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法医廖小刀。
他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冷知识，如果一座桥上人所能触碰的位置，缠满铁丝网，无论风景再美，也请注意靠边站站——任何异样都是有原因的，这说明，常有人从这座桥上跳下去。
他给我列举国外著名的几座桥，我在这就不赘述了，因为小刀说了，自杀方式会有模仿性。
想不开的人，近期身边接收到了什么信息，会非常影响他们的选择（自杀地点与方式）。
这也是小刀想要跟我们分享今天这个故事的原因。
故事讲述了一个绝望的普通人，离世之前，去了最想去的地方。
小刀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故事：遗憾与温暖。
我和他希望，这样的记录，能对世界产生好的影响。
2023年8月中旬，同事到办公室找我，让我看看以前一个失踪人口有没有比中。
我点开全国DNA数据库，告诉他没有。
案子是2013年的案子了，失踪的是个67岁的老人，和家人吵架后离开，他儿子报的警。
案发前，儿子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爱死哪去死哪去。父亲则马上穿好人字拖鞋，提包出门，临走前告诉所有人：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从此老人再没回家。
同事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老人的儿子每次接到派出所回访，就会赶来派出所问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或许他以为我们回访就是案件有进展吧。”
同事也很无奈，甚至对这个儿子有些愧疚，因为案件进度一直停滞着。
“他应该很挂住（挂念）自己的老豆（老爸）。”
我本以为这桩失踪案会一直这样停滞着。
直到两个月过去，我正准备睡觉的时候，枕头边的电话铃响了。
是队长打过来的电话，他一般不会这个点打电话给我们。我以为又有大案子，今年过去大半年，辖区命案加起来还没有两位数，我都快忘记上一次出命案现场是什么时候了。
电话接通，却是让我第二天去开一个会。
“明早八点，九楼，大队长办公室，局长要来。”
第二天，我在大队长办公室看到了一样提前到达的大案队民警老潘。刚坐下，情报队的小赵也推开门坐了下来，显然他和我一样，对今天会议内容完全不知晓。
老潘应该是知道些什么，但是我转头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等会儿开会就知道了。
教导员开口说了会议的主题：查找历年失踪人口。
总共有12个失踪人口，都是失联多年，毫无线索的情况。我们在场3人成立专案组，老潘联系各个办案单位协助，小赵提供情报资源，我负责尸体和DNA的线索。
局长在走之前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月底前必须见到成绩。”
12个档案，有的厚，有的薄。
这些案子大多是经过派出所多年跟进，但毫无线索的失踪案，全是所谓的硬骨头。
“之前都没有人和我对接过这些案子啊。”我看着面前的一堆档案满是无奈。
这档案不只是纸，每一份，它都代表着一个人：有和母亲吵架后离家的女孩，有嚷着要回娘家的妻子，也有完全没任何征兆，突然决定不去公司的上班族。
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理由就失踪了，再也不让人找到，像水消失在水中。
以往的查找，同事们都是按照找逃犯的思路，去查失踪人员的电话，还有现场的视频。
如果我们也按这样的方式来，只会毫无进展。
现在唯有用技术的角度去发现问题，才有可能将其解决——
既然找不到失踪者在现实中的生活痕迹，那就用相反的思路看看，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我们完全可以先试试，在全国范围的无名尸里，能否排查出这些可能已经遇难的失踪者。
但是动作必须快，本地的尸体黑市里，还有人以两万元一具的价格，售卖无名尸体。
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利，我们需要从这些失踪人口中挑选出一个，先用从“无名尸堆”里找人的方法试试。那天，我在12份档案面前一上午，最终指着其中一个档案，提议如果下午没其他安排，不妨去这个案子的家里走走。
因为这是个熟悉的案子。
他叫何树海，就是那位穿着人字拖，说要去环游世界的67岁老人。
何书海的家在村里，从镇上出发，穿过一个工业区就到了。
