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 很多国际问题并非简单的正义—邪恶或者侵略—自卫模式，也可能是极端—极端，或邪恶—邪恶的模式。巴以和平进程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一切问题都在巴方，以色列诚心要讲和，而巴勒斯坦故意破坏和平，实质是双方激进主义不断破坏和平、制造矛盾的恶性螺旋式上升结果。
2. 在以色列内部，既有主张和平、世俗化、平等人权的左翼力量，也有强硬民族主义、保守宗教主义的右翼力量，并且近半个世纪的趋势是：保守右翼力量优势不断扩大，世俗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很多人基于并不了解以色列人口、意识形态结构，想当然认为它是一个普世主义文明国家，进一步联想它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巴勒斯坦占领地政策是多么开明，其实这都是错位幻想。
3. 正像哈马斯用炸弹表达对巴以和解的不满一样，几十年来以色列右翼力量也在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和平，他们同样制造恐怖屠杀，故意激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对立情绪，甚至不惜刺杀主张和解的本国总理，在残忍（近30年来，被暴力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死于恐怖袭击的以色列人的20倍以上）和狭隘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4. 以色列内部一方面有十分真诚的和谈者，更有一百分热情的扩张主义者。每次和平进程周期内，一方面是和谈，另一方面却又在扩大定居点，侵吞巴勒斯坦人土地。和谈只不过是这个和平进程周期的插曲，扩张才是永远的“正常节奏”，每轮和平进程结束，定居点人口都会有一次突飞猛长。所以，每次和平谈判之后，并不是和平更进一步，而是矛盾更深一步，问题更难解一步。
5. 每轮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之间的和解与强硬的博弈，均以利库德大胜而告终，现在工党已经沦落为只有4个议会席位的小党。说明在以色列，和解最终是没有市场的，就像加沙地带一样，政治集团只有不断走向更加强硬极端，才会不断获得胜利。
6.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证据表明，哈马斯或者伊朗等外力因素巴以和平进程造成很大干扰，但是历次巴以和平谈判的核心是以色列返还占领土地，允许巴勒斯坦人建国。巴以和解进程主要取决于以色列多大程度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不是其他。
因此，掌握国家政权和中东最先进军事力量的以色列强硬派，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是哈马斯远远不能相比的。几十年来，以色列强硬派一贯以各种借口推迟执行和平条款，千方百计讨价还价，这是和平进程迟迟不能落地的主要原因。只要以色列强硬派一天不归还西岸土地，一天不落实两国方案，巴以问题就不可能有解决的机会。
7. 哈马斯需要战争，以色列强硬派也需要战争。以色列是一个东西方犹太移民组成的马赛克社会，他们需要战争来增强凝聚、避免分裂，需要战争占领的领土来安置移民；他们也需要地缘冲突，来强化与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关系。对于以色列而言，适度的、自己可以掌控的冲突最有利，一旦停止冲突，这个国家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内外挑战。
8. 谈巴以问题一定要基于事实真相出发，现在国内最让人费解的是，很多人脱离事实，或者完全不懂事实，去妄评是非曲直。甚至一些学者（当然不含殷教授），从想当然的意识形态坐标出发，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惜采用双标，背离人权、和平、正义等基本原则，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困境，大大损害自己的公信力。
9.  最近社会出现的反犹情绪，笔者是极不赞成的。笔者最近写了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因为对某个民族有仇恨情绪，而是认为知识阶层应该呈现更多真相，以方便人们更清晰辨别是非。笔者也坚决反对因为一个民族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就否认这个民族生存合法性，否认这个民族文明的全部价值。我们应该对任何针对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的种族主义言论，旗帜鲜明地说“不”！
（以下是正文，约11200字）
殷罡教授上周发表了关于巴以冲突的万字长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殷教授是国内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中东问题专家，终于打破舆论场内，外行人颠倒黑白、谣言满天飞的局面，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公共担当，这值得我们敬重。殷教授提供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细节故事，显示出他在这一领域的丰富阅历。
但是殷教授的长文像一个被精心剪辑的搏斗纪实片，它只去呈现某一方出拳的镜头，而不展示这种搏斗是怎么引发的，另一方是怎么用更残暴手段还击的，从而塑造某一方完全是受害者的错觉。一个专业研究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国际问题最重要责任是展示完整事实和是非逻辑，如果表达是片面的，即使内容再丰富，结论也最终经不住推敲和检验。
现在很多人认为，巴以冲突一切问题皆在巴方，或阿拉伯世界+伊朗一方，以色列完全是个受害者，他们是在为生存行使自卫权。其实很多国际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正义—邪恶对抗模式，或者侵略—自卫模式，也可能是极端—极端或者邪恶—邪恶的模式。单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讲，这是一个双方激进主义不断制造破坏和平、制造矛盾的恶性螺旋式上升结果。
