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龙漫远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国务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课题的特邀评审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课题评审组成员，加拿大、爱尔兰、奥地利等国基础科学课题评审人。 PNAS 和 PLoS Biology 特邀学术编辑。
龙漫远教授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他早年在云贵高原插队，种过田，做过乡邮，当过乡干部。他面对的是高原上的崎岖山路和伴随着的飞流鸣瀑、杜鹃迎春。1977年恢复高考，他幸运地成了大学生，在农学院学习稼稽之术。人生坎坷，却从未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1987年去美国深造，第一个目睹了新基因的起源，从此开始了基因的起源与演化的系统研究，最终为欧美进化领域的教科书增加了新的篇章。龙漫远被评为加州大学戴维斯（ Davis ）分校1993年度最优秀的博士研究生，赢得了这所大学最高荣誉奖——艾伦·玛奖（ Allen Marr Prize );1998年赢得了美国基础科学领域对青年教授的最高奖项之一——帕克科学与工程基金奖（ Packard Fellowship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03年赢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荣誉研究奖（ NSF CARRER AWARD )，在芝加哥大学生态与进化系任终身教授。龙漫远教授已发表过90余篇论文：其中在 Science , Nature 及其姐妹刊（如Nature Genetics ), PNAS , Cell 发表过24篇；欧美主要科学和大众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巴黎的《研究》杂志，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导报》，英国伦敦的《新科学家》，发现电视频道等报道过他的研究、发现和评论。
饶毅：本来应该先介绍一下龙漫远的传奇经历，后来我想了一下，传奇的经历就得他自己讲，我的任务就是调侃他一下。很多人说我讲普通话有家乡口音，其实在我遇到的所有人当中，除了外国人之外，家乡口音最重的就是龙漫远。迄今为止，他说的话我大概有20％听不懂。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课程的时候，他的普通话我有好多都听不懂，但是他的四川话我全听得懂。所以我的建议是以后他全部讲四川话，这样省得我们大家都听不懂。龙漫远是四川人，他曾经下过乡，做过老师。从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博士。这个学校的农业植物学研究做得非常出色。我总觉得我们学生物的人，数学都特别差，但是龙漫远是个例外，他在戴维斯分校还选修过数学课程。这证明了龙漫远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在四川，在拿过诺贝尔奖的实验室里——都能存活。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演讲。
龙漫远：我跟饶毅十几年前在哈佛大学见面时，他讲一口漂亮的带有江西口音的普通话，我讲的则是有北京口音的四川话，大约有50步的差异。刚才他赞扬我，说我的许多知识是自学的，说我是在艰难条件下学习的。谢谢他的介绍。
我今天讲的话题是"追寻兴趣：无边的科学和智慧的喜悦"。通过这次讲座，我希望与大家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要遵从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兴趣。
第二个看法是，科学是没有边界的，或者说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历史上有许多人的贡献往往和他从事的学科有偏离。科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我们20年、30年以前所面临的把边界划得很清楚的学科，现在学科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有人说我是一个遗传学家，也有人说我是一个进化生物学家，还有人称我为生物信息学家。
第三个看法是，在生活中除了吃、喝、睡觉等等，我们还有一种生活﹣﹣智慧生活（ intellectual life )，这种生活是在场的同学不一定熟悉的。作为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你可以从中找到生活的喜悦。
第四个看法将在最后讨论。
这张系统生物学中酵母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图（图1）现在非常流行，所有跟系统生物学有关系的人都用类似的图来表示他们的研究内容。在酵母细胞中有6000个左右的基因合成蛋白质，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就构成了一个热门的科学﹣﹣系统生物学。大家可能有兴趣知道系统生物是怎么起源的。
回顾系统生物学的历史，我发现有件事很有趣：系统生物学最早不是来源于生物学家，甚至不是由科学家提出的。它起源于一本书，是一个匈牙利作家弗里杰什．考林蒂（ Frigyes Karinthy )写的，他的小说在20世纪是畅销小说。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面目全非》(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在其中一篇是《链条》( Chains )，他写道，自工业化发展以来，交通变得很发达，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距离大为缩减。于是他想象，在地球上任何两个人之间仅通过五个人就可以相互连接。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要送一封信到波士顿又不希望贴邮票，那么必须通过去波士顿的朋友带信，如果没有直接的朋友，可以转手，找朋友的朋友，直到有人把信送到波士顿。之后有人送了将近60封信，其中大概有15封最后到达了波士顿。检查带到目的地之前信的转手数，平均在6到7左右。这之后，匈牙利科学家开始注意这件事。其中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保罗．鄂多斯（Paul Erdos )，一个学术成就非常辉煌的数学家。他拒绝接受任何职位，而是像中国过去的走方郎中或古代希腊的行吟诗人一样，在无尽的旅行中带着一个小箱子，里边有三两件衣服、若干本书，不断地去访问一个个数学家。每次，他去找一个数学家时说：我和你进行3个月的合作研究。一般那个科学家会很高兴，因为保罗·鄂多斯很聪明，合作3个月意味着马上就能分享一些很好的想法。3个月后，合作完成了，研究文章写成了，保罗·鄂多斯就在这个数学家的指点下去访问下一个科学家。就这样，保罗·鄂多斯一辈子访问了将近500个科学家，其中大概3~4位是中国学者。他发表了1500篇文章，文章中有部分描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联系非常有名，他和500个数学家通过合作产生了联系，那500个数学家跟其他人在一起合作又产生了联系。因此在西方国家的科学界，许多人都跟保罗·鄂多斯有联系。