这些九十年代建好的单家独户，巷道都格外狭窄，只能单向通行小汽车。如今本地人有钱了，几乎每家都有了汽车，只能停得越来越远，把村口篮球场周边都停满了。
何家是一个三层楼的住宅，贴着瓷砖，围墙高，院子小。
开门的是何书海的儿子，他叫何满添，已经五十岁了，如今已算是村里最后一批没有搬走的原住民，更年轻的小辈们，都搬去了镇上的小区。
等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何满添叹了一口气。
一晃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楚记得父亲何树海离家那天的事情。
2013年8月30日晚饭后，他就是坐在一楼客厅今天这个位置，正在看电视。父亲从房间出来，走到厨房里翻冰箱，翻了好一会儿，直到冰箱发出提醒音都还没翻完。
母亲走过去问他，到底找什么。
父亲说，饺子不见了。
“哪还有饺子，前两天不是你自己吃掉了吗？要找什么又不和我说，弄得乱七八糟的，还要我来收拾。”母亲嘀咕着将冻品放回原位。
父亲坚持说前两天没有吃完，还剩了十来个。但冰箱里确实没有饺子。
母亲又絮絮叨叨地说父亲糖尿病，就不能吃那么多面食。父亲很生气，大声地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都快死了，还不能多吃两口？”
母亲也大声地反驳父亲，两人声音越来越大。
何满添看到父亲拿着塑料凳像要动手，就过去将父亲推开，让对方有话好好说。
“你还推我，我连你都打。”父亲拿了菜刀，但最后只是对着冰箱胡乱砍了几下，将刀丢地上，说整个家里没人关心他，他要搬出去住，要环游世界。
父亲说：“我死也不回家了。”
何满添拉开母亲，对着父亲吼道：“爱死哪里死哪里！”
话出口他就后悔了，10年过去，他担心父亲真死在了一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里。
何满添口中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广，年轻时经过商办过厂，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
虽然在外人面前要强，但对妻子很温和，以至于那次争执中会拿起刀，儿子整个人都是懵的。
何满添现在回想，不是自己抄起凳子，父亲的刀也未必落下来，毕竟以往家里一团和气。
“早年他不是这样的，还是因为病痛的缘故。”何满添告诉我们。
那几年他父亲动过好几次手术，2005年因膝盖问题做了关节手术，09年发现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做了手术，也是那时候发现有糖尿病，开始需要每天吃降糖药。
13年，也就是失踪半年前，他父亲诊断出有直肠癌，又做了直肠癌手术，最后身体越差，脾气才变得越坏，最后一次爆发争吵的时候，医院已经确认他父亲的癌症转移到肺了。
何满添告诉我们，父亲离家前，他犹豫过，服软的话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想着父亲也许真的只是任性一把，在生命的最后潇洒几天，然后就会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下来，失踪案最初对于法医来说，只是一个卷宗。
当我为了破案走进这些家庭，我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卷宗里的名字，而是一个父亲的样子和一个儿子的心碎。
何满添说，小时候父亲外出回来，总是不忘带点小玩意儿给自己。
后来自己没读完高中就出来跟人学做菜，这在父亲看来就是不成器，但这份爱并没有消失，老人只是将它转移到了还在读书的孙子的身上，像过去给儿子买玩具一样，偷偷给钱让孙子去买喜欢的手办。
“他其实是个顾家的人，他肯定舍不得自己的孙子。”何满添斩钉截铁地说，这也是那天他会让父亲走的原因之一。他一直为那天自己的不挽留惋惜。
失踪者的家属往往这样，将某一天发生的意外，怪罪自己一辈子。
我们交谈的声音吵醒了在午休的何家老太太，她已经年过七十，头发几乎完全银白色，脸上满是皱纹，从行走的情况看，腿脚已经不大灵便。
她从房间出来之后，就坐在一旁，在我们交谈期间，一直默默地听着儿子说话，并没有插嘴。
何满添表示，母亲听普通话吃力，父亲走后的这些年，没人陪着说话，她的话也越来越少。
而关于父亲的失踪，他也认可我们的想法：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
因为父亲离家十三天之后，寄回来了一封挂号信。
里面是他父亲的遗书，同时寄回来的还有他自己的身份证。听到我们说到这里，老太太起身，何满添赶紧去搀扶了一把，老太太很快从神台的抽屉里翻出了那封信。
