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虽然里奇尔本人似乎还勉勉强强承认“神人二性”、“三位一体”的真理和圣经中的神迹启示，但是，到了赫尔曼和哈纳克等人，德国开明派已经滑入完全的自由主义神学中去了，或者说，半自由主义的德国开明派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堡垒。难怪后来有人把“开明派神学”完全等同于“自由派神学”，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再说从施莱马赫、到黑格尔、到里奇尔、再到赫尔曼和哈纳克，自由主义神学愈演愈烈。尤其是哈纳克，把对圣经的高等批判推向极端。哈纳克既不承认正统神学，也不完全赞同当时的自由派神学，他鼓吹，教会历史和新约圣经的研究属于“科学领域”，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禁忌”和“设限”。
哈纳克于1851年出生在属俄罗斯帝国的塔尔图(Tartu，现属于爱沙尼亚)，是所谓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其家庭算是神学世家，其父是研究“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的知名学者。所谓实践神学，有时也叫应用神学、教牧神学，主要研究如何将基督教神学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强调提供维持教会运作的方法和将基督教义付诸实行，其关注范畴包括教会生活、伦理道德、社会活动参与等不同层面。当时德国的神学院就将实践神学与神学、圣经和教会史这四个部分作为其神学教育重点。受家教影响，哈纳克提倡“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来契合他“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生活而已”这个理论。
从1873年起，哈纳克出版了许多宗教出版物，确立了将历史批判法作为解释圣经和理解历史耶稣的学术标准。在其著作中，哈纳克追溯了希腊化哲学对早期基督教著作的影响，呼吁基督徒质疑早期基督教会中出现的教义的真实性。他拒绝《约翰福音》的历史性，但却支持其它三部对观福音中的历史记载，而且质疑使徒信经的合理性。他认为，从最早的起源开始，基督教信仰和希腊哲学就紧密地混合在一起，以至于由此产生的体系包含了许多并非真正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因此，新教徒不仅有自由，而且有义务批评它；新教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教条的拒绝，新教徒应该回归到那原始教会所特有的纯粹信仰中去。
哈纳克坚决否认圣经中神迹的可能性，他说：“地球按其运行方式能够静止不动、驴子会说话、风暴因一句话而平息，我们不相信，我们永远不会再相信。”对于对观福音书中耶稣行医治神迹的记载，他却也认为可以谨慎接受，说那很可能是耶稣施展了一些看似神迹的医治行为，他说：“当然，瘸子行走、盲人看见、聋子听见的说法，我们也不应该将它们当作幻觉一样草率地抛弃掉，或许耶稣确实能医治病人。”
1886年，哈纳克被召唤到马尔堡大学，并于1888年不顾保守派教会当局的强烈反对，前往柏林。1890年，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柏林，他有些违背自己的意愿，卷入了关于使徒信经的争论。不过，他在柏林的成就和声望让他受到末代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赞赏。1911年时，德意志帝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成立，是为“威廉皇帝学会”，收揽德国各学科领袖人物，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组织者，哈纳克担任首任会长，而且，威廉二世还由哈纳克陪同，亲临皇帝学会的开幕式。
哈纳克，德国自由主义神学大师，教会历史学家
1914年，哈纳克被帝国授以贵族身份。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德国许多自由派教授一样，哈纳克支持德国参战，并在一份支持德国战争目标的公开声明《九十三人宣言》中署名。正是这一举动，让他的许多学生毅然逃离自由派神学并与他公开决裂，其中最著名的学生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
巴特1886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个传统的新教家庭中，其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改革宗牧师，其父还是神学博士。受其父影响，巴特16岁立志学习神学而进入波恩大学。1906年，他去柏林大学就读，遇见哈纳克，成了他的学生。1908年，他又去了马尔堡大学，如愿以偿地成为赫尔曼的学生。有了哈纳克和赫尔曼这两位自由派神学宗师的指点，巴特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虽然他很尊敬哈赫二师，但并不满意他们纯粹地以历史批判来解释新约经文的做法，其父亲过世前也曾反复劝告巴特说：“要爱神，不要爱科学！”
自1909年起，巴特任职于一间位于日内瓦乡间的改革宗教会的助理牧师，曾对康德哲学和施莱马赫的神学颇感兴趣，并准备将之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但后来打消了这念头。1911年，他到瑞士担任一间德语教会的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巴特看见他素来尊敬的哈老师和赫老师都发表好战言论，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政策，于是在惊诧之后，巴特反思这些年来他在德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神学所主张的“社会福音”，认为哈赫二师的神学主张与其好战的行动背道而驰、以哈纳克为代表的自由神学已经被“时代精神”所裹挟，已经偏离了神的道。