有人甚至提出一个重要的特征数：保罗·鄂多斯数（ Paul Erdos numbers )。如果你是保罗·鄂多斯的500个合作者之一，那你就拥有一个荣誉叫作保罗·鄂多斯数1。如果你和这500个人的一位有合作，你就是保罗·鄂多斯数2。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一个较小的保罗·鄂多斯数。例如，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跟保罗·鄂多斯之间大概有4个人间隔，所以他得到保罗·鄂多斯数5。有个著名的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 John Maynard Smith )，他的保罗·鄂多斯数只有4。爱因斯坦的保罗·鄂多斯数是2，杨振宁的是4，李政道的是5，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的大概是4，经济学家、《美丽心灵》一书的主人公约翰．纳什（ John Nash ）也是4，如果我告诉你们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es Crick )的保罗·鄂多斯数﹣﹣你们也就可以推测詹姆斯·沃森的保罗·鄂多斯数。当然这些都是20世纪的一些老科学家，那么经历一代两代以后，今天的情形又怎么样？我查了一下我的保罗·鄂多斯数是5，就是说这个匈牙利科学家和我其实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只有4个人在我们中间。饶毅的排名大约是小于或等于7，也是一个小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饶毅是个神经生物学家，很难想象他跟保罗·鄂多斯这位怪异而辉煌的数学家之间居然只有6个人相连。北大生物信息中心的陶乐天老师的保罗·鄂多斯数只有3，保罗·鄂多斯和这位北大教授之间只隔了两个合作者。
我今天讲这件事情，是想强调：学术联系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窄，这颗星球上所有的学科紧密相连，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小。你可以想见在我和保罗．鄂多斯之间只有4人，他们有人做数学，有人做物理，有人做化学。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很窄，或者很早就计划自己将来做一名生物学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这个人的发展会受到限制。因为学科结构的原因，它要求今天的科学家应该有比较广博的兴趣，善于同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打交道或者合作，知道多学科讨论的重要性，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发展。
我在哈佛的导师沃尔特·吉尔伯特（ Walter Gilbert )，有他传奇式的经历。吉尔伯特的经历非常神奇，他是剑桥大学数学系的博士，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教理论物理，在那里开始5年他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今天还在被广泛引用。他的女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哈佛的另一位教授沃森。沃森告诉他理论物理恐怕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劝他去做分子生物学。吉尔伯特听了他的话就义无反顾地转向这一新兴的领域。当年在哈佛大学，乳糖操纵子假说激起了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吉尔伯特显示了他作为化学家的过人之处，成功地发现和分离了阻遏蛋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他跟沃森研究发现 RNA 介入遗传系统以后，他宣布分子生物学死了（ molecular biology is dead )，这句话得罪了很多人。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他说当三联体密码发现以后，已经没有其他重要的创新概念定义分子生物学的新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他想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学科它最重要的研究基础﹣﹣找到重要的新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于是，他开始建立另外一门学科，一方面是基因演化，另一方面是外显子和内含子，这两个词也是他创造的。这期间他和在他实验室作访问教授的另外一位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猜想﹣﹣内含子先起源理论。这个想象远远超出常人智力所及的范围。没有这一猜想，我们不可能把生命现象看得这么深远。
吉尔伯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预期生物学将发生一场从实验过渡到理论的巨大变革[1]。正是因为读了这篇文章，我决定去做他的学生。90年代以后，吉尔伯特对理论研究特别感兴趣，系统地研究外显子内含子理论。对于这方面的内容，人们还需要引用他几十年，引用他当年的一个想象。他70岁的时候，又一次做了学术转战。他说基因演化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而他又对艺术有兴趣，开始了一个真正的新的探索。今天如果你在纽约或洛杉矶旅行，你或许会看到那里艺术展览馆正在举办吉尔伯特摄影展，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讲他的故事是想说真正伟大的科学家许多时候并不仅仅只专注于某一方面。当然，他们有时候有些工作不一定完美，但他们在探索中自得其乐。像鲍林，他一辈子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但是他做对的一些事情，却无人能及。这就是所谓"鹰有时比鸡飞的还低，但鸡却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