我接过信，信封上有些陈旧的印渍，边缘也有些毛边，但信封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打开信封，里面是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信纸只有两页，上面印有日期，应该就是酒店房间的信纸，上面是何树海分别写给儿子何满添以及老婆的话。书信的字迹并不整齐，也有不少错别字，不少话语也是重重复复。
但这封信一定是个重要线索，因为全国的无名尸太多了，从中寻找何书海很难，必须要一步步缩小他可能出现的位置，再联系当地，看看有没机会找到。
比如这封信是从杭州寄来的，就帮我们大大缩小了搜索的范围。
可打开信一看，我们发现，案件接下来的推进，不一定会有料想的那样轻松——
何书海说：“我会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我将信中的关键信息提取了部分，可惜信里的内容，就像在给我们寻回的工作发出“挑战。”
何书海给妻子的嘱咐：
“当你收到信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要说给人知，就说我到外地工作，不给人知才可以收退休金，明年如果要报名，你就说我在外地，看能不能混过关。”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都是受累受痛，吃不完的药。”
“我会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能找个山洞，不要把我死了的事情告诉阿豪，包括我弟弟何树光也不能说。”
“我还汇了一笔款给你，那是我留给孙子阿豪的，你们不要动，开个账户给他，等他读完书了再把钱给他，另外那几间老屋子的租金也是留给阿豪的，以后都放那个账户里。”
两封信，写到最后，本来一行一行整齐的字迹，也开始显得凌乱，他反复地强调钱是给孙子的，强调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死了才好多收退休金，总计一万多元。
何满添说，父亲离家时，身上是带了电话，但是他没有选择打电话，一生要强的他，在电话里也不可能说出这些话。老太太也嘟囔着说，他们两个打电话只会吵起来。
一个号称要去周游世界，潇洒过完最后日子的老人，临死前想的还是自己家人和孙子。
我把信交给同事拍照，又端起水杯喝了大半杯茶水，心中终于平静了些。
我们与何满添告别的时候，他说自己也知道父亲肯定走了，也理解我们工作不好做。
毕竟当初父亲就说过要在所有人都找不到地方死去，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把父亲的尸体找回来。
何满添对父亲的选择也很无奈，虽然父亲反复在信中提到不要告诉别人，能多领退休金。但他还是马上就报了警。“我又不差那几个月的退休金，总不能他死外头都不找一下吧。”
十年过去，他接受了父亲的死亡，但接受不了父亲曝尸野外，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和同事对着这样一份信做起了分析。
信是9月底寄来的。
我们派出所同月接到报案，查找后发现，失踪者离家后一路北上，先到长沙待了两天，然后抵达杭州，住宿记录是上城区的一家酒店，这一片应该就是他最后呆的地方。
因为随信寄回的，还有何书海自己的身份证，也就是说他打定主意再也不坐飞机，搭火车去别处，也再也不需要去其他酒店住宿。
当时我们的派出所联系过杭州警方，发过协查函，但没发现类似特征的尸体和身份不明人员。
现在看来，如果只是查找上城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显然不够。
因为杭州这个城市有着西湖和钱塘江，这样丰富的水网，尸体顺水漂到哪个地方都不奇怪。这种协查报告，每年局里也都会收到不少，十年前如果不是命案协查，甚至到不了我面前。
以此推想，十年前杭州的同行也未必看到过我们的协查。
明确了搜索范围是杭州以及当地水网后，我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采血针，给何满添以及何家老太太采了样本。
老太太有些疑惑，她奇怪我们为什么找老头子却要采她的样本。何满添倒是很爽快，他说反正听阿SIR的不就行了，人家是专业的。
这是因为十年过去了，我们手上已经没有了失踪者的dna。想要获取这个dna，去对照着找无名尸体，光靠儿子的样本是不够的，要知道，儿子身上还有一半dna来自母亲呢。
所以必须在子女dna样本上，排除母亲的，才能准确得到父亲的。