一些人（包括学者）把以色列包装成为一个被动的、被侵略的、正义的角色，把以色列想象成为英美那样的民主普世国家，他们会给国内的和占领区的阿拉伯人带来平等人权和民主制度，是阿拉伯人不识好歹、不领情，抗拒现代文明——这些都只不过是凭空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罢了，或者被以色列的成功对外宣传话术迷惑了（米尔斯海默语）。
他们忽视了，受害者也可能会变为一个加害者（近代德国和现代越南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忽视了，70年代以色列“修正派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和宗教保守力量的崛起，以色列逐渐抛弃了建国者们和平、平等、人权的立国主张；他们忽视了，以色列同样也存在哈马斯那种极端派，不接受有妥协的和平，不承认两国方案，不认可对方民族的权利，他们也在绑架国家不断卷入冲突，他们也对非本族/非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不断做出违背基本人权的事情来。
事实上，以色列保守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越发占上风，掌握了以色列政权和军事机器，构成了巴以冲突的B面，谈巴以矛盾的不断激化，只讲哈马斯而不谈以色列保守派，就不免落入以色列右翼的话术，承认强权即合理，而丧失了真正的民主、正义、公道、人权原则。
即便是哈马斯是主要和平障碍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们看：目前巴勒斯坦领土被以色列肢解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即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前者（约占总面积七分之一）被哈马斯所控制，后者被代表世俗、民主、希望和解的巴解组织所控制。如果说加沙地带冲突一切责任都在哈马斯，导致这一地区一直难以实现和平，以色列即便是有出格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么多年来，真正想和解的西岸地区，却为什么迟迟得不到和平呢？为什么西岸地区被占领的土地，以及以色列定居点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呢？这方面以色列能摆脱干系吗？
所以，我们需要真正还原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这个时候阿以双方开始接触，阿以和巴以和平进程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原这个进程中的主要议题，还原在执行议程中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才能对孰是孰非做一个更加接近真相的定义，本文权且做些这方面的工作，不妥之处也请殷教授及诸位读者批评。
第一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以色列的右翼化、保守化，利库德集团和“信仰者集团”是如何拒绝执行《戴维营协议》，大肆向占领领土移民，系统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导致巴以和解逐渐无解的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方巴解组织、埃及、约旦和沙特等，都开始转向一种务实的的策略，他们意识到无法改变联合国181号决议的现实，从而开始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现状，愿意接受“两国方案”，主动提出以联合国1967年242号决议为基础，跟以色列进行谈判，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这首先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1974年首次放弃武装斗争建国和收付全部失地的目标，提出了政治解决、接受1967年242号决议、“渐进建国”的方案。阿拉法特的这个巨大转变赢得了世界的赞许，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特邀他去发言，阿盟首脑会议也承认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发表演讲，呼吁政治解决巴以问题）
紧接着，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开始和解接触。影响最大的当然是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以色列的“民主和平之旅”，这一波和解的顶峰是在美国新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以首脑会晤达成的《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协议由《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和《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两份文件组成，前者是以色列的西奈撤军步骤，以及两国建交路线图；后者主要讨论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人民如何建国的问题，大致路径是：在5年的过渡期内，以色列撤军（几个重要安全点除外），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建立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过渡期结束之前，埃以巴约四方进行会谈，协商最终解决巴勒斯坦最后地位和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这个协议奠定了巴以和解的基本框架，之后40多年的巴以和谈交涉无非都是围绕着撤军、归还领土和巴勒斯坦建国展开的。苏联此时也发表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六点原则”，欧共体也发表了集体声明，基本与戴维营精神一致，即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尊重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全，落实242号决议。