如果在座的同学当中有人立志要对科学有所贡献，并且贡献大到在国际上可以跟前面提到的那些曾改变过科学发展进程的人坐到一张桌子边上讨论，那么我们就得让我们的兴趣变得广泛，就得准备面临挑战，面临来自各种不一样领域的挑战。当然在生物学发展过程中吉尔伯特讲了好多话，不是每个生物学家都喜欢听，因为他不断地讲新的概念，折磨人们的大脑。但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到数学家到化学家到生物学家最后到进化科学家，一直到了今天的艺术家，这表明其实学术是可以没有边界的。重要的是，我们得敢于挑战我们自己的智力潜能。我强调这个，是因为我在国内时有的朋友也曾说我的科学兴趣发展过程太怪，变化太大，一个在农学院学农学的学生，怎么最后去搞基因演化？
从系统生物学起源于文学和吉尔伯特从数学领域到艺术领域，说明了一个道理："科学是没有边界的"。如果把自己的学科兴趣限制得很窄很小，那么最后的潜能发挥是会受限制的。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内容。
下面来讲智慧生活。
像保罗·鄂多斯这样一辈子从一个数学家走到另外一个数学家的家里，从一个大会走到另外一个大会，是一种极端。但是他把智慧生活推到了很高的高度。在这些过程中他贡献了学术成就，而他自己也享受了这一过程的乐趣。智慧生活是超出了吃、喝、拉、撒、住等等，是在你欣赏的范围，这是一种生活常态，就是你要挑战你的智慧。
我个人比较喜欢读苏东坡的文章和诗词，苏东坡以他的幽默和智慧，以他对人和人生的热爱，给中国的文化谱写了灿烂的一页。苏东坡的作品里有一种很深的智慧，看到最后你甚至会觉得他在给我们今天的人讲话，你是在跟他对话，这是我觉得学术生活中最奇妙最有趣的感觉，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体验。我来的时候魏丽萍老师问我觉得青年学生之间和我们的代沟有多深。我说有20年，因为演化生物学定义两代人之间的时间就是20年。她说今天的代沟是3~4年。后来我注意看，确实如此。但这只是在较浅的﹣﹣虽然也是重要的层面﹣﹣诸如饮食男女之类的事。但我们容易看到，在智慧生活中是没有代沟的，那里只有智慧，只有人与人之间智慧的交流。生命创造意义，这是智慧生活的第二条，它可以让你跨越代沟，让你变得年轻。想到这些你就会觉得我们在探索成功的同时竟然还可以享受思想的乐趣。当你解决一个难题以后，你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这是智慧生活的一个回报，你感到创造的喜悦。
再来说说追寻兴趣。为什么要讲这个词呢？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相当功利化的社会。一般来讲人们的决定可能就是短期的一年到两年，人们很难把计划做到五年十年之后，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实际的。因为这样，我没有理由指责生活中的许多人说他们没有兴趣。但是，想到存在于许多人身上的对科学发展长远的智慧潜能，想到科学研究最终对社会的贡献，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特别是北大的同学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你们应该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兴趣设计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大家应该多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把兴趣同精神连到一块。
好，我觉得既然我们是讨论，所以我希望结束这几张幻灯片，这是我的三个不同的讨论课题。
另外，我的数学并不全是自学的。20年前在四川农学院学习期间，我师从群体遗传学领域的优秀学者高之仁先生（国际上群体遗传大师、前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并求学于两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教我数学统计，教到后来我听他们讲课，几乎不想离开教室，希望听他们一直讲下去。在加州大学留学的时候，我也学了很多数学。有两年我修了一个课程"随机过程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大概有15个学生，大部分是数学系的研究生。第一堂课讲完以后就只有大约5个学生，又过了一个期中考试只剩两个学生﹣﹣我和一个来自上海交大的老师。又过了第二个期中考试，我成了唯一的学生。系主任最终决定要取消这门课，认为开课教一个学生不合算。我给系主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去抗争，说我是交了学费的，把这门课去掉不公平，甚至抗议要是取消这门课就去告他。大约过了﹣个星期，系主任给我回信，通知我他们决定继续开这门课，而且要开两年。那是非常令人享受的。上课的老师叫诺伯特·威纳（ Nobert Weiner )，一个随机过程专家。他每次上课让我像点菜一样自己选择。那时候我对基因频率在自然群体的改变有兴趣，于是选了复新过程理论和其他随机过程理论。这样我们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上了一年半，我每个期末考试都是 A ＋或是 A 。
就这样，在交给了我一些有趣的数学工具的同时，威纳教授给了我非常特殊的训练。每一次介绍一个数学理论，他在推导之前，都让我用直觉猜测最终的结果像什么样。猜测之后，他在黑板上写，大概写了6~8个大黑板，最后证明没有经严格逻辑思维的猜测常常是靠不住的。从那以后我知道生物学研究是一个高度依赖直观和直觉的研究过程，但在研究生物学背后的演化过程中，猜测常常是靠不住的，必须要依赖于严格的逻辑思维和准确的现象观察。我开始学会怀疑许多仅仅依赖直觉的演化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课题。
在这些学习过程中，我非常感激这些老师，他们非常耐心地对待他们的教学。还有，往后如果你们到国外成了班上唯一一个学生，你有权利要求他继续上下去。这是我在美国求学过程中一段有趣的经历。
所以，这就回到了饶毅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先是受教而知之，然后才是自学而知之。我用感激的心情来看我以前所有的老师给我的教育。因为在座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可以理解你也许曾经轻视过其他人。但是，我在农学院的一些老师当年所达到的教育和研究成就，你也许要很多年以后才有可能达到。比如其中有一位老师原来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充军到四川去了。他在农学院不自弃，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努力工作，努力钻研。最后，成了国内最优秀的英文教授之一。他在国际语言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则在八九十年代成了加州大学英语系的教材。这些事情和经历，让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小看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地方的人，让我们不得不对人和人生采取谦逊的态度。命运常常把优秀的人抛到艰难甚至绝望的环境。但我们善于学习，我们总会从他们那里学到知识、学到智慧，这就是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现场提问：