最后离别时，老太太缓缓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然后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转头看向何满添。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我妈是问你能不能找得回来。”
我沉默了一下，虽然很想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却只能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查找，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从巷子往外走到巷口停车位时，我回头望了一眼，老太太还站在门外，看着我们。
在这十年，她会不会也总是这样站在门口，期望着自己的丈夫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十年时间，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长短，在何满添的记忆里，父亲的争吵和离家仿佛昨天。
而我在这十年里，似乎一直都在原地打转，在同一个单位，干着和十年前同样的法医工作。
只是我的工作重心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十年前，那时候辖区一年的命案能够近百宗，暴力抢劫，飞车抢夺，几乎天天都有。
翻开2013年9月的受理表，就在何树满失踪的那个星期，我就勘查了两个命案现场，收了7个抢劫，2个强奸，63个盗窃案。案子仿佛永远都做不完，凌晨出现场，上午去殡仪馆，下午就是检验物证，晚上整理完物证检验结果，只想倒头就睡。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在深夜被唤醒，所以每一个晚上的睡眠都是无比珍贵的。
桌上待检验的档案也越来越厚，办案队催哪个案件的结果，我就把哪个案件挪到前面来，最终办公室是档案摞成山，只见档案不见人。
所以对一个毫不显眼的失踪案，我根本来不及花太多精力，如果不是这次专项行动，我甚至不记得有这个案子曾在办公桌上出现过。
也许在派出所，在办案队，同样被命案，抢劫，盗窃搞得团团转的民警，也是如我一样。
大家都在忙自以为更重要的事情。
但对于报案人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他们的亲人和家庭，而不只是一份档案。
十年过去，不管是社会网格化治理情况，还是街头的摄像头都在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治安形势确确实实在不断地变好。
从街边摩托车锁车的情况就能反映出来。十年前所有摩托车都会在车轮上加一个U型锁，而现在大家都是拔钥匙就走。
命案终于从近百宗变成了不到十宗。
我们也终于有精力和警力去投入到以前没关注的地方了。就如同这次寻找12个失踪者的专项行动里，队长最后告诉我们的话：“现在大要案少了，这种失踪人口的案子，早就该做了，我们不过是在还历史欠账。
就当这些失踪人口是命案逃犯，我们逃犯都能抓到，失踪人口有什么理由找不到？”
我们三人的专案小组，很快就在“还债”这件事上有了进展。
分析出何书海的dna的之前，我们从他寄回来的那封信上，可以很清晰看到寄信地址。
杭州市望江路，那是西湖边上的一条路，往西可以通往西湖边，往东可以去到钱塘江边。我们从联网信息中确认，这里就是何书海最后出现的地方。
我联系了杭州的同行，让他帮忙查查寄信的时间段里，杭州还有周边地市的无名尸信息，尤其看有没有死在山上的。
老宋答应得很爽快，不过他告诉我要等等，毕竟得一宗一宗翻，十年时间，隔得太久了，
“不过你放心，那时候我们所有无名尸都解剖的，全部都做了DNA，你先试着对一下吧。”
两个血样的DNA检验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按照标准的流程，从开始试验到出DNA分析结果，不超过八个小时。
我刚工作那会儿，DNA系统还是只能本地比对，没有全国联网，但是现在全国公安系统的数据库都已经升级好几次了。而比对数据的方法，也在愈发完善。
如果只有配偶和子女样本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调出几万具无名尸的数据。
但明确了在杭州，考虑到失踪者没身份证乘坐远程交通工具，那么比对的范围就可以限定在浙江，再结合2013年，无名男尸这样的筛选条件逐步筛查。
