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编者按】：2023年10月26日，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以及人文城市年度论坛在成都举行。本文选编了论坛上非常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张永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当代建筑及城市评论家周榕、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等四位嘉宾的演讲，分别关于建筑师的责与权、城市中的“人”、城市体感度以及切近的公共性。
演讲｜张永和、李晓江、周榕、项飙
张永和：建筑师责与权的当代突围
如果不太熟悉建筑实践的人，未必能够意识到建筑是一个在框架里的创作。从各种各样的建筑规范和安全条款到任务书上的种种期待，从实际预算的限制到业主对建筑外观的想象……建筑师们在一个项目里能发挥的空间还有多少？如果业主想要建造一朵莲花般的体育馆，建筑师们也只能去设计五花八门的莲花；如果一家与酒有关的公司想要一个酒瓶形状的办公楼，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这幢办公楼已经落地建成了。
我时常觉得，建筑师有无限的责任要满足，哪有什么权力可言。但我在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的设计经历，却告诉我现实没那么悲观。
在项目早期，学校校长找到三个竞标方，提出了一个看似是建筑设计之外的需求：你们三个团队的带头建筑师也都是学校里的老师，也帮我们来想一想，良渚校区的教育系统和教育目的是什么？
我从1985年开始教书，对设计教育也有一些了解和自己的想法。不过当接到校方提出的这个需求，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觉得校方会特别认真地对待我们就教育体系所提出的改善建议，所以只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梦想中的规划都放了进去。
我们的初衷很理想也很实际：希望学生可以在这里获得专业知识，同时也能锻炼出未来适用于就业的技巧。美术教育、设计教育和其他教育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需要脑手共用。于是我们提议，所有课程全部开设在工坊中，随时随地可以做东西做实验；同时也鼓励学生在宿舍里组织兴趣社，自己探索正式课程中不包含的内容，并可获得学分，从而形成一个生活和教育、教学联系起来的教学模型。由此空间设计的逻辑也就非常清晰了：工作室的上层就是学生宿舍，物理的边界被弱化，开放的空间将成为首选。
除此之外，我认为建筑是一门非常好的通识课，不是大家想学盖房子才要学建筑，也许你未来想做多媒体创作，或者想成为策展人，每一个入校的学生都需要了解空间并且学会脑手并用。我们也不希望有特别明确的、划分清晰的“系”，不同创作类学科之间应该流动起来，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意和可能性。
令人惊喜的是，校方对我们提出的改善建议几乎全部接受了。在新建成的校园空间里，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做展览，一边看展览一边做设计。房子变成了可以容纳学生学习生活的校园，你也可以说，整个校园变成了一栋房子。在学生们陆续搬进来之后，这个空间变得更加生动。建筑的立面设计有格栅，其实这个部分是宿舍，学生们在格栅的位置晾衣服，立面也随着衣服的不同变化了起来。我们当初还设想了适合这个空间的交通工具，但实际上学生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里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是滑板。
然后，我们看到学生们组织社团在这里打羽毛球、练习射箭、跳街舞。大家滑着滑板在空间里穿梭，在教室外面的“舅妈烧饼”小摊买早饭——尽管8:15起床，也可以格外从容，毕竟一进门就到了“教室”，完全不用担心宿舍离教室太远会迟到。还有一些学生利用了阳台，他们在那里做投影放映，还有的做了装置，打算在那里吹一个巨大的泡泡。
我们一直持续地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当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我与学生们一起参与“如何救活废旧椅子的活动”，在投稿的方案里，我把两把椅子连接到一起。它获得了好多名字，有人叫它“老有所依”，有人叫它“互帮互助”。我们还给学生们设计了校服，现在也叫“工装”。工装上有很多小口袋，可以放手机、iPad，还有小暗兜可以放学生们觉得重要的小物件。最近，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11月13日的校园服装展，当然我们也会参与其中。
一开始我提到，建筑师的身份很像一个“满足基本责任的受气包”。但随着我们的深度参与，慢慢地建筑师和学校甲乙方的界限变得模糊，建筑师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更多释放出来。随着这种甲乙关系的流动，建筑空间、学生的创意也有了更多流动的可能。
在校园的建筑当中，我们还设计了很多功能不明确的空间，其中有一个几何的、好像烟囱的、纯的建筑空间，被学生们称为“冥想空间”。这个空间或许就是建筑师权责流动的最好的例证。对于学生来说，当他一个人，特别是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空间可以引导他向着天空看，思考一些遥远的问题。或者，他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任由思绪和想象自由流动。
经过今天的分享，我也希望大家对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建立自己的想象。它是杭州的良渚，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良渚，当然我也欢迎大家更发散、更跳跃，畅想在宇宙的良渚还可以拥有怎样的创意与能量。
李晓江：城市中“人”的显影
当规划师面对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城市的时候，要通过自己的认识与分析，为这种复杂性找到能够进行物质性改变的一个路径，而不能只是讨论。就像建筑师一定要把他浪漫的构思变成刚才张永和老师讲的那样一种建筑空间。
