都在“移民”,这种城市之间的移动,能促使这样一批人在一起,然后他们讨论的事情就有可能打破过去的一种边界。
所以当讨论一个人,视角不够全面、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视角拉长,把维度拉长,放在历史维度和所处环境中去分析。

天才还是疯子?由时代环境决定
主持人:马斯克是一个典型的创新者,但是他身上同样带着这个时代的基因,或者是带着人类创新的一个缩影。
深圳也是创新者的一块沃土,是创新者抱团的一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也会拿深圳和美国的硅谷做一个对比,那是不是这样的土壤就容易孕育像马斯克这类人?
尹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还是要讨论大环境。改革开放已经45年了。这45年里中国多了很多企业家,尤其是这些民企,他们的确在世界上给我们证明了,中国人不管是在科学、技术、产业,还是全球化,大家都是可圈可点。
讲到这个问题,我倒想问问施展老师,你觉得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更接近于现在美国这的创新?包括包容性、多元化与科技等。大家一般会认为宋朝或者是唐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展:如果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说,还真可能是宋朝。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唐宋之变。
唐宋之变有很重要的两个技术背景,一个是生产技术的跃迁,这使得江南这边土地被有效开发,人口变多,而且这些人主要是几次大战争中新迁过来的人,来不及形成强大宗族结构,于是建立了一个平民社会。
生产技术上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政治逻辑。
平民为主的时候,豪族在这个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会受影响,因为皇上跟豪族之间天然是一个对抗性的关系,只有豪族能够反治皇上,平民是没有能力反治皇上的,所以皇上会愿意利用平民来压制豪族。
平民社会之后,皇上就开始大力在平民当中往外选拔人才。这就需要知识传播技术的进步,就使得整个大宋的读书人基数变大了。
读书人的基数变大了,可用的人才基数变大,同时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宋代又是对思想的牵制最少的一个时代。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唐代有玄奘,唐代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佛教的最高峰时代,意味着儒教面对佛教的挑战前所未有的大,因为佛教所提供的那一整套的宇宙观,世界观,比儒教宏大得多,而且逻辑体系要完备得多。
那么儒教要想重新翻身,必须得对佛教给出的所有挑战,给出有效回应。
好多人说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因为当时宋儒很好的回应了佛教的内心挑战,把儒学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总结一下这些要素:
  • 平民社会中个体的上升通道被打开了。
  • 知识传播进步使得读书人变多了,基数变大了。
  • 对思想的牵制是最少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创新。
  • 有积极健康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
这种市场一出现,儒教开始形成了大的跨越,如果没有,儒教会固步自封。
某种意义上,宋代确实堪比今天的美国。
尹烨:其实我之所以问施展老师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好像马斯克干啥成啥,做电动车也成,做新能源也成,做SpaceX也成,做脑机接口也成。
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全才也有,宋朝有一个大师叫苏颂,厦门有一个特别大的天文钟,叫“水运仪象台”,就是他研制的。
如果在今天来看,他确实也是集大成者,也是一个通才,又是官至宰相,其实你对一下这些人的背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要素,他们都是兼备的。
施展:刚才尹烨老师提到宋朝苏颂这样一个案例,还有另外一个反向的案例,就是明朝的徐光启。
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去朝拜了一下,在上海市中心徐家汇,徐家汇这个名字就是从徐光启来的。在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公园,叫做光启公园,徐光启的墓在那里以及还有一个徐光启纪念馆,进到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徐光启他所做过的一系列的工作,了不起的人物。
他跟利玛窦等一系列传教士合作,最先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欧几里得的书。然后有人问他,翻译这些干嘛,他说这用处可大了,外国人打炮打那么准,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整套的方法论,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依赖的方法论。
1609年的时候,伽利略刚刚发明了望远镜,刚刚用来看到了几颗卫星,然后徐光启就跟皇上建议说,咱得多造一些望远镜,绝对有用。
徐光启后来不被皇上重用,于是他自己去搞屯田,然后又写农政全书,后来换了皇上,又把他启用了。启用了之后,又给皇上建议说,我们要跟葡萄牙人学造大炮,从澳门那边把葡萄牙的炮师引来,跟他们学造大炮,以及让他们来训练我们的炮手,结果就是依靠他引入的大炮和训练出的士兵,最后袁崇焕才能够把努尔哈赤打败了。
之后,徐光启就跟皇上说要大规模引入这些东西,但是那时皇上不信任任何人,于是在各种党争的情况之下,没多久,徐光启的一系列努力又作废了。
徐光启最后极度郁闷,心灰意冷,这些事全都不干了,于是潜心去跟传教士一块儿修历法,我们现在仍然在用的农历,就是徐光启修出来的。
他几乎是全才,每个领域他都能做到非常的顶尖,甚至可以说跟世界的脚步也不差太远,但是在那样的外部条件之下,最后一事无成。
主持人:所以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成就,有他自身的天分使然,其实也要取决于这个时代给他提供多大的空间。
尹烨: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你看今年的诺贝尔奖,8个人里面有6个美国人,全是移民,其中2人是犹太的,另外4人是俄罗斯和东欧的。
美国如果能把全世界各个国家自费培养起来的博士,都掐尖掐走了,这也是很厉害的。
怎么能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其实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考虑的问题。