就这样，几万条数据变成了几千条，最后越来越少，就只剩下两条数据最相似了。
我赶紧打电话给同行，让他先不要大面积查档案，先帮我核实数据最相似，基因信息最符合亲缘的这两条。老宋很快回复了我，其中一具男尸明显年纪对不上，而且当年已经有家属辨认并检验过，确认了尸源。
另外一具尸体是在9月10号杭州钱塘江大桥下的滩涂上发现的，穿黑色短袖上衣和中裤，光足，头发花白，尸体已经高度腐败，面目无法辨认。
死者双肩各挂着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江边随处可见的石头，两个布包用单股电线相连，环绕身体一周，捆绑很宽松，打结位置和方式自己能够形成。
身上没有身份证件，照片里可以看到腹部有手术疤痕，左手腕上还戴着手表，右边裤袋里有一个眼镜盒，里面装了幅老花镜。
“推断死亡时间不超过五天，死因是溺水死亡，排除暴力谋害，考虑自杀的可能性较大。”这就是当时检验法医给出的意见。
至于死者的DNA，老宋告诉我那是杭州市局支队实验室检验的，当年老宋他们分局实验室还没有建好，所有的检材都是送到市局检验。
从老宋那里要了实验室主任的电话，很快联系上了市局的DNA实验室。
在翻查了之后，他们回复我说，检材已经用完了，没法复核，不过当年还检验了Y家系数据（一种可用来追踪男性在遗传学上的传承关系的技术）。
看着发过来的Y家系DNA数据，我很肯定地说，是这个没错了，除了各种遗传数据一致，在其中一个DNA位点上面，死者和何满添，还都有着一个极其罕见的变异信息。
这个变异信息，在人群中就是万中无一，在配偶子女与死者符合亲缘的前提下，又有这样一个父子相同的家系遗传信息，就可以确定，两者肯定是父子关系。
这是从基因，从血脉上独一无二的传承，是即便死亡也无法抹去的纽带。
一切都顺利成章，仿佛一切都唾手可得，但从我们查阅卷宗，到调查访问取到家属样本，在检验比对入库，单就这一个案子，我就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十年前，你要告诉我，能有三天宽裕的时间去比对查找一个失踪人口，我会认为绝无可能。
十年过去，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让老潘把这个结果汇报给了局里，随后就带着杭州发过来的尸体身上遗物照片，联系何满添让他到派出所去辨认。
我担心自己带着照片上门，万一被老太太看到，她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刺激。
我和老潘到派出所的时候，何满添已经在派出所的大厅等着我们了。
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他听完我的描述，又看着我手机上的那两张手表和眼镜照片，反复放大缩小，看了几遍。
最后点点头，说那应该就是他的父亲。
他记得手表的牌子，那是自己儿子阿豪，在爷爷过60大寿，花光了零花钱买的生日礼物，虽然并不是啥名表，但老人很喜欢，常年戴在手上，从来不会取下来。
也许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就是戴着这个手表，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书，直到死去。这大约也是老人到最后，都一直强调要把钱留给孙子的原因之一。
那是他最疼爱的孙子也爱他的证据。
至于眼镜盒印着的就是镇上眼镜行的招牌，何满添告诉我，2008年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给父亲配了一幅散光老花眼镜。
起初父亲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也不大愿意带眼睛，但后来看电视、打牌都得戴着眼镜才行，慢慢也就习惯了随身携带眼镜。
何满添问我，现在怎么办，骨灰还找不找得到。
我告诉他，虽然按照常理推测，尸体应该已经被火化了，但骨灰能不能找到，还得去当地派出所联系殡仪馆，找找看是否保存完好。
而我们会把DNA比对通知和检验报告复印件给他一份，再帮他联系好杭州那边的派出所办案人员。照片里的手表和眼镜，现在还在杭州那边，这些遗物是否取回，就看他自己意愿。
交代完这些，我和同事就送对方离开了派出所。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对方，大概他也并不需要我的安慰。回局里的路上，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好的结局还是一个悲伤的结果。
没有谁给我答案。
正如当年老人负气离家，直到死亡前的全过程，我们也只能基于事实还原一部分。