我们玩过摄影的人都知道，显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那么这个逐渐清晰的过程，我觉得恰恰能够拿来形容当下。
中国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渐变的，是逐渐清晰的，甚至到目前为止仍还不够清晰，或者它还会显现出更复杂、更多样的人群的这种差异。
所以我想在讨论这样的一个大话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怎么认识人。我做了40多年的规划，越来越想明白一件事情：做任何规划，我们把人的事情想明白了，所有的规划的理念、规划的思想或者规划的具体手法和方案才会是对的。如果人的问题想不清楚的话，很可能很多努力最后是无效的。因为我们的城市也好，我们的空间也好，我们的场所也好，是给人用的。
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十九大重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用了一句话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我们人均GDP已经从200美元到了13000美元，从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中高收入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必然会、也有资格提出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天所有的年轻人去问问你们的父辈、你们的爷爷奶奶在年轻的时候有美好生活的欲望吗？也许有，但只能做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反过来讲，当社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时，所有的建筑师、规划师其实都肩负着同一个责任，我们是给社会做供给的一方。我们给政府做规划、做设计，给开发商做设计，最后变成物质空间，成为一种社会的供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需求方去想：第一，什么叫美好生活需要？第二，为什么会提出美好生活需要？第三，提出美好生活需要的是什么人？我想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了，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
建设部有一位领导非常精准地把中国未来的发展用6个字表述了：“治病、跨阱、筑梦”。第一是治病，治好我们的社会病、城市病；第二是跨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GDP到达1万多美元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我们能不能跨过陷阱，最终实现我们的梦想？
首先我们要讨论人的显影过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社会开始富起来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富人，出现了高收入人群，出现了中产阶层，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人沉淀在低收入甚至贫困的状态。但仅仅是社会的分野，经济的维度，已经没法解释社会人群的复杂性了。
其次是社会视角，从社会视角看就会有角色和身份的差异，角色和身份的差异会影响他们的立场，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到这一步是不是仍然不够？所以我觉得三联人文城市奖非常高的一个价值，实际上是在于进一步的去细分价值观的差异。这一点实际上是媒体特别重视的一个维度，用价值观去区分人群，他们叫分众。但是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来说，这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需求的差异，我们的认识是严重不足的。
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来讲，中等收入群体或者叫中产阶层，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有哪些特征？
第一，现在最明显的是年轻人选择生活的城市。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工作也好，读大学也好，其实他想的是未来在哪一座城市里面生活。中科院三年前办了一个成都分部，结果成都分部居然接纳了从北京总院、上海分院、深圳分院、重庆分院来的很多年轻人。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组建的分部？他们都说，我们喜欢这座城市。第二，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就业，由此带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社会的现象：双城居住，周末的移动和回家。第三，买房。第四，教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很多年轻人选择城市是在选择子女的教育。我经常说这一代年轻人，你们成长的过程是个拼爹的过程。你们一旦进入工作岗位，一旦开始考虑婚嫁的时候，则是个拼娃的过程。好的学校、好的幼儿园可能是你们做很多决策的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新增的就业群体，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和父母一起生活。最近我们在深圳、上海的一些科技园区、科学城，发现年轻人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高达75~85%。我觉得在这背后，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孩子们对父母的孝敬，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年轻家庭的生活离不开父母的帮助。
