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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熊志
编辑|渡十娘 
一座城市的“成功学”,应该将重心放在留人,而不仅仅是抢人上。
撰文丨熊志
那些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二线城市(又或者叫“新一线城市”)过得还好吗?
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抛出这个问题,估计会收到很多否定的答案。以前都说一线城市太难,要逃离北上广深,现在二线城市似乎也跟着卷起来了,满是打工人的哀怨。
就连以安逸著称的成都,也正在失去了它的从容。比如,有位作者这样写道:
一周工作六天,凌晨继续加班,早高峰要等三趟地铁……成了普通打工人眼里成都更真切的形象。
继一线城市之后,新一线城市也正在失去性价比吗?
01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的卷,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人多。
当考公考编的人多了,进体制这条路,就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当一座城市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流入,流动人口和本地土著,外来毕业生和职场老人抢饭碗,这座城市想不卷都难。
这两年,很多人吐槽二线城市也难待,这并不是一种矫情或者错觉。事实上,在一线城市开始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二线城市已经成为吸纳新人的主战场,它们的人口流入速度,正在打败一线城市。
2022年,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历史性地集体负增长,合计减少约27.5万人。而长沙、杭州、合肥等二线城市,都实现了17万左右的增长。2021年的人口增长前三是成都、杭州和南昌。而在发达的长三角,六普到七普十年间,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杭州、苏州、合肥,然后才是上海。
▲杭州新城(图/冰川)
相较于抽象的数字,一线城漂的感受会更直观。没完没了的加班,遥不可及的房价,动辄掏空钱包的消费水平,它让大城市机会更多、更公平的优势,显得无比苍白。
为了寻求更舒适的活法,很多年轻人从一线逃到了二线。杭州官方人士曾透露,“杭州新引进的跨城流动人才中,有超过20%来自北京和上海”。
他们的降维生存想法,源于一种朴素的逻辑:有一线城市的能力和资源,去二线城市房价更低、节奏更慢,还怕生存不下去?
但现实似乎很扎心。一线到二线的流动,现在成为一种集体选择,这条降维生存路线,如今也变得拥挤不堪了。
“出逃”的年轻人忽然发现,二线城市的房价虽然更低,但好的工作机会也一样不容易找。
以成都为例,你知道成都最火的就业岗位是什么吗?销售。一份被引用多次的机构调查数据提到,“2020年4月,成都销售类职位的企业招聘需求超过一线城市,跃居各重点城市之首”。
不是因为销售岗位工资高、吸引人,而是因为它的门槛很低,可以容纳更多找不到好工作的年轻人。
对一些“大厂”而言,将研发、运营等核心岗位放在一线城市,将销售、客服等劳动密集的岗位放在成都,低价招揽性价比的人才,可以节省更多成本。
于是,“在最贵的写字楼,打最猛的推销电话”,成了很多“蓉漂”的工作状态。
二线城市带来的内卷感受,还会因为滤镜被打破而放大。
大家去一线城市,通常会说是去打拼,但像成都、杭州、西安这样的城市,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美景,总给人以惬意、休闲的感受。而当它给不了松弛的状态时,打工人的倦怠、内耗感,往往会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加强。
02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扎堆往二线城市跑?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滤镜太强大了。
二线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主要还是来自三四线中小城市。相较于中小城市,二线城市虽然也卷,但毕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更高的个人发展上限。
到2021年末,全国城市数量达691个,一二线城市数量不到零头。尽管一二线城市的能见度更高,但中国人口的基本盘还是在中小城市,在下沉市场,而非一二线城市或者五环内。
当很多人带着一线城市的资源,去二线城市降维谋发展时,更多的流动人口,是在背井离乡,从小城市跨越到大城市讨生活。
以成都为例,网上很多年轻人吐槽成都卷,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要低于佛山、东莞等地级市。三四千元的工作,一堆人投简历,研究生的学历,还得被企业HR一顿强势地PUA。
▲成都太古里(图/图虫创意)
但你想想,如果回到小城市,那些学历贬值的年轻人,又能够干些什么工作?
成都背后的四川,常住人口8000多万,2022年有超10个市州的GDP在2000亿元以下。
出身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如果想外出闯荡,但又有离家就近就业的诉求,那么除了成都,几乎别无他选,省会城市已经是最后的退路了。
七普数据显示,成都的流动人口为845.96万人,其中跨省流入人口为149.36万人,而省内流动人口为696.60万人。
一线城市虹吸全国,二线城市虹吸全省。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相当突出,因为在强省会的格局下,基本上是一城独大,省会城市承接了海量低线城市就业者的致富梦。
所以在广大二线城市,才会出现一种矛盾的景观:在舒适、安逸的滤镜被打破后,一边是大量打工人喊难,一边是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形成一种“围城”状态。
03
二线城市尽管保持着强大的人口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选择单一的结果——既然一线城市待不下去,那么不去省会,还能去哪里呢?
在大城市扎根,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宿命。事实上,哪怕二线城市比一线压力更小,绝大多数打工人,不过是将它当成挣钱的中转站罢了。面对高房价和子女教育问题,最终他们还是要回到家乡,回到小城市。
或者,至少把买房这件最重要的事儿,放在小城市。
七普数据显示,杭州的人口平均年龄是38.77岁,而外地人占大半的东莞更夸张,平均年龄只有33.4岁,超过这个岁数就要拖后腿了。
为什么如此年轻化?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这些城市的平均年龄,还是被外来年轻人拉平均了,同时,还有很多打拼者最后回到了故乡。
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进来,可能会让一些城市管理者感到无比乐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口流入的速度,抢人大战的成绩,是被当成政绩来宣传的。
这种想法不算错,但很容易忽视人口流入的真实动因。
就像前面说的,一个四川县城的人去成都打工,或者一个河南地市的人去郑州就业,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一定是这座城市有多好,更可能是相对于困守在故乡,这座城市提供的机会至少不那么坏。
图/冰川
所以,认为人口增长速度领先,就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成功,那可能是过于肤浅了。这背后,也反映了一城独大之下年轻人选择面的狭窄。它是一种抢人竞争优势,但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发展局限。
如果卷成为常态,寄托着安逸和奋斗双重想象的二线城市,迟早会进入折叠状态,难免会有耗光打工人耐心的一天。
因此,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二线城市被贴上新一线城市的标签,当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被反复炒作营销时,它的“新”,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
年轻人多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新一线城市营造的宜居形象,只是一种互联网式的想象,那么被戳破只是时间问题。
一座城市的“成功学”,应该将重心放在留人,而不仅仅是抢人上。而做好产业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同时让房价更友好,让配套更完善,让营商和法治环境更健全,才是留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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