1921年，巴特受聘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不久，巴特对一名古怪无名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发生强烈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其实，他就是人称“忧郁的丹麦佬”的著名神学家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祈克果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其哲学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围绕“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这个主题，他研究过史威登堡、黑格尔和安徒生等人的思想，极其厌恶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把圣经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但是，“基督教信仰是存在处境中超脱理性的主观抉择”。祈克果认为人们并不能透过客观性获得真理，而真理只能透过主观性呈现，所以，他反对传统哲学将真理当成客观知识那样地追求。后人认为祈克果是存在主义的创立者。
巴特服膺祈克果“主观的真理”的说法，基督教神学应该是“重寻神话语的神学”，基督徒是“因信心的提升、跨越、归入，才能信靠、跟从神”。自此以后，巴特完全摒弃自由派神学而回到了正统神学的基调，打起“新正统神学”的大纛，大声呼吁说：“基督教以基督为中心，所传扬的福音超越一切人为宗教、文化和思想体系。教会神学家帮助教会的信徒与神建立正确的相交关系，并回转、委身于教会，透过装备、操练、预备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主工人，来传讲生命之道并宣扬福音”。
巴特认定圣经是神的话，1919年出版了划时代的《罗马书释义》，震撼整个欧洲神学界，在书中，巴特强调说：“神乃是经耶稣与十字架所揭示的真理，并能过十字架向整个世界的文明与非真神信仰的宗教做出的一次严正挑战；人类应该接受神的挑战，因为造物主并非是默然不语的某一位，而是已经透过十字架向世人说话的那一位”。巴特因强调神的超越性、贬抑自由派神学而被尊为“近代正统主义神学之父”、“近代基督教的先知”。
卡尔·巴特：瑞士籍德语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巴特的“反叛”和“新正统神学”的崛起让他的老师哈纳克极其震怒，因为新正统神学回归神学基要真理，承认神的启示和神迹，反对把神学当作科学研究的一种，出于学术的旨趣并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1923年1月11日，哈纳克在《基督教世界》(Christian World)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致对科学的神学之蔑视者的十五个问题》，不到一个月，2月8日，巴特在该杂志上发表《致哈纳克教授的十五个回答》来回应哈纳克，一场围绕“历史与启示”的公开论战拉开了帷幕。两人在许多问题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哈巴论辩具有一种典型意义，两人分别代表了神学对于当代性的两种典型态度。哈纳克是地道的神学家，他无意将基督教信仰从人类生活中驱逐出去，自由派神学只是试图以当代人能理解的方式肯定基督教的价值与信仰的意义，哈纳克认为：“神学和科学一样，不仅要受到人类理性的批判反思，而且要将神道成肉身的基督教核心教理置于历史的视野中，当作历史事件来把握”。而巴特首先是牧师，然后才是神学家，他认为“自由派神学陷入了人类中心论的泥潭，这是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在欧洲愈演愈烈的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在神学中的反映；只有强调神启示的权威性，强调神之道的永恒性，才能为人的相对性、时间的相对性找到绝对的根基。”无论如何，这场辩论堪称是20世纪新教神学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1934年，随着德国新教教会逐渐接受纳粹德国。139名神学家在巴门(Barmen)召开会议，联名反对纳粹德国成立的“德国基督教会”，巴特承担了起草《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重任。宣言指责纳粹德国的教会是异端，其高举的是纳粹主义和希特勒，背弃了神的真理，希特勒已把德国基督教变成了纳粹的政治工具和宣传工具。根据宣言，巴特等人另立宣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巴特拒绝向希特勒宣誓，甚至将宣言寄给了希特勒本人。因此，巴特受到纳粹的迫害，被迫辞去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回到了瑞士老家，并于1968年逝世。巴特死后，有人曾高度评价他，说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教神学家，堪与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们相比肩”。
下面是“教会史演义”第四部分博文的草稿目录
教会史演义(377)：德国开明派系统神学家：里奇尔
教会史演义(376)：德国新图宾根学派对圣经破坏性的批判
教会史演义(375)：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
教会史演义(374)：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近代神学之父施莱马赫
教会史演义(373)：德国的启蒙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
教会史演义(372)：德国的启蒙时期：日耳曼人的哲学之师沃尔夫
教会史演义(371)：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变化：普救主义
教会史演义(370)：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变化：宗教自由
教会史演义(369)：爱德华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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