这些因素怎么在我们的规划、设计当中给予充分的考虑，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人群细分以后必须要认真去思考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低收入群体，他们也有美好生活的需要，“野百合也有春天”。他们对居住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对经营和生存的场所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公共服务、医疗健康这些服务怎么来获得？
讲到城市的多样性的时候，我一直在呼吁要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前面贾冬婷总编也讲到了，桥底下冒出来的空间很有趣，但绝不是富人喜欢的空间。反过来是低收入人群、流浪人群迫切需要的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包括交通的移动，我们怎么去满足它？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当社会开始富裕起来，人群开始分化以后，很重要的一种需求出现了——精神和审美的需求。可以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当中，人们的文化消费、旅游度假、交往交流、独处、私密、健康、健身、康体美容，以及各种出于好奇心的网红打卡，成了最典型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消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纵向对比确实很了不起，40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增加了50倍，让我们从一个贫困社会、一个温饱都没有解决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中高收入社会。但是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当中，消费占比非常低，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或者说增长型政府的一种价值取向。我们的消费在GDP当中的占比从来没有超过30%。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消费占比是60~80%。所以我们GDP是美国的1/6，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只有美国的1/12，甚至1/14。再看消费结构。美国的消费结构当中，衣食住行这些基础型的消费占比不到50%，但是在中国，我们和墨西哥差不多，80%还是在基础型的消费。
展示这张幻灯片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的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从温饱到追求质量，从追求质量到追求品牌，从追求品牌到追求奢侈品，这是一个产品消费的过程。但是产品消费不会无限增长，我们注意到产品消费转向了服务消费，各种各样的服务。再进一步变成了什么？体验消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链条，作为规划师也好，设计师也好，建筑师也好，我们要去理解它。
第二，我们的消费占比很低，意味着如果中国不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的话，中国未来还有巨量的消费增长。
另外我们讲交通，人的移动是生存的一种刚性需求。移动的过程是受到成本约束的，这一点我觉得在讨论空间、讨论场所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供给，你一定要想它的区位是不是可达，什么样的人从哪里来，他能不能承受移动过程当中的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我们发现，随着社会变得富裕，费用成本的敏感性在降低，时间成本的敏感性在上升。所以面对交通的提供和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提供，空间区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能在做建筑单体的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规划师，你必须考虑它的空间特征。
由此我想讨论两个问题。一个，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居民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四大资本的提升。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物质资本的提升。而人力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的提升，自然资本的提升，这些也都是和规划工作、设计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怎么去关注各种人群的生存性的需求和发展型的需求。社会资本的提升，怎么去考虑不同人群之间公平的获得和空间的正义性。自然资本的提升，怎么去考虑绿色低碳的路径。
上一届人文城市奖的时候，三联让我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人文城市奖的价值，我用了“空间正义、绿色低碳”。今天我想可能要转移到另外一个角度：多样化的空间和场所的提供。
关于物质资本或者叫空间资源的配置，我觉得应当特别重视阶层分化、身份差异、价值观不同所产生的多元化、多类型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空间配置手段去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尤其要关注中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非正规的供给、非正规的空间。所以我们讲城市空间服务供给的正义性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如何满足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尊严和需求？
