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大事颇多，人们似乎已经忽略了巴以之间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仍在持续之中。一个月过去，最新的数字显示，双方已经有超过1万人死亡。
我们同情每一个受欺压的民族，哀悼每一名不幸失去生命或者家人的普通人，谴责每一个伤害平民的罪犯。但与此同时，对我们而言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和平维持了两年多之后，加沙地区战火重燃，个中原因究竟为何？
以及，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结构性机会。
先说第一点，也就是这次巴以冲突的真正原因。
浅层次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数十年如一日的步步为营，已经让哈马斯意识到了生存危机。虽然巴勒斯坦号称拥有加沙和约旦河以西，但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法塔赫对于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约旦河以西的海关、税收都处于以色列控制下，由以色列收完税后再转交给巴民族权力机构，加沙，这片只有365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独苗。
而不同于之前几次中东战争大多是以色列首先动手，这次至少在一开始，以色列扮演了一个被动挨打的角色。这对于号称全球军力前十、面对中东各大国正规军都能打出十几甚至几十倍战损比的以色列军队，不可不谓之耻辱。最可怕的是，“摩萨德”在中东各国花费数十年建立起的情报体系，居然也完全失灵。
背后的大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持续减弱。
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能在科技和军事上取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固然值得敬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作为美国打入中东一颗钉子的战略地位。而美国战略重心离开中东早已不是新闻。从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时代从伊拉克、阿富汗相继撤军，再到拜登时代连沙特这样的“狗大户”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反而一边减产坐观油价上涨一边在中国的调停下与世仇伊朗和解。如今，就连哈马斯都开始主动挑战不可一世的以色列，并且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而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战争很可能才刚刚开始。最明显的信号是，美国早已启动了在以色列的撤侨。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的判断，但一定要相信美国情报机关信息的准确性。美国最近两年只有过两次撤侨，一次是俄乌冲突，一次是苏丹内战，而今两地的战火仍在持续中。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以色列开启反攻，这次的巴以冲突很可能会持续半年以上甚至更久。
当然，巴以冲突的结局，大概率还是以色列占据上风，毕竟实力相差悬殊。但我也并不认为哈马斯能被轻而易举地彻底铲除。更重要的是，这将对全球局势产生两个不可忽视的短期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油价的反弹以及对美国通胀的拉高效应。
虽然巴勒斯坦地区并非石油主产区，但目前来看，中东产油国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是非常鲜明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实质参战，沙特率先冻结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伊拉克、科威特等纷纷声援，更不用说一直在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的伊朗和卡塔尔。并且，与过往不同的是，如今中东的三大产油国沙特、伊朗和阿联酋，都已经加入了以中俄为主导的金砖国家组织，今后在面对美国施压时无疑会更有底气。
未来，随着局势的升级，中东产油国很可能会继续减产从而抵消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努力，进而逼迫美以回到谈判桌，为巴勒斯坦方面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而这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扯皮过程。
第二个影响就是，随着欧美战略焦点回到中东，俄乌局势很可能逐渐回归平稳。
眼下，俄乌局势正处于一个比较焦着的状态。一方面，俄罗斯在战争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乌克兰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完全依靠欧美各国源源不断的支援，其反攻的进展也远未达到预期。
泽连斯基近期表示，其担忧“巴以冲突会降低西方世界对乌克兰的关注”，而这已经成为了事实。白宫发言人近日就公开表态，“对乌克兰的资助已经接近尾声”。毕竟相比几十年如一日追随西方的“亲儿子”以色列，乌克兰在美国眼中可能连个养子都算不上。拜登就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会创造一个以色列，来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可见以色列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地位之高。
当然，美国大概率不会彻底放弃乌克兰，俄罗斯也不可能归还已经占领的土地，乌克兰更不可能承认俄罗斯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所以在可见的未来很多年，俄乌边境都会继续保持擦枪走火，但至少，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在美国战略优势不比当年、只能聚焦少数区域维持不对称优势的情况下，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甚至在全球原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对俄罗斯适当放水，都是预期之中的做法。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被中东分散，对华关系的改善也有了一定空间。
而这两个短期影响，在中期又会产生两个影响。
第一，美国加息基本封顶，但短期内降息已无可能。
美联储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现状。一方面，加息对于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损伤是难以避免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油价仍然居高不下，通胀回到2%仍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为代表的罢工此起彼伏，只要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通胀就不太可能真正降下来。
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上升已经开始导致联邦政府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为继。
目前美国国债规模达到33万亿美元，如果基准利率保持在5%左右，那么五年后每年的利息成本就可以达到1.6万亿美元以上，而疫情前的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5000亿美元，相当于多了超过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哪怕美国政府能将财政平衡维持在2019年的程度，每年的赤字也会达到2022年疫情期间的水平。
比特币巨头Arthur Hayes提出过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即：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本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定向补贴富人。因为当穷人困扰于经济衰退带来的失业或收入下降时，富人却可以通过向联邦政府收取高利率来坐收渔利。在美国当下极为注重“政治正确”的选举生态下，这样的情况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美联储的境地会相当尴尬，降息了通胀上升，不降息联邦财政难以为继。可以预见的是，当短期内的降息预期落空后，可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核心资产价格大概率是会步入下行通道的。
第二，中东和欧洲避险资金需要新的出口。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四大火药桶分别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其中两个位于东亚，两个紧邻欧洲。这显然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深远布局，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颓势，就引爆火药桶，从而吸引欧盟和日韩的避险资金重回美国。如今，随着南联盟成员国局势趋于平稳，乌克兰有望接替巴尔干半岛成为新的火药桶，起到吸引欧元区避险资金的作用。
在2022年，通过俄乌冲突，美国成功吸引了大笔资金，不仅引发欧盟各国增持美债，也拯救了大幅下跌的美股。然而在2023年，同样的路径还能奏效吗？我们抛开美国本土资产的趋势不谈，不可否认的是，中东产油国和欧盟国家的确又多了一个分散资产配置的理由。
赚钱固然重要，但安全更重要。对于权力与财富私有的中东王室来说，这点尤甚。近期我也和沙特和阿联酋的机构投资者做了一些交流，大家的共识是：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关系正在步入热恋期。
两个中期影响的长期影响又会是什么呢？如果以5-10年为单位，我们又能推导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长期利率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In the long run, cash is trash.