最开始，他或许真的想周游世界，这是他仅剩的生命里，最后一点憧憬，想吃就吃，想去哪就去哪。
只是到了杭州，拖着病躯，在人流穿梭不停的苏堤，老人反而更思念家人。
或许对他而言，杭州的西湖未必强过惠州的西湖，外地美食也未必强过村头大排档。
他在信里写过：“我反正都是一死，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玩，死早些算了。”
他在酒店里写下遗书，去邮局汇完身上最后一笔钱，把身份证和信都寄了回去。
带着从街边买的两个布包，打车到江边，选了个无人角落，花白头发的老人手脚并用地爬下了江滩。
在布包里面塞上河滩边的石头，又用电线把布包捆扎好，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沙石泥泞中，一步一步往江心走去，直到冰冷的江水漫过他的口鼻，直到一切本能的挣扎归于寂静。
他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西湖边的大江里。
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和家里人说对不起，更没有说舍不得他们，只是默默地汇了所有钱。
他还对儿子说狠话，要求一定按照自己说的来做，不用报警，多拿几个月的退休金给家里。
只有给老婆阿秀的那封信，才在最后写到“永别了。”
最后一个简单的“了”字，那个横折，他反复写了三次才写完整。
大家好，我是廖小刀。
10月27日，我再一次拨通了何满添的电话，他告诉我，几天前他和杭州警方一起，在殡仪馆找到了自己父亲的骨灰，最初在公安局的时候，就连杭州的法医都告诉他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尸体已经火化了十年。
但在杭州殡仪馆，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年，但那些仅有日期和编号的无名尸体，在火化后骨灰依然保存得很好。
老人的手表和眼镜盒也完好地躺在当地法医的物证室里，他准备把这两件东西和骨灰葬在一起。
他最后再三感谢我们的帮助，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却有些许的愧疚，如果当初我们能有再多点的人力，再花多点时间，或许在十年前，他们就能团聚。
这个事情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刑事案件，不需要诉讼宣判之后，才能讲出来给大家。过去给大家讲的命案很多都是十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案子。
而这个故事，我怕过几天我就忘记了，忘记现在内心翻腾的一个感慨——太遗憾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当事人家属是遗憾的。这家人在每一次分别时，明明心中不舍，但不管是儿子还是父亲，他们都把自己的不舍和爱藏在心里，不肯说出来。
也许多一次挽留，就能让团聚的时光更长，也许多解释一句，就能让矛盾化解。
只是他们都太过于吝啬说出自己心中的爱，我希望悲剧更少，希望大家记得，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爱。
而对于我这个法医，这也同样是遗憾的一桩案子。
我翻遍了档案室和物证室，发现当年同事只收到了一条何树海用过的毛巾，由于当初没有检验出DNA，也没有人再后续跟进这个事情，那条毛巾一直放在物证室的档案袋里。
如今毛巾已氧化得几乎已经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
如果不是社会治安变好，让我们有时间和信心开展这次专项行动，我根本不会知道物证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物证，当然也不会知道有个老人已经消失在人海整整十年。
但我不会放弃记录，提醒人们说出爱，躲开这种遗憾。
我也不会放弃对于失踪案的调查，目前这12起失踪案，已有5起被顺利解决，给了当事人家属一个交代。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处理这个专案的事项。
希望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孩子活在更好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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