提问：龙老师，我想问关于考试的问题。比如，我明天要考试，但是我对您今天的讲座太感兴趣了，所以我还是放弃了复习来听您的演讲，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我感觉现在我们的教育主要是要求我们集中精神搞研究，虽然我已经是研究生了，但是我还是有这种其他方面的兴趣。在面对兴趣和许多必须做的事情冲突时，该怎样解决？
龙漫远：这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在这里强调兴趣，可是现实生活中我又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么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答案比较简单。我讲的兴趣是指对于整个长久的生活所应该有的兴趣，在选择未来要做的事情时所应有的兴趣，而这必须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调整。如果你有考试，如果不及格就会被剔除，那么还是应该到教室里去，好好学习，好好考试。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做子演化的经历。我念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数学物理，喜欢想象广大的空间和时间。但后来阴差阳错我做了生物学家。在生物学中，基因演化、分子演化为我们提供了最广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欣赏、喜欢这门科学。但是我想，每个人所处的状态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甚至连思维习惯也不一样，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
提问：龙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自述曾经师从比较优秀的数学家，然后学了理论物理方面的东西，又转到了生物学，我想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培养系统有专门偏向传统生物学的系统培养的生物学家，也有其他系统培养的，还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些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现在是否都有转向生命研究领域的趋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这个趋势，他们的倾向性有多大？第三个问题是从一个传统的生物学的路子走到像您现在的研究路子和从偏理的方向走到这条路子，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好，谢谢。
龙漫远：刚才那位同学首先问的是：是否有一个趋向，人们在不同时期集中转向某些不同的学科。我的回答是有的。比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念研究生的人、特别是在农学院念的，一般大部分学生都会去念群体遗传。因为当年这个学科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去改变自己。而作为四五十年代的物理学家，一般来讲，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可能转向生物学。上个星期来做报告的郝柏林老师也是从物理学家变成生物学家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我觉得这也是追求优秀，当然这是我的理解。追寻是什么意思呢？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总希望做得最好。好是什么意思？你总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创造，找到新的问题。
再回来讲科学家怎么转向。20世纪50年代后期吉尔伯特转向生物学，对沃森来说，理论物理学已经过了高峰，在爱因斯坦、费米后面的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创新——当然这是以爱因斯坦、费米的标准。沃森两年前到芝加哥大学来，我专门跟他求证了这件事情。他说那时的物理学创新已经穷尽了，就是生物学让人看到了希望。我不知道多少物理学家会同意他的观点。他希望就是这个学科让人看到可以解决的长远的重要的问题。所以所有做科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心你在问什么样的问题。跟一个科学家坐在一块，只需要问他怎么样发现问题，然后就能知道这个科学家大概有什么水平。我讲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学院有许多学生学习数量遗传，甚至是最优秀的学生，是到了20年以后转向进化、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因为这些学科又提供了更广泛的创新问题。换句话说是这一学科新兴的问题激励他们转向，因为只有在解决问题当中才能找到科学研究的价值。现在到了生物信息学，自从系统生物学出现以后，人们又以极大的热情把它作为重要问题加以研究。
所以我做个总结，是对新兴学科新问题的兴趣使得很多学者转向。我觉得他们在追求优秀的同时也追求最好的难题，最好的创新，这才是兴趣最基本的观点。所以在座的研究生、本科生以后到了任何人那里做研究一定要问一百次，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同学刚刚还问到说原来学习生物和转行做生物的人有什么不同。我刚好有这种经历，我觉得没有本质的不一样。人类有各种原因研究各种的事情，只要自信你就可以学会许多东西。现在我们的学科是高度综合、高度联系的，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不一样的事情。你们在日后寻求各种兴趣爱好的时候，永远不会太老，永远可以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有兴趣，尤其是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你们的智商应该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不会没有能力去学新东西，对不对？我这里再讲一讲我的背景。