除了空间以外，我们必须要考虑场所。过去做规划，我们经常用规划空间的概念。所以跟教授们讨论，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是，Space（空间）是通过Planning（规划）来实现的，但是Place（场所）必须通过Designing（设计）来实现。
怎么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消费的场所？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讲，这点越来越重要了。首先要考虑它的功能，各种人群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在那个空间里面去消费；第二考虑它的场景，也就是人们的偏好、审美、文化诉求，应该怎么来回应；第三，区位必须可达，必须便利；第四，价格很重要，要可承受、可选择、可替代。
城市建筑、空间艺术、场所营造，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我记得十几年前深圳的双年展，基本上是业界的自娱自乐，但是如今深圳双年展越来越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运动。上海的城市空间艺术季也是，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上海外滩源的建筑节，吸引了大量非专业人士的参与。这两点都反映了这些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需求来讲，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大众化。从小众变成了大众，从专业变成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城市空间和场所的价值与品质，在于它的包容性、开放性、烟火气、文艺范，世俗的、优雅的、本土的、国际的、文化传承的、时尚创新的都应该有。作为规划师，我们怎么用更加专业的方式去理解这种需求，为城市提供多元化的场所和空间。尤其要关注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小众偏好者的需求的满足。规划师也好，媒体也好，关注城市的空间和场所，我想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周榕：我们的城市体感度从何而来？
今天的论坛与即将发生的颁奖典礼，都是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们的认知也跟随整个评奖过程而进入更广阔的领域。然而三年前，在我们刚开始筹备这个奖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奖将通过不断生长、扩展到一个怎样的领域，过程中也有很多迷茫和犹豫的时刻。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有很多“决定性的瞬间”大大推进了项目的进程，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就是三联主编李鸿谷先生提出来的“所有入围奖项，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评委亲自要到现场去”的时刻。他特别强调要身体力行抵达项目本身，直接去感受项目。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能够特别有底气、有把握地说我们评出来的奖项是经得住时间和社会的考验的。今年，我到访了全部27个入围项目的现场，这些经历对我自己的城市观、建筑观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现在我将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我的改变。
第一个部分我想讲一下“鸟瞰与蚁感”。如果让我选一种动物代表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设计师，我首先想到的是鸟。因为在绝大多数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的眼中，我们看到的城市都是由三视图构成的，我们习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一个很远的距离去观看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在鸟瞰当下的同时，展望城市的未来。但是，参与两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在地考察的经历，让我从鸟类逐渐“退化”为一个类似蚂蚁的生物。
蚂蚁这种生物特别有意思，它有两套传感系统。它的视觉非常敏锐，却没有放弃用触角去感知这个世界。它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原来这个世界不仅有形状、颜色，还有坚硬与柔软、温暖与冰凉。当两套不同感知系统收集到的讯息汇集到头脑中，它对世界的判断就和只有视觉的时候不一样了。
再拿我自己的经历举一个例子。前两年，我在北京门头沟做了一个慢闪公园，在这个项目里我将自己定位为“认知空间导演”。我设计了这个公园的架构，然后请了很多建筑师、景观设计师、艺术家，和我一起完成一幕幕“空间的戏剧”。参与的专业人士大多还是使用了“鸟的视角”，而我则更多地强调并且鼓励他们多留意到“触角”所能感知到的、降落到地面的东西。