历史永远在重演，复盘过去20多年的历史，只有2000年和2006年两个极为极端的时刻，才出现美国GDP增速与美债利率同时达到5%的水平。而随后，都如出一辙地触顶回落。
支撑我们这个论据的核心逻辑，其实是科技的发展将会大幅降低成本，从而从根本上抑制通胀乃至就业，造成所谓的“阶段性衰退”。00年的互联网泡沫，07年iPhone开创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无不是如此。
我们从微观举一个例子，10年前我们在北京打出租车，10公里的路差不多在40块左右。如今，我们在北京打滴滴，同样的路程，可能只需要30块出头。之所以10年间市内交通费用不仅没有通胀反而通缩，本质上是因为：1.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提升了效率；2.汽车品牌本土化降低了车辆购置成本；3.电动车的出现降低了单位公里的行驶成本。
而10年后，我们再呼叫网约车，很可能搭载我们的会是一辆自动驾驶的新能源汽车，最大的一块成本——司机，也被优化掉了。此时，“出租车”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会变成非常简单的投放车辆即盈利，不知疲倦的AI可以24小时驾驶车辆为公司创造收益。过去一名司机每天的有效载客里程大概在200-300公里，而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每天有效载客里程可以达到600公里。如果一辆车的成本是20万元，满负荷运营两年后的残值为30%，相当于每公里的车辆成本只有0.4元，加上电费每公里0.2元，保险等其他费用0.1元，即便只向客户收取1元/公里，仍然可以做到16个月回本，年化收益率20%以上。
出租车只是我们生活中小小的一环，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光伏与储能的发展将会大幅降低能源成本，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迭代将会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失业持续上升，通胀持续下降将成为常态，而届时全球央行应对的唯一方式，就是降低利率刺激经济。
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基本也都是围绕美国GDP增长率进行波动。除非美国GDP能长期保持5%的增长（这显然不可能），否则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美债收益率最终会回到2-3%的区间，并使得美元随之走弱。站在美元指数屡创新高的当下，这才是我敢喊出“Cash is trash”的底气，这才是我们敢于拿出决心拥抱风险资产的源头。
第二，亚太避险优势显现，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将焕发新的活力。
传统意义上，美国本土资产是最主要的避险区位。然而，由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胀压力，利率居高不下，风险资产价格自然会遭遇天花板。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虽然纳指整体大幅上涨，但其主力军是以特斯拉、英伟达为代表的少数几支大盘股，大多数公司的股价却是下跌的。从截止7月份美股阶段性高点的数据来看，美股科技龙头累计上涨38%，而剔除科技龙头的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涨幅只有个位数。
美国本土散户可以接受满仓英伟达，但以风控为首要要求的主权投资基金注定需要分散配置。这种情况下，通胀较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亚太地区尤其大中华区，很可能将成为欧元区与中东资金配置新的增长点。
数据不会撒谎，从蔚来、高合汽车接连获得中东资金支持，到阿布扎比投资局对华投资占比从2019年的4.5%上升到2023年一季度的22.9%，都足以证明中东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热衷是与日俱增的。
而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注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三个在中国，其中两个在香港，另外七个中还有四个是正在逐步增加对华投资的中东国家。过去五年里，港股受到政治、疫情、国际经济形势的多重打击，估值始终躺在地板上，而其中低估值、稳增长、高股息的优质企业，是最容易受到主权财富基金青睐的。
必须值得点赞的是，以李家超特首为代表的港府决策者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对外，积极拓展与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合作，恢复投资移民计划，对内，则推出了降低印花税、优化恶劣天气交易、推出库存股份机制以便回购等政策，从而使市场对海外投资者更加友好。
虽然相比一个多月前万字长文中的建言，港府目前的政策力度还是打了一定折扣，但是站在长期的视角下，我们依旧期待能有更多举措逐步落地，更看好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在半个月前，我成功预言了A股跌破2950实现筑底。而这一次，随着我半年前对“恒指17000”的担心变成现实，我们也相信和希望，这是底部，而且是最后的底部。
最近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周都要去2-3次香港，一来是把香港作为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二来也是为我们即将在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力做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期待能构建北京-深圳-香港-新加坡全面联动的布局。
从观塘海滨花园旁的万呎豪宅远眺维港，五年前在香港创业的一幕幕不禁映入眼帘，那是香港资本市场的黄金年代，也是我们如今全力以赴努力只为赢回来的起跑线。但我们相信，一切已经为时不远！

昔时香江阅明月，今宵维港问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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