创新要构建宇宙观,
敢想他人之不敢想
主持人: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这几个人物,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美国,这些创新者身上都有一个共性,都属于脑洞很大的那一部分人,敢想他人之不敢想。
马斯克身上也同样有这个特质,当其他企业家还在忙着建构自己世界观的时候,马斯克早已经开始建构自己的宇宙观了。所以,相对于扎克伯格的元宇宙,大家好像更好奇马斯克的太空梦,尹烨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类似的话,要不就给我们展开地聊一聊吧。
尹烨:我经常讲一句话,最可怕的世界观是什么?是没有看过这个世界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其实区别最大的是世界观,也就是说,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一部分人认为它是由物理决定的,一部分人认为它是由某种宗教决定的,还有一部分人两个我都不信,我就根据自己的理念去过。
而一个人最厉害的其实是底层思维模型。马斯克一系列的工程思维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其实在牛顿时代已经非常广于流传了,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性,这些都不存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扎克伯格元宇宙大火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忽悠。感觉全社会都被他带着走,就好像美国人在讲什么概念,我们就一起跟风,甚至很多高校以及地方政府都开始跟建立了元宇宙学院。
正如刘慈欣讲过的一句话,“当我们的肉体还不能离开地球,但是思想却陷入到了一个无穷的虚拟世界里的时候,这对人类不是好事”。
但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总要有一批人去仰望星空。很多人会说,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仰望星空?我想说,其实仰望星空的反义词不是脚踏实地,是不允许你仰望星空。
所以,我们还是要创造大量的机会,让更多的创新者能够去仰望星空。如果你去看马斯克,他在少年时期就培养了一个极好的习惯,就是大量的阅读,一年至少几百本书的量。
所以,你会发现他对宇宙观的理解来自卡尔·萨根,他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来自亚瑟·克拉克。基本上他讲到的内容,比如人类是硅基生命的先导,这些都是美国的科普大师们早在六七十年前就讲过的。
所以,实际上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又坚定地按照巨人指引的方向,按照第一性原理去向前推进。
所以他最核心的内容,施展老师刚才讲过了,我们不甘心只困在地球上。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哥白尼到伽利略,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了,但我们可不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的中心?人类的爱,人类的美,人类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能不能在宇宙中去广为流传?
这其实是马斯克,也是全世界,包括中国航天在内的,大家都想要找的一个答案。

中国为什么没有马斯克?
主持人:我们一直在谈论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孕育马斯克,其实我们也是在变相地谈论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培育更多的创新者?中国能不能出现马斯克一样的企业家?老师们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施展:我们普通人,很多时候都在寻求一种确定性。但企业家,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直面所有的不确定性,来给别人提供确定性。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把各种不确定性组合出一种可能性。
这种组合出来的可能性,背后仍有某种赌博的成分。我相信所有成功,它有70%成的机会,但还有30%败的机会。但当他敢于这么去赌的时候,实际上就获得了一个以别的方式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是高度压制的话,实际上这个社会它是不可能有任何想象力,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的。
因为任何的突破,都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前景。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直面不确定性,当把所有不确定性以某种方式都凝聚在一个人身上时,他实际上承担了很大风险。
所以大多数企业家看上去都很光鲜,但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可能有10个失败的企业家。而且成功企业家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失败,因为真正的企业家,就会不断去冒险的。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这也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就是人群当中永远有一定比例的人,他愿意去冒险,他是风险偏好型。
那么社会如何去对待这些人,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条件,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给他们一个什么评价,这是这个社会到底能走多远,活力能有多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尹烨:是的,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数字,大家认为创业是九死一生,我纠正一下,创业是97死3生,是1:33。
硅谷也是这个数字,我还跟吴军老师专门对过这个数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创业失败就意味着企业家失败了吗?其实他只是帮别人试错了,他既没有偷税漏税,还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尝试了一种新的途径,所以,我们应该去给企业家点赞,去鼓励他们。
我们去深圳考察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鼓励创新,关键是深圳在鼓励创新后面还跟了4个字:容忍失败。这太关键了!