我们希望在这个公园里，真正有意思、吸引人的东西不在于那些拍照特别好看的网红打卡点，而在于它能提供的、真正的体验感。比如我们的景观设计师特别在水池边铺满了小石子。在我们的想象中，父母带着小朋友抚摸细小的石子，这是一个多温暖美好的画面。实际情况也正如我们的预料，小朋友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但是景观设计师却有点想哭——大量的鹅卵石都被小朋友扔到了水池里面，我们的工人隔几天就要把这个卵石重新捞出来，再次布到岸边。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身体的快乐，是能够跟物质环境用极近的距离、肌肤相亲的方式发生互动。小孩喜欢这里的环境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各种洞里钻来钻去。但是在我们的城市里，由于各种卫生的观念和其他限制，我们就让孩子们要远离能够把你的衣服弄脏的地方、远离让你的身体有可能遇到危险的地方。于是，孩子们的感官体验在无形之中被剥夺了，而人们又误以为大量的视觉刺激可以弥补感官的损失，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
慢闪公园里还有一个大滑梯备受欢迎。其实我特别不满意这个滑梯，因为受制于时间限制，这个滑梯是在网上购买的现成品。最开始我以为大家喜欢这个滑梯是因为它五颜六色的很好看，结果最后发现其实这个滑梯最吸引人的原因不在于它好看，而在于它“难受”——滑梯由好几百个滚轴构成。小孩坐在滚轴上滑下来的时候，屁股硌得生疼。每个小孩都说屁股硌得太疼了，太不舒服了。但是他们的身体却很诚实，一滑下去又跑上去再滑一次，一遍遍体会让屁股跌宕起伏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种又颠簸又有点速度的感觉，是小孩从来没体验过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很难通过纯粹的视觉对某件事物产生深刻的情感，唯有通过身体感受，才能获得超越单纯依靠视觉所获得的思考方式。建筑师做久了，长期像鸟一样浮在空中，我们都快忘了自己还有肉身的存在，而“退化”为一只蚂蚁，让我体验到了更多来自空间的温暖，也让我有了一点点胆量去参与评审来自鸟类的建筑作品。
第二，我先谈谈当下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我们感知城市与建筑的影响。从观感城市到体感城市，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的逻辑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纯粹是为了视觉的逻辑而诞生的。我们感知城市的方式也是完完全全满足我们的视觉，而且这个视觉甚至已经不是只我们的肉眼所见，而是经过手机镜头，是一种经过美化、剪辑加工、为了在互联网上更好地传播而诞生的视觉。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CityWalk”。起初我一直想不清楚，CityWalk和大家以前说的“轧马路”和“街溜子”有什么区别。后来我发现本质的差异在于，以前的街溜子们没有一部名为手机的仪器。而现在，“街溜子+手机=CityWalk”。这次三联人文城市奖考察期间，我们去上海看一个项目，经过武康路。我被眼前的现实震惊了：多达百人聚集在武康大楼前面拍照打卡，可却没有人真正愿意过个马路，去走近甚至走进这座楼——因为离得太近就拍不出好看照片了。我想这反映了当下城市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想与城市发生关系，但是却习惯性的往后退，我们总想站远点、看得更清楚、更全一点，但是却不再愿意一头撞进城市的怀里，在它的包容里肆意碰撞翻滚。
在我看来，这种通过手机观看城市的CityWalk其实距离真正的人文城市体验相去甚远。一个更加人文的城市，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体感城市，应该给予人们与它接触的机会，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观感城市。
第三，刚刚谈论了半天城市体感，下面我想总结一下城市体感的五个维度。
首先，是开放度，或者可以称之为可达性（Accessibility）。我们今天设计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是以为一个建筑或者产品的设计感越强，它就会越吸引人；它越容易成为网红越好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设计就好像一个性冷淡的物种，更确切地讲，是属于性冷淡的超级城市的物种。一个建筑，设计感越强，它就越散发出一种生人勿进的感觉。它好像在对大家说“我可是经过设计的、可不是白给的”。我们所有的城市里经过设计的建筑，其实它在我看来，都通过设计的坍缩封闭了自己，它们不允许人接近，也就失去了作为公共建筑诞生的意义。举一个正向的例子，深圳的坪山大剧院， open事务所的两位建筑师做出了特别的努力，让所有人甚至是没有钱进入大剧院的人享受到这座建筑辐射出的温暖能量。我想他们在建筑普惠性上面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第二点是丰富度。我们今天城市的街道已经很难像老城街道那样，充满丰富的“微生物”。我一直强调城市的街道必须要有微生物，由于今天的卫生观念，城市已经不再有微生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光洁、统一、有秩序，但也极其单调。城市的丰富度是何其重要，它不仅仅是形式，也包括内容，更重要的是生态位的丰富度。城市是不是为不同阶层的人群、为不同的个体都能提供属于专属于他们的那种生存空间？这一点是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需要特别关注和思考的。
第三点是活跃度。一个环境是否有活力，是不是能够鼓励环境里的人迸发出创意和生命能量，这点相当重要。现在很多的城市环境是不鼓励的，它们好像都是把一根食指伸在自己的嘴唇前面，说千万要谨言慎行，放低声音，要行为端庄。环境在试图规训你。这让我想到我们上一届的建筑贡献奖得主，连州摄影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造价非常低，才不到3000元/平米，但是它整个建筑里头展现出来的那种生机勃勃令人非常感动。所有人都没有任何进入的门槛，没有任何的包袱，在这里能够放飞自我。老人在这里搓麻、跳舞、喝茶，小孩在这蹦上蹦下，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我，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使用这里的权力。