我是农学院毕业的。我的母亲是"右派"。因为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历，注定了我从小甚至连像样的小学都不能上，我小学念的是民办小学，中学念的是戴帽子的初中，后来念高中那年遇到教学制度改革，即通过考试把好的学生分到好的学校，我就有幸成了那个城市——泸州市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当中少数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一员，得到允许可以去接受高中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当年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指有些青少年的家庭背景很坏，但他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我顶着这一顶帽子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母亲得到平反。当年那段经历对我来说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发现书籍可以让我跟着书中的人、优秀的人交流学习，他们不会歧视我。我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和动力。
后来我也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很年轻就被送到云贵高原去了，那里离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很近。我被分配的地方是在大山里面，方圆50里没有像样的集镇，只有山林和庄稼。下乡之前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后来发现不是。我的邻居，一个从没有到过县城的农村小媳妇，生了双胞胎。双胞胎生病了没法求医，我陪着她，走了大概七八十里山路到县城。县城医院因为她没交够钱就不给孩子治病。待我替她借到钱时，双胞胎已经死了一个。我又跟她一道带着剩下的小孩——大概三到四个月那么大的一个婴儿——从县城走回大山里。一路上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农村小媳妇连哭都哭不出声，擦擦眼泪，把那个死了的孩子埋到公路旁的小坑里面，把那个小坑掩上就走了。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周围的人有如此悲惨的命运，人死了以后连哭都不哭一声。虽然我的家庭有这么多政治上的重压，我自己是被监督的"右派分子"的孩子。但是作为城里人，我以前还每月接受着政府配给的24斤粮食，有饭可吃。那瞬间我懂得了许多，对世界了解越多你就越会发现，你不是最惨的一个。那一瞬间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云贵高原农民的无助。几年前我回去看望他们，他们的生活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应尽力去帮助他们。在这里我呼吁在座的同学，你们今后如果有机会帮助农民，别把它当成一种赐予，把它当成这个世界上你应该做的事。
当地有一个老文书，曾在私塾念了许多线装书，所以看不起所有"文化大革命"以后长大的年轻人，说这些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又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追求国家的繁荣，追求能力的发挥。有一次他惊讶地发现我做他不会做的事：用圆规划圆，他就让我去做乡干部，做乡文书，这样我至少还有机会可以写点字，念点书。可能在座的同学很少到云贵高原去，那里翠竹满山，飞流鸣瀑，山里人善良憨厚，一如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和其他小说中的湘西的人物。那是我到了云贵高原第二年的事情。助理乡文书的工作是帮人家填写结婚证，为到县城区里去办事的人开证明，为乡里人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到了第三年，老文书说我的工资太低了﹣﹣那会儿我每月工资只有大概五块钱人民币，要给我找一个新的工作。正巧又有一个乡邮递员的工作，负责每天从60里的大山沟里头的小邮局里把54个生产队订的报纸邮件搬到山上来，再送往每个生产队，工资是八块人民币。于是我又成了乡里的邮递员。这个工作让我陶醉，在山上看，小河像银链一样缠着大山，山上红色的砂岩形成喀斯特地貌，竹子杉树深绿逼人，云和雾把山和水装扮得缥缈异常。山民们纯朴乐观，即使贫困也从没有终止过唱山歌。有时候我在送报的山路上就被陶醉了，坐在岩石上不走了，在这里喝喝清泉，在那里看看山花。这样的生活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我开始欣赏当地的民歌，开始欣赏当地的民情风俗。
后来高考开始了，乡里有一个念过几年书的人，知道北京有个大学叫北京大学。他跟我说龙漫远，你用圆规划圆这么快，而且可以这么快地写文章﹣﹣我在那三年里写了上百篇散文、诗歌、通讯稿，而且创办了地下小报，还手抄小说，读了很多西方名著﹣﹣可以去考北京大学。我说这个我知道，可是我的出身不允许我有这个奢望。因为两个月以前乡书记来找过我，让我忘掉念大学的愿望，因为要搞政审，一审到我母亲是"右派"，到时怕连公社都保不住我，甚至可能得回到生产队去，让我好好待在乡里做乡干部。我就打消了任何念大学的愿望。于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几天我才回到城里，回到家里，准备还是去走完高考的过场，以慰藉另一半渴望的内心。那段时间我还继续写诗歌和散文，在县广播站"发表"。周围人都知道我还没准备高考，说完蛋了，这人这一辈子就指着在大山沟里呆一辈子了。两天高考过去了，我觉得试题怎么这么简单。那年录取率也很低，在我们县大概是1%。我知道我考得很好，也被告知可以去很好的大学。但是，录取通知书却送不过来。我喜欢物理、数学，当年我最想考的大学是一所重点大学的物理专业。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有国家机密的系，我这样的人不可能进去。在高考录取通知书全部发完之后，3月的一天，我才接到一份通知书，从四川农学院来的，录取我为农学系的学生，学习植物栽培和植物育种。收到这张录取通知书，我惊喜地说我这辈子居然可以念大学了。许多同学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很委屈，怎么是农学院呢？全国最差的大学。大学第一年，我认为农学院没有什么可学，因为我在乡下都已经学会了，于是我希望毕业以后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当年高尔基、罗曼·罗兰这些人对我有极大的激励。第一年的课程简单，我就用20％的时间去上课，80％的时间阅读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各种文学、哲学、历史书籍，准备毕业以后当一个作家。到大学二年级才觉得这想法不对，发现农学有好多东西学起来很有挑战性。其中最有趣的是群体遗传、数量遗传，它把生物学问题变成了数学问题。我觉得农学有难的东西，值得好好学。所以从第二年起我改邪归正，争取把农学院学的所有课程都拿 A ，以后要好好做一个农学家。在农学院念了4年以后，我开始考研究生，成了农学院的研究生。
到了1987年，四川省有一个去美国念博士的名额，谁英语考得最好谁就去。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的青年教师都去报名。结果我阴差阳错考了第一名，于是去加州大学学农学本行。到那里第一个星期跟几个教授一聊，发现他们说的事，我在四川农学院已经学到了，我就不想再用5年学已经学过的东西。这时我刚好遇上美国非常优秀的分子演化学家约翰·吉莱斯皮（ John Gillespie ）在开一门课，叫做"随机过程论在进化研究中的应用"。这个教授有种特殊的教学能力，能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讲得十分简单易懂。一学期下来，让我的想象空间变得十分宽广和有趣。从此以后我走上了分子演化研究的道路，一直到现在。