巴以问题的解决终于迎来第一个时间窗口，因为距离战争刚刚结束没有多久，战争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发酵，双方积怨还没有那么深，同时，第一次全球主要大国在这问题上取得共识（以前美苏主张对立很厉害），这是非常好的时机，可以说最好的时机。
（1978年9月的戴维营会谈）
但是以色列是面对这个和平的时间窗口，如何执行《戴维营协议》这个历史性文件的呢？这首先要介绍一下当时以色列发生的一个大的转折，那就是右翼化和保守化。
以色列建国初的人口，以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为主，这些人多数是经历了西方启蒙运动的世俗派，他们在立国中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普世主义原则，代表这种思想的工党在建国前20年长期执政，这些世俗派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犹太人的模样。然而，进入1970年代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右转。
第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取得战争胜利，大大激活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像普法战争胜利后的德国那样，陷入胜利带来的大民族主义的高涨，开始抛弃了左翼复国主义者的那种对其他族群宽容的精神原则（尽管多数宽容只是口头上的）。
第二方面是，近二十年又大量 “回归”了大量生活在西亚和北非的，具有极强宗教传统的，未经过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洗礼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太人，他们逐渐超过东欧犹太人成为人口的多数。70年代以后，犹太教对政治影响开始大大增加，犹太教坚持认为整个巴勒斯坦之地，乃至约旦都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对这些军事征服土地的放弃，就意味着背叛。
(米兹拉希犹太人）
所以这个时候，强烈民族主义的利库德集团，以及宗教政党开始崛起，他们都坚决不主张放弃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反而要增加移民，逐渐排挤巴勒斯坦土著，来实现 “大以色列计划”。1977年的大选，工党失去了长期执政的地位，复国主义右翼（又称为“修正派复国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贝京出任总理。
贝京曾经说过，即便是让我丢掉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我也不会拆掉西岸地区一间犹太人的房屋，言外之意就是对占领土地寸步不让。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西岸，到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的工党对西岸地区移民一直持克制的态度，十年间仅仅形成了13个定居点，约4000移民。但是贝京上任后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准许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到西岸殖民，并且在任内六年，增加了81个定居点，新增了3万多移民。到1992年工党再次执政，西岸地区的移民数量已经达到11.2万人，是《戴维营协议》前的近三十倍。
（1970年代，信仰者集团在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开拓定居点）
另外，贝京政府一再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为谈判对象，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方在谈判中的地位，因此，《戴维营协议》中规定的四方会谈也无从落实，这样所谓落实巴勒斯坦自治，建立临时政府也只能是一个空头支票。
所以，《戴维营协议》后的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强硬派一度抵制这个协议（但是两年后的沙特“法赫德计划”和阿盟的“非斯决议”表明阿拉伯世界也实质接受这个协议的原则精神），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只不过当个和平烟雾弹，只是选择性的执行了后一份协议，好腾出手来集中消化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罢了（这也是《戴维营协议》当事人卡特总统事后的看法，可参加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36页），在巨大战争收益面前，以色列从一个两国方案的最积极拥护者，变成一个最激烈反对者。
以色列的右翼力量，不仅建造了定居点，而且剥夺了巴勒斯坦60%以上的土地，80%以上的水源，对巴勒斯坦人形成日臻完善的军事管制、拘谨、身份限制政策，以色列政府把巴勒斯坦人当做天生恐怖主义分子来防备，大约63万人被拘禁过（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128页），巴勒斯坦人从出生下来就需要办理各种证件，不仅要有居住证、工作证，就连购买农机也需要许可证，他们的生存艰难之路被形容为“Via Dolorosa”(多勒罗萨苦难通道)。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经嘲讽道：犹太人从种族主义受害者，转眼间将纳粹党人迫害他们的措施，来对付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反人道的控制制度，也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从此真正种下根来。