第四个方面就是颗粒度。我经常说城市必须学会主动大胆，越来越细密地切碎自己。如果我们在一座城市，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个几百米长的、连续的城市界面，周边只有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你的尊严何在？你的价值感何在？再拿上届三年人文城市奖的一个获奖项目举例——社区营造奖得主刘月来老师做的“上海社区花园”。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认知分辨率有多高，它的颗粒度有多细腻，它做的是昆虫小屋：蝴蝶屋让蝴蝶能够产卵；蚯蚓塔得以让蚯蚓把宠物狗的粪便也加工成很好的肥沃的土壤；青蛙之家让蝌蚪有机会能够成长为青蛙，让城市里的人也能听到蛙鸣……这些细腻的情感与设计，让我们的城市在高歌猛进中拥有了细节和温度。
第五个是冗余度，冗余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因为我们的城市现在已经开始走向被类型学、被功能化的趋势，大家都在追求效率和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么建筑师应该如何进行“留白”或者为未来的不可确定性留出余地？深圳的金威啤酒厂改造项目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如果我们现在想在城市里做一块公共空间的话，我们一定不可能像这种旧建筑改造那样。它有非常多的冗余的线索。很多的线索，很多的逻辑，然后放在一起。有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些旧的元素，而有些你暂时不知道该如何利用，那么建筑师就保留那些“冗余”。这些冗余的东西终有一天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展现出它的价值。我们今天非常推崇高效率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害怕浪费，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有目的的。然后，我们看到成果极其的丰盛，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冗余才是大自然生态告诉我们的一个终极秘密，生活如此，设计也如此。综上，我想强调，中国的城市与建筑设计，需要更多地关注体感，进行针对体感的探索与改革。
项飙：公共性是一种情不自禁
大家好，我是项飙。我是2023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终审评委之一，因为这个身份，我也很高兴参与了一次tour，主要是浙江和上海的几个地方，看了几个入围项目，感触是很深的。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流动的公共”，公共性背后有一个有意思的悖论。一方面我们特别是年轻人非常渴望公共，因为我们感到孤独，感到跟人建立联系非常困难，感到交流往往会崩塌，所以我们渴望公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个人的个性、个人的隐私好像时时都在被威胁的状态。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公共的，权力、资本、技术都是公共的，这些对我们的存在产生各种威胁的力量，也主要都是来自于公共，而不是来自于私人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渴望公共，但另外一方面公共也在威胁着我们，这意味着我们简单地谈公共本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说在当今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公共的哪一个侧面在当今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公共的切近性。切近性的意思是公共肯定不能跟人的个性跟人的个体经验，包括私人性对立。公共应该是个人创造的一个结果。在一个好的公共性下面，个人是不应该觉得压抑，个性是应该觉得张扬；第二，切近性意味着公共一定要是在身边，是你随时可以触手可及、随时可以参与；第三，公共性的确定性意味着它会对你有一种激发，你不仅是参与到公共性里面，而且你是可以创造在这跟别的人一起创造公共性，而且创在创造公共性的过程当中你感到愉快，所以有一种被激发的感觉。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演示一下我说的公共性跟私人性和个人性应该紧密结合是什么意思。我想引用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故事，他是北京浙江村的一个来自温州的经营户，他前两年被劝说去当了他老家在温州农村的一个村长。其实他并没有去竞选村长，但是他人在北京的时候，老家的村民在选举的时候就以94%的高投票率把他选上了。选上了之后告诉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现在就已经被选上了，所以你应该回来当我们的村长。
他很犹豫，就找了当时在北京浙江村的，同样是来自于他老家的但不是一个村的一个很受尊重的老村干部询问，回去还是不回去。我的朋友他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还在老家，他们坚决反对他回去当村长，说村里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有一批游手好闲的人，在村里垄断了当地建筑打地基的行业，而且霸占很多村里的公共用地，又不交租金，很多村民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情况搞得很复杂，所以他哥哥和爸爸都说如果你要回来就有很多硬骨头要啃，所以还是不回来的好。我的朋友找了这位老村干部，问他怎么办。
老干部就给他建议说你应该当村长，如果你不当的话会有三个丢面子。
第一，那些选你的人会丢面子，因为这个村里面的选举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他说你是没有去让他们选你，他们主动选你，他们信任你，他们把自己的名誉放在了他自己的选票中，选上了你不回去，那么反对的那批人就可以说你看，你选上那个人他不回来当，所以选你的人丢面子。
第二，整个村作为集体会丢面子，别人就会说这个村连个村长都选不好，选出来的人都不愿意回来当村长，村丢面子。
第三，你个人丢面子，你是觉得自己因为有各种原因不想当，但别人就会说你是没有胆量没有能力摆不平这些事情，所以你不敢接这个位置。