如果任何一个城市要建一个新区,要做一个突破,但是我只鼓励创新,我不容忍失败,那你说的创新就是伪创新,谁敢去啊?这那不可能的。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可能会失败。
我们谈回马斯克,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氛围。就是美国一直很崇尚英雄主义,而且大家对于这种“英雄”是真金白银的,不只是夸夸他。反过来,我们有时候也说喜欢李白,但其实李白活着的时候好像没人喜欢,这就变成了李白人人都喜欢,除了他活着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如果把马斯克放到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美国对于这种辍学的包容度很高,甚至觉得辍学创业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我们好像不是本科毕业,不在高校考个研、读个博,都不好意思讲。所以,不管你实际的能力多强,我先要给你贴个标签,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是有长线资本去鼓励创新。比如他们的机制设计上,有家族财富信托等一系列遗产制度,可以去鼓励投资一些稀奇古怪、脑洞大开的东西。
在美国,有很多这种直接投资。比如,欧洲这几年的微创新就很少,几乎没有太多的科技创新,反而中美都很强。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也是直接投资,VC、PE都非常活跃,股权可以直接变成资本,而欧洲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但即便是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或者创业者的放贷。
但在包容度上,中国创业整不好,最后很可能工作没了,财富没了,房子没了,恨不得老婆孩子都没了,亲友甚至会跟你断绝关系。美国在这一点上就解决的很好,马斯克在他自传里,提到了好几次的至暗时刻,但都有一批同路人帮助他渡过难关。
也就是说,一群想改变世界的疯子,总有一群支持他们实现梦想的人。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反正我钱已经多到一定程度了,我就希望你们能产生一些东西。
另外,马斯克背后还有一大群执行力特别强,愿意跟随他一起向前行进的人。
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家或者创业者,他的团队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只有靠团队才能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性问题。在最难的时候,坚定地跟随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持。
这很符合他们这种呼唤英雄的精神,今天我们也呼唤一下。十年前我们就问过类似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今天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中国能不能诞生马斯克?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环境,才能诞生马斯克一样的企业家?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企业家离了三次婚,生了这么多孩子,每天做出这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为什么这样的人一定要在美国出来,现在大家费那么大劲讨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苗子,可能因为我们的种种问题,把这样的人才埋没了,这可能确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AI不止颠覆式创新,
还影响财富分布
主持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以AI为代表的科技正在对我们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处境的一个担忧。
尹烨老师,您作为一个关注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也一直专注于新的开拓和新的革新,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您觉得当AI介入生命科学,它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想象或者变化?
尹烨:在过去,我们讨论的物种都是碳基物种,硅基物种更多还是在我们的想象中。但在这一刻,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让人恐惧,但我们还看不到被硅基物种彻底代替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能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融合,有点像十多年前,我们讨论互联网会不会取代传统制造业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不会,但是传统制造业可以变成互联网+,然后快速获得优势,战胜那些不用互联网的一部分企业。
今天来看,AI也是,AI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它会渗入到各个行业,特别是垂直细分领域的各个行业。
反过来讲,如果硅基生命真的可以威胁碳基生命,反而碳基生命可能会很团结。
就像今天讨论,让所有地球人都不再发动战争,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三体来了,我们要一起对抗会消灭整个地球的外来生物,大家就会握起手来。
所以,我想现在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评价任何一个技术的时候,既要允许子弹飞一会儿,又要积极地去思考,让这个技术能保证它向上和向善。
施展:对,技术本身它是中立的。但是,技术的社会后果未必是中立的。
原因在于,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它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后果。
因为新的技术,一定会带来大量的新资源,没有这个技术,资源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或者说不会被创造出来。大量新的资源,必然带来大量新的财富。
但是财富的分配从来又不是平均分配的。
那就会导致,往往是过去的loser,他能够率先拿到那些新的财富,因为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而过去的winner如果去冒险的话,他的机会成本太大了。
于是,过去的winner往往很难拿到这个新的财富,但是权利是掌握在过去的winner的手里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分配一定会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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