以色列在军事占领土地上，进行移民，以求达到永久占领，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即便是在西方主流社会也遭到了很多反对和谴责，美国总统卡特是西岸建造定居点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以色列议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结果被以色列的议员们粗鲁地几次打断他的发言。卡特的继任者里根，1982年9月在解决巴以问题的“里根方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巴勒斯坦居民实行完全自治，让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及其资源拥有真正的权力”。
但是“大以色列计划”一旦实施，尝到甜头，就难以停下来。这些移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全民族的和平前途，造成以色列人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以后成为巴以和平的最严重阻碍。所以，今天巴以和谈的四大关键问题，巴勒斯坦国难以建立，主要矛盾点就是利库德集团和信仰者集团，在这14年时间故意破坏《戴维营协议》制造的。
第二个历史阶段（1993年至2000年）：以色列国内强硬派是如何千方百计破坏《奥斯陆协议》的执行，巴勒斯坦建国期待是如何落空的，以及2000年戴维营会谈失败的真正原因
由于以色列强硬派的殖民化政策（殖民化这个词并不是笔者个人发明，可以参见联合国关于巴以问题的历次决议，用的都是这个词），导致巴勒斯坦地区人民忍无可忍，被迫反抗。但是巴勒斯坦人彻底被以色列极其严密的军事管制剥夺了武器，只能依靠石块表达愤怒，因此这次反抗又称为“石块革命”，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至少有2162人死亡（而以色列死亡平民仅53人）。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由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同样曾经被军事管制近20年，并且被剥夺了多数土地），也举行全国性罢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很多人说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多么爱着这个国家，痛恨西岸或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这种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由于他们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有极强的共情。
这些让以色列人民看到，由于阿拉伯人的民族精神和宗教意识极强，吞并巴勒斯坦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反而会背上沉重包袱。尤其是在经济上，为了维持西岸的定居点，每年的安保维稳经费、经营补贴，需要数十亿美元，西岸犹太移民仅占以色列2.5%的人口，却花费了12%以上的公共财政支出。因而，到1992年大选，利库德集团开始被人民抛弃，鸽派的工党又重新上台了。
同时，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支持者苏联，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因此，他们与以色列和谈的愿望，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这时候，第一次巴以双方都愿意以“两国方案”、联合国242号文件为基础进行谈判，首先产生了马德里和平框架，这一波和平进程的顶峰则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这同样是在美国民主党政府斡旋下达成的一份协议。
《奥斯陆协议》及其之后签订的几个执行协议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军队逐步从加沙和西岸地区撤出，由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负责公共秩序和内部治安；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机构，以色列逐步向自治机构交还占领土地，由自治政府负责民事行政管理工作；巴自治过渡期为5年，不迟于过渡期第三年开始谈判永久性解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以及耶路撤冷、难民、定居点等重大问题。可以说《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为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指明解决方向，真正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民族和解的曙光。
然而，尽管《奥斯陆协议》赢得了国际巨大赞誉，拉宾和阿拉法特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这在以色列国内激起极大的撕裂。利库德集团声称：“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定用语，指原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的权力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在大海 ( 即地中海 ) 和约旦河之间，只能有犹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色列全国政界、宗教界、文化界名流联署的《以色列全地宣言》称：“如今犹太人民掌握了以色列地，我们忠诚致力于我们土地的完整，任何以色列政府都无缘在这方面做出让步”。新任利库德主席内塔尼亚胡表示：“《奥斯陆协议》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是插在以色列背上的一把尖刀”。此等气氛犹如当年德国面对《凡尔赛合约》，认为是丧权辱国也！