老村干部说了这三句话，我那个朋友当天下午就买了机票，马上回温州农村去当村长。当然他不是全时制的，是来回跑。但是他的村长一干就是两届六年，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给村里解决了很多问题。
当第六年第二届任期到期、他要退任的时候，那一批霸占了村里的公用工地、而又没有给村里边交租金的人，还欠着村里11万块钱，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通过各种办法追着这个债。在他马上要离职的时候，拿回了9万，最后还剩2万。
然后他告诉那批霸占工地的人说，我现在要离职，我必须要为我下一任留下一个清楚的账目，所以你现在必须还2万，那个人说他没钱，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好，我先借你2万块钱，我借你2万块钱把这个村里的账先结了，然后这个事情到此结束。结束之后我那个朋友告诉那批人说，好，现在村里的账我已经替你结了，你现在是欠我2万块钱，然后马上那批人乖乖地把这个钱就还给了我的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他把公共债务转成私人债务。很多这些行走在非法和合法之间的这些群体，他很容易去欠公有债务，因为他觉得欠了公有的债务，那个村里集体是很难来真正地来追债的。但是这批人是不敢欠私人债务的，特别是不敢欠那些比较有权有势力的人的私人债务。
所以这个例子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就是它的公共性。回村当村长、为村里面服务是一个很公共的事情，跟他的个人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也是非常动态的。它往往是把一个公共的责任转化成个人的面子，或者有的时候是把个人的面子转化为成公共的投入，把公共的债务转化为私人的债务，是为了更好保护公共的债务、公共的权利。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个侧面，公共性的建设往往是需要个体的计算、个体的理解进入。
那么你怎么样以个体的身份能够加入到一个公共性的建设里来？这就联系到第二个侧面，公共的切近性的第二个侧面，就是它一定要是在你身边。你不能够在离生活很远的地方刻意地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把公共资源集中到某一个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地方。那种公共性看起来是可见性很高，但它的持续性它的生命力就不一定强大。
像我朋友的例子，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不断地通过公共和个人之间的互动来建设公共性，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这个情况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是他切近的附近，他知道去哪个地方要摁哪个钮，哪个事情要拉哪个线，才能把这个做起来，所以切近性跟日常生活要融合在一起，这非常重要。公共的建设它不应该是一个集中的、重新画出一块地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分散的、嵌入的过程，一个跟日常生活发生肌理上非常切近的交融的过程。
那么第三个侧面，关于公共性的第一个切近性是，你要跟个体发生联系，你要和个体感觉上是很切近；第二个就是空间上有切近性，这个是发生在周围，是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知道怎么样去运作；第三个切近性更多的可能是从设计者的角度去讲。设计者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理空间的设计者，也包括社会项目的设计者，设计者设计出来的东西应该具有很强的切近性，让人们看到这些设计的东西，它会很自然地、情不自禁地投入。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儿童乐园的设计。像街心公园里面小的儿童乐园的设计，那个孩子经过一个儿童乐园的时候，你看他是情不自禁地、马上要跑向乐园，然后开始玩，看见跟别的孩子就会在一起争，虽然不一定产生对话，但是在那里有一个公共就浮现出来。那是为什么？因为儿童乐园它的设计就有一种切近性，会激发孩子投入的热情，一旦投入以后，就会激发孩子跟孩子之间互动的热情。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是从我和何志森还有段志鹏一起举办的 “看见最初500米”社会艺术工作坊里来的。其中一位学员，他做的一个项目是在社区里面、在公园里面给椅子化妆，他把一些有些是椅子、有些可能原来不一定是椅子、就是一个树墩或者石头墩化妆。为什么化妆？画上一些笑脸，就是把那个椅子变成有表情的，当一个人看到一个椅子有表情的，他会产生一种好奇，他就会把脚步就会慢下来。然后他可能就出于好奇，他会坐下来。当两个陌生人同时坐到一张椅子上的时候，对话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是另外一种从设计角度讲的切近性，就是它使自己很容易变得有用，他会吸引路过者来使用它。
所以，公共性是流动的意思，第一，公共性本身它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既定的，它本身是不断的、会变形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变形；第二公共性是流动的，它是跟着你的，是跟个体存在直接相关的。如果公共性都是你的附近，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附近；第三，公共性不断激发你的进入，然后你也开始创造公共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性必然会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给定的场域或者是一套非常明确的甚至僵化的结构、制度。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具有强大切近性的公共。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