在一个有失公平的社会中，人们最需要的往往是机会，只要有机会，即使处在最底层的人，也可能学得很好。昨天魏丽萍老师还问我另外一件事情。她问我吉尔伯特的这个 raw talent ——最原始智慧，是不是跟我们这些人有本质的区别。我想了一下我们之间的研究情景，我的答案是" no ","不是"。差异在哪里？第一，兴趣不一样。今天很多学生兴趣比较窄，受到的教育范围比较窄，所以，很多事情想不到要去做，但是另外有些人想着去做就成功了，所以兴趣和环境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今天我在这里反复给大家灌输的一个思想：要有广泛的兴趣；第二，一定要有自信，这个自信就是不要认为人家这些大师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在国外，没有太多的这种谁是大师的观念，观念是你有想法你就做。在国内，我们两千年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今天还存在。这个等级观念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学生没勇气去说和做与别人尤其是大师不一样的事情。
提问：龙老师，刚才您一直在谈关于兴趣的问题，然而关于兴趣我还是有两点困惑，一个就是您说兴趣一定要广泛，我也听出来了您的兴趣的确很广泛，从文学到物理化学最后到生物的基因，但是，在这么广泛的兴趣中，我们最终只能做一样，而且只有专注我们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如何从广泛的兴趣中找到要做的事情？另外就是做科学，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发现重要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感觉自己想的问题并不重要，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协调？谢谢您。
龙漫远：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上个星期五在饶毅办公室还跟另外一个同学讨论这个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处理你广泛的兴趣和你相对的专注这个矛盾。我自己的做法是在一定时间里，当选定一个问题或者方向时，就比较专注念书，想事情。我讲的广泛是在长期学习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培养，而不是说任何一瞬间你要做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有一种选择，一种逻辑选择，这又要说到吉尔伯特，我发现他大概每10年变化一个领域，那10年当中他还是相当集中的。这样在每个领域里他就有可能做出比较杰出的成就，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处理好近期和长期之间的关系。
提问：谢谢龙教授，我觉得您刚才的演讲非常好。但是演讲中你提到过一句话，在我看来值得商榷。您说您认为科学中猜测是往往靠不住的，只能通过严格的理论推导来得到，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人类整个历史中，科学的进展基本上就是各种科学上的猜测引导着科学的发展方向，单从理论上推，倒似乎是非常非常没有头绪，我认为猜测恰好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很多杰出的成就往往在它被证实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正是这些伟大的猜测引领了整个人类科技的发展，如果您认为猜测都是靠不住的话，那我们科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龙漫远：这位同学问得好，他第一次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是我很高兴的事。
现在我来讲我的看法。我讲猜测靠不住不是说不要猜测，所有科学研究都从猜测开始，我强调的是有猜测以后得有严密的证明，得有通过实验的证明，不能够简单停留于猜测，这是我的答案。50年以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说过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大胆假设，但是假设不一定你就相信它，你还得想清楚怎么去证明。…
提问：感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的感觉中，科研应该是属于一种智慧生活，是一些聪明人之间讨论自己想法的一个领域，我们今天应该关注一些更有挑战性和更有兴趣的问题，还是应该关注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人类身体健康，能增加生产力方面的？
龙漫远：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讲优秀并不是说基础科学家优秀，别的就不优秀，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同样在处理应用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或者智慧问题。在社会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很深层的智力上的挑战和困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基础对比，他们都需要智慧，也都需要一个判断，对不对，在这个意义上你是不会有矛盾的。
提问：龙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提给您，同时还要提给饶毅老师：生物学究竟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龙漫远：如果去看 PNAS 杂志写的分类，上面有物理科学，有生物学，同生物学并行的还有生物医学，另外有经济学等等。所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杂志，因为要处理的事情和问题不一样，定义也不一样。在这里我说我跟饶毅院长的定义不一样，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我自己对它的定义就是：凡是和生命现象有关的问题都是生物学问题。围绕这个定义，在我眼中生物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群体生物学在进化水平上或者说是在群体水平上的意义，多于一个以上的生物个体，它们是特有的生物学问题，这个问题常常需要和数学和空间、时间方面的想象互相关联；再上层的个体水平的生物就是个体发育等这些东西；最上面有分子生物学。当然你如果高兴你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定义，那就是分子还有不一样的水平，可以细分为细胞内、细胞外等。但是这个大的描述应该就是一个从群体到个体的定义，这样概括就比较全了。