所以，《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后，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极端主义派在激烈反对，破坏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则是，以色列激进派也在无所不用其极在反对，在想办法终结这个和平议程。1994年2月25日，犹太右翼极端分子巴鲁克·戈尔茨坦在西岸城市希伯仑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向正在礼拜的1100名穆斯林乱枪扫射，打死32人，打伤100多人，是为“希伯伦惨案”。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极端主义分子阿米尔刺杀身亡。
（拉宾被刺杀后，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怀念）
1996年5月的以色列总理大选，反对《奥斯陆协议》的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这表明反对和谈，让出土地的声音越来越占优势。这也说明，和谈只不过是多数以色列人的一时之兴，当真的要放弃领土和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退缩、不愿意放弃，会最终导向强硬一边，这样的历史此后无数次重演。
在利库德集团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缓和”的插曲后，以色列马上重回强硬的“正轨”。右翼力量立刻再次开动扩张的发动机，继续在西岸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大规模增加移民。从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到2000年的戴维营和谈，短短七年中，巴勒斯坦西岸的定居点人口从11.2万增加到20.6万，又增加了近一倍。
(西岸定居点人口增长图）
内塔尼亚胡政府更以各种借口拒绝履行《奥斯陆协议》以及此后达成的关于撤军的《希伯伦协议》和《怀伊河协议》。到了1998年底，也就是《奥斯陆协议》许诺的撤军和巴勒斯坦建国5年过渡期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交还了西岸不足40%的土地，巴勒斯坦建国也被以色列以各种理由推迟。
巴以和谈失败，你可以说巴勒斯坦极端派不满这个协议，嫌它给的东西太少，希望掀翻谈判桌；但以色列上下也都在消极抵制和平协议，让一个国家主动吐出巨大的既得利益，这是违背人性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异常艰难的，正像沙龙所说的：“战争中得到东西，别指望靠和平可以得到”。
由于《奥斯陆协议》主要内容悬而未决，2000年7月，由美国总统克林顿撮合以色列新上任总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的戴维营会谈登场了。克林顿大概比较迷信戴维营这个地方，很想重复1978年埃以戴维营和谈的奇迹，希望巴以可以通过这场谈判一劳永逸解决几个核心争议。这样的话，克林顿可以留下一个永载史册的成就，他是以十足地诚意在双方之间斡旋的。
然而，《奥斯陆协议》落实中的波折历历在目，此时的阿拉法特认为以色列政府的许诺都是慷慨画大饼，也不信任美国的担保。更重要的是，即便阿拉法特仍旧对鸽派工党抱有信任和好感，但是就当时以色列国内撕裂的情况看，即使达成了一个协议，即使是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以当时工党及其联盟的席位数量看，根本没有可能）也根本没有机会执行：
在巴拉克来美谈判的时候，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如果让步太多，将会面临拉宾同样结局；西岸“定居者委员会” 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谈判中特拉维夫爆发16万人大集会，抗议与巴勒斯坦达成协议；谈判刚刚结束，巴拉克政府就分崩离析，外长利维因为觉得和谈让步太多而辞职，工党的三个联盟党推出联合政府，让工党成为议会少数派；利库德集团正在酝酿一个新的议案，反对就耶路撒冷问题做任何让步。
所以，戴维营会谈以破裂告终，从根本讲，压根不是殷罡教授所指的阿拉法特不真诚，是他破坏了本有的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如果以色列真正履行了《奥斯陆协议》，何必再来这一出戴维营会谈呢？阿拉法特作为经验丰富政治家，怎么会随便视谈判为儿戏呢？他已经余年不多，何尝不想真正达成一个可以建国的协议呢？西岸土地一直在以色列手中，他干嘛不尽量多争取一点呢？委实是当事人们已经看透了巴以和谈的实质，不愿再次被受其辱罢了。
果然两个月后，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屠夫的沙龙（担任军方职务期间，曾经多次制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屠杀）强行闯进阿克萨清真寺，意在搅动和平进程，制造激烈对立。再四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2月6日的总理选举（也是以色列最后一次总理直选）中，沙龙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领先巴拉克25个百分点。
 （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圣殿山）
利库德集团的上台再次说明，在以色列，和平最终是没有市场的，就像加沙地带一样，只有不断走向极端的政治派别，才会不断获得胜利。
第三个历史阶段（2001年以来）：以色列的进一步右翼化，变本加厉侵蚀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彻底堵上巴以和解之路
自从2001年大选惨败后，作为现代以色列开创者的工党，竟然一次都没有赢得过选举，在2022年的大选中，仅仅获得4个议会席位，已经堕落为第十名的小党了。另一方面，则是利库德集团取代了工党，长期执政。此外，主张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沙斯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全国复兴联盟、联合圣经犹太党，影响力都在上升，获得的议席都超过了工党。
这反映着，在原苏联境内俄语犹太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深，崇拜强权和扩张）为主的新一波移民潮，以及极端保守主义的哈瑞迪派（以高生育率著称）人口上升双重影响下，以色列社会的和平主义、世俗主义、普世主义更加走向边缘化。
(哈瑞迪犹太人）
尤其是201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基本法》，公然只承认犹太人有自决权，而其他民族没有自决权；以及近年发生的犹太保守派抗拒法院裁决，坚持捍卫宗教判例的大游行，都说明以色列社会在愈加保守化，犹太本位主义，以及为了实现犹太本位不择一切手段，越来占绝对优势。
正是基于这个大的社会背景。已经失去了任何约束的以色列强硬派和极端派，变本加厉执行“以色列化”政策，藐视一切国际约束，包括联合国、欧盟、历届美国民主党政府等对它的批评，基本把90年代工党的和平努力全部推翻。
为了让巴勒斯坦领土碎片化，永久断绝他们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可能，从2002年起，沙龙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断在西岸占领区建造隔离墙。虽然海牙国际法院裁定这属于违法，也遭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抨击，但是以色列依然坚定不移地做起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总长度经达到700多公里。由高压电网、机关炮、瞭望塔构成的“坚不可摧”的物理障碍，不仅大大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更让巴勒斯坦分割成161个互不连接的部分，以至于很多人士用巴勒斯坦群岛或班图斯坦来形容巴勒斯坦国。
(绿色和浅绿色为巴勒斯坦控制区，实质是以色列占领领土包围下的一个个岛屿）
在建造隔离墙的同时，利库德集团和狂热派们又源源不断动员人口迁往西岸定居，2003年西岸定居点人口数量为22.6万，2015年达到38.8万，去年则突破50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土地的永久性侵占，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
基于对巴勒斯坦土地不断侵占的事实，基于用不正当手段造成的既定事实，基于特朗普总统（其女婿兼中东事务顾问系犹太人）放弃历届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克制政策。经过内塔尼亚胡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长达三年的反复协商勾兑，2020年他们提出了“新中东和平计划”，也就是“世纪协议”，它的主要内容是：
新框架下以色列定居点的占领完全合法化，属于以色列的主权领土，过去承诺的交换94%以上巴勒斯坦土地（包含交换土地），又被打了七折，只归还不到70%，被归还的都是贫瘠土地，而水资源最丰富的约旦河河谷地区和死海主权，坚决一厘一毫都不给巴勒斯坦人分享；不允许巴勒斯坦拥有军事力量，只能保持治安警察，并且治安警察规模扩展必先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国未经以色列同意不得试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未经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司法机构也无权释放羁押的安全犯人，不得对以色列公民发起司法诉讼，以色列实质上拥有了治外法权。
（“两国方案”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特朗普方案”巴勒斯坦的领土）
新的“和平计划”完全背离了《奥斯陆协议》精神，巴勒斯坦人可以享受的土地和权力再次大打折扣，实质上把巴勒斯坦国矮化为一个全面接受以色列控制的地方自治政府。这说明，以色列强硬派的路数是：不断抛弃自己的承诺，以不断扩张损害的事实，来不断压低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的底线。这叫什么国内一些人口中所谓的一切问题责任在巴方，这叫什么都是巴勒斯坦人没有何谈诚意？
就像日本人今天勒索中国东三省，明天又要华北自治，后天要解除中国人所有武装，最后反诬中国人没有和谈的诚意，这种和平协议能接受吗？以色列强硬派的贪婪，已使得巴勒斯坦人认为走和解道路的巴解组织，无法保卫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转而支持哈马斯，这种转变难道不是以色列强硬派难辞其咎吗？
几点结论探讨：巴以何谈不断走向失败，谁的责任最大？
第一，关于巴以几次关键性和平磋商，哈马斯均不是参与方，况且哈马斯主要活动在只占巴勒斯坦实际控制面积的不足七分之一的加沙地带，它只能干扰、牵制部分协议的落实，而无法发挥关键作用，几次和平条约不能落实下来，更大责任在于以色列强硬派。
如果总结历次阿以、巴以会谈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核心就是以色列退出占领土地，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准许巴勒斯坦建国。但是，正像殷罡教授在过去研究中所说的，巴以之间地位和权利具有极大不对等性（《从戴维营到奥斯陆——巴以谈判困境的形成与出路》，《西亚非洲》，1998年4月号），巴方完全是被动方、等待施舍的一方，以方完全掌握主动权、赐予的一方，所以和平协议是否得到执行，主要取决于以色列态度。
因此，历次和平协议最终失败，纵然有巴方的责任，但主要是以色列国内强硬派故意推诿破坏的结果，以色列强硬派主导的征服从不去认真执行条约义务，并且反复在关键条款上打折扣，这是造成几十年来巴以一直在和谈，但是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的主要原因。
把巴以冲突不能实现归咎为恐怖暴力，纵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像日本不能因为中国东北反日武装的存在，就不愿意取消“满洲自治”，只不过是为不愿意归还领土找借口罢了。实质上只要以色列强硬派一天不归还西岸土地，一天不落实两国方案，不认真严肃面对巴勒斯坦国成立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不满就一日不会消停。
第二，也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一直承认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建国权，是阿拉伯世界（乃至包含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不承认以色列存在合法性，所以以色列有权自卫，哪怕是滥杀无辜的“防卫过当”；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也是有必要的自卫之举，万一巴勒斯坦人建立起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怎么办？