饶毅：群体生物学都是伪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才是生物学，这是沃森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龙漫远：我推荐一本书《大自然的猎人》( Naturalist )，作者是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 Wilson ）教授（现已退休）。书中记着当年沃森跟他之间的辩论。沃森在20世纪50年代末，认为只有一个生物学，那就是分子生物学，其他所有都是愚蠢的。当年这个年轻的同事威尔逊就想，我这一辈子活着，我得要搞我的东西，所以他开始研究社会现象的生物根源，最后他创造了社会生物学，赢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到了晚年沃森非常后悔他说的话，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这我也跟他求证过。
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演讲，这两年我在组织，是由沃森的姐姐捐钱，在芝加哥大学纪念她的母亲。沃森的母亲原来是芝加哥大学雇员。沃森是个孝子，别看他这么厉害，他对他母亲非常好。这个演讲每年要请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不是拿过诺贝尔奖，就是同等水平的人。
我问过沃森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一笔钱由我所在的生态与演化学系来承担，而不是由分子生物学或者生物化学系来承担，就因为你是分子生物学家吗？他说生物学有两个坚强的智力支柱（ intellectual pillars )，第一个是遗传学（ genetics )，第二个是演化（ evolution )，这两个方向支撑着整个生物学。因为我们系在芝加哥大学搞生物演化，所以他觉得我们最有理由来判断生物学研究中最终的挑战。有一年又要请一个纪念他母亲的讲演者，我们系的同事们就说，今年干脆把沃森那个对手威尔逊请来。因为在年轻时，沃森就跟这个威尔逊打了仗，后来二三十年间两人只讲了几句话，沃森始终看不起威尔逊，并说未来的生物学只有分子生物学。沃森拿了诺贝尔奖之后，威尔逊觉得自己跟沃森毕竟是同事，还是应该跟他说一声祝贺。沃森说了声谢谢掉头就走了。现在西方世界，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威尔逊这个名字是很响的，讲社会生物学的话就得请他。当然请威尔逊这件事，事先得征得沃森的同意。当问及沃森愿不愿意把他以前的学术上的竞争者请来祭奠他的母亲时，沃森说"看看你们能否请得动。"威尔逊讲演的那一天我在场。他演讲的一句话就是" James Watson is the most .."，他就不往下说了，全场哄堂大笑，知道他下边会说什么。在威尔逊的《大自然的猎人》中一开始，就写到"詹姆斯·沃森是我见到过的最令人不快的人（ James Watson is the most unpleasant finger I have ever met )"。我以为他要脱口说这句话，结果没有，大概5秒钟之后，他说："沃森是我见到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人（ the most pleasant figure I have ever met )"。然后，两个老人站起来握手。那一刻我非常感动，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之间的交流。然后，威尔逊就开始发表演讲，讲得非常精彩，讲他的蚂蚁社会学。威尔逊一辈子以研究蚂蚁为生，研究吗蚁社会，用蚂蚁社会的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这是他的社会生物学，蚂蚁生物学，最后他发现了几条规律，他讲了自私和利他行为的生物学数据和他的社会生物学背景，等等。
在座的，无论你们以后想怎么样，我还是鼓励你们把眼光看长远一点，看广泛一点，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想改变生物学的某些部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一定得有比较远大的眼光。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龙老师还喜欢博览群书，看过很多的书，如果龙老师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您觉得大家最应该读哪一本书？谢谢！
龙漫远：这个问题比较难一点，因为每人的兴趣不一。让我推荐几本书供你选择：林语堂的《苏东坡》，沈从文的《边城》，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利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的《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历史学家鲁宾·福克斯（ Robin Fox ）的 The Classical World ,生物学家法兰索瓦·雅各布（ Francois Jacob ) The Statue Within ，科学史家贾德森( Judson Horace Freeland ）的《创世纪的第八天》( 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欣赏性的或批判性（critical ）的阅读这些书籍曾给了我第一张比较大的关于世界的图景。
提问：我想问您和饶毅老师，我选两个词，一个词是生命，一个词是生物，然后我在前面加几个定语，你们来填空好么。第一个是，有意识的，然后一个空，你选填生物还是生命；第二个是有智慧的，你选填生命还是生物；第三个是有信仰的，您填生命还是生物，并且说说您的理由好么？谢谢。
龙漫远：他的问题是生物同生命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不会给你一个传统的答案，但我给你我的答案，这也是别人说的：如果你知道你就存在，你不知道你就不存在。
饶毅：我绝对同意，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懂了神经生物学，就是学了生物。
提问：现在生物界有一个生物学前景的问题，首先我想问，您觉得生物学有一个全景么？可以概括这个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假如它存在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形势，它是一个结论还是知识之间的联系或者是我们要从它出发去创造什么东西，因为你如果把所有的生物学知识都输入在一个电脑里边，这肯定不算是一个生物学的全景。最后一个问题是生物界的信息这么多，人肯定处理不了，如果它以一种人类不能理解的方式存在，算不算一种存在？