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出，自从70年代戴维营会谈之后，阿拉伯世界就基本早已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纵然现在还有沙特等一些国家不与以色列建交，根本原因是以色列不尊重巴勒斯坦建国权，而不是说这些国家（很多都是亲美的）不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目前伊斯兰世界，真正不承认以色列存在合法性的只有伊朗，但是它与以色列中间隔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科技军事力量根本无法跟以色列相提并论。
所以，以色列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威胁，所谓的生存自卫早已经不存在，它只不过是成功塑造自己是个“受害者”、“善良无辜”的形象，正像米尔斯海默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分析的那样，这些都是以色列极强的海外宣传，成功包装“自卫”的话术，来行扩张之实。历史上任何一个贪婪民族的扩张，也都是在自卫、受害者的幌子下进行的。
(右侧的米尔斯海默和他的著作）

恐怖主义更与宗教无关，任何把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或阿拉伯都是刻板印象。历史上出现过韩国人的恐怖主义，犹太人的恐怖主义，出现了形形色色为了革命理想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强大根源是不公和掠夺，以色列强硬派拒绝归还土地，拒绝巴勒斯坦人建国，才是源源不断制造恐怖主义的温床。
第三，国内很多舆论都说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是哈马斯的人质，但是，包括西岸地区、加沙地带在内的全体巴勒斯坦人何尝又不是以色列强硬派的人质？以色列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掌握了他们的经济命脉，掌握了他们维持基本生存的水源、能源，然后用这种无处不在的控制，当做同阿拉伯世界及巴勒斯坦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对方如果做些让步，以色列就把套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枷锁松一点，对方如果强硬一些，则又要收紧枷锁。因此，以色列强硬派们又何尝尊重他们？在他们眼中，巴勒斯坦人的命又何尝是命呢？以色列强硬派是要从他们身上榨光最后一分剩余价值，来实现“大以色列”梦想罢了。
第四，的确哈马斯不想要和平，因为乱对他们有利。以色列强硬派也是如此，他们在和平与巨大战争利益所获之间，宁可牺牲和平，因为要了和平，多数利益就要丧失。哪怕是让老百姓承受一些暴力恐怖，每年死上几十个人，但是在他们眼中这个牺牲“回报率”非常高，可以维持对西岸土地的占领，可以每年继续安置一两万移民，所以以色列强硬派们也不想着要实现真正和平。
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是一个东西方犹太移民组成的大杂烩，建国一代犹太人及其后裔，仅占全部人口六分之一左右，为何让源源不断的新移民凝聚起来，也为了安置这些移民，以色列也需要战争，需要冲突。正像罗马内部的团结，是依靠不断扩张维持的，当全欧洲的土地都被罗马征服的时候，罗马也就走向分裂和内斗了（蒙古帝国也是如此）。
此外，以色列也只有在不断地地缘冲突中，才能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支持，才能增加它的地缘政治价值，才能维持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减少西方对犹太人的敌意和担忧。当中东完全和平的时候，只有两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以色列，那就沦为该地区的普通一分子，地缘重要性远远不如埃及、沙特这些大国了；当中东完全和平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可能又要流行“犹太威胁论”了。
某种程度上讲，以色列这个由精明人群组成的国家，需要适度的、自己可以掌控的冲突。这个国家就是在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旦停止冲突，它可能无所适从，最后走向毁灭。
第五，我们又可以悲观地讲，巴以和平进程永远走不完，是两个没有经过现代性转型的闪族宗教人群的螺旋式缠斗，双方都不愿意休止的，这两种极端主义形成了一种相互寄存的土壤，看似势不两立，其实是谁也离不开谁。
最后，笔者最近写了很多讨论巴以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因为对某个民族有仇恨情绪，而是认为知识阶层应该呈现更多真相，以方便人们更清晰辨别是非。笔者也坚决反对因为一个民族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就否认这个民族生存合法性，否认这个民族的全部文明价值。我们应该对任何针对巴勒斯坦的或者以色列的种族主义言论，旗帜鲜明地说“不”！
笔者也非巴以问题专家，本文简单呈现巴以和平进程的来龙去脉，其中若有史实错误，以及推理偏颇，真诚希望殷罡教授及读者批评指正，也欢迎读者们补充其他事实。
笔者认为，社会上目前对巴以问题讨论很撕裂，但是应该是开放式的，而不是抱着一种老子对它最懂，其他人都反动派的态度。笔者期待有专业、基于完整事实的讨论。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对事实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就站在一个很高的道德段位，给人打棍子进行道德审判，这种讨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风气弥漫，只会带来极端主义、谎言和更大的撕裂。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