龙漫远：这个问题比较难，我以前一遇到这种哲学一样的问题就觉得比较难。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把生物学放在一个学科、一个领域，那当然是有全景的。任何一个瞬间，总是有这么多人在做生物学研究，总是有这么多人在探索它，把它囊括成生物学。
第二个问题是生物学的复杂程度有没有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愿意引用当年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观点。他写过《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念过这本书。书的最后一章问了一个问题，同你的问题非常相像，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当他回顾人类探索宇宙的躯体100多亿年的历史，意识到我们人类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是宇宙进化的产物，我们怎么了解这个产物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怎么可能刚好被创造成聪明到了能够感知整个字宙的存在和宇宙学的所有真理？接着他回答说他相信自然选择。他说人类从很多年以前，比如说40万年以前，从非洲扩散到各大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自然选择，选择到了我们，这个就叫做宇宙的奥秘。他是这样回答的，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答案比较令人满意？他问了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可是他的答案则是建立在一个对演化概念错误的理解基础上的。
提问：教授，我非常真诚地问您一个问题。今天听了您的演讲，我很受激励。因为您说人应当有自信去坚持自己的科学理想，对吧？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他能力上确实比别人差那么一点儿，他是不是还应当坚持自己的科学理想呢？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是这种稍微欠缺点儿能力就意味着欠缺点儿分数，欠缺点儿分数就意味着欠缺点儿基于分数的优势，没有好的分数就去不了好的实验室。如果这样，在哪一步都比别人困难很多，虽然说有很多例外，但是我们总不能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建立在一种独立于统计学概率之外的可能性吧。我们没有这种自信也没有胆量去做这种事情。不知道您怎么认为？
龙漫远：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两个层面：首先，我不相信人类社会差异有这么大，而且更糟糕、更困难的就是智慧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叫"业精于勤"，哪怕是卖油的，人家能把油瓶提起来，让油刚好从铜钱中间那个孔里流进去，对不对？这就说明，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智慧，我们也别把自己看成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一定的，大家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跑步，我从来不会想100米可以跑14秒，我跑大概18秒。但是我的意思是当你回到智慧这个层面，在你没有付出努力之前，在你没有尝试之前，你怎么知道你就不如人家呢？我反对的是在做出努力之前，你就说我不能做。具体到考试，我对国内这个高考的整个系统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学生压力不能太重，而且用单一的分数来度量，是很困难的。这就应了另外一个含义，我让大家念哈耶克的书，他的书当中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人类的智慧分成两类，一类智慧叫 implicit knowledge , implicit 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自己没意识到那是种智慧；第二类智慧叫 explicit knowledge , explicit 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具体写到纸上，你我之间可以传播，可以通过语言交流。所有的考试、书籍，都是第二类智慧，第一类智慧很难进行一般性的测试，这就是为什么到美国到哈佛大学，它希望你要具有这方面的天分，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测试的不足。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在 implicit knowledge 范围内有很广、很大的差异。我们如果不测试，永远不知道差异。而我们如果愿意努力，我相信都能做出出色的工作，这是说行行出状元（ one way , one knowledge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是一个绝对的智慧主义者。
饶毅：现在可能时间到了。
龙漫远：谢谢大家。
饶毅：你时间到了，我的时间还没到哦，谢谢漫远。我想再加一句，自信很重要。你看四川农学院培养出了我们中国大陆做进化的做得最好的科学家，当然台湾人中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厉害。龙漫远是大陆几十年来做进化做得最好的科学家。我给龙漫远一个任务，让他把李景均的故事找戴老师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特例。现在很多人读很多书，而且觉得自己有很多兴趣。但是绝大部分在美国的华人，家里没有一般的书籍，只有专业书籍，很少人真正读其他的书籍，全都钻到专业里边去了。所以漫远是我交往的人中少数读其他书的人。他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跟我讨论一本书，就要塞一本书给我看，强迫我读书。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事，因为我可以经常谈书上的事，可以看各方面的书。我们的听众里面，20年以后，如果还有人虽然觉得看类似有意思的讲座（ ing ）的书没什么具体作用，但能让人享受智慧生活，我想这个讲座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见 Walter Gilbert ,1991, Paradigm Shift in Biology , Nature 。
2011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展望事业 探讨人生》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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