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与杨沫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却叫马徐然。
看过电影《青春之歌》的人，肯定会记得林道静，还有那位天天钻研故纸堆的老古董余永泽，林道静看不上他，两人后来分手了。
这个余永泽的原型就是曾被季羡林称为高人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张中行，也是杨沫的前夫。
杨沫出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县，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哥哥杨成勋、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芳，杨成芳就是主演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白杨。
杨沫的母亲丁凤仪曾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杨沫的父亲杨震华，先后创办了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他通过办教育，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他把这些钱款用来搞经营，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办学，很快又赚了一大笔。
接下来，杨沫的父亲走了一个暴发户常走的老路，吃喝玩乐，肆意挥霍，在杨沫10岁的时候，这个富裕的家庭已经衰败了。
杨沫上初三时，她的父亲为躲债离开北京，逃之夭夭了。
杨家从此一落千丈，生活开始变得拮据。杨沫的母亲不甘心就这样过苦日子，她托人物色了一个有钱的主，打算把杨沫嫁过去，通过联姻改观杨家的处境。
但是，杨沫可不这么想，可面对强势的母亲，她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只好逃了。
那一年，杨沫17岁。
从家里跑出来的杨沫，身上没有几个钱，于是她找朋友帮忙介绍工作，因此认识了比自己大5岁的张中行。
此时的张中行，还是北大的学生，但是他有个在香河当小学校长的哥哥。
得知杨沫的境况后，张中行很爽快地答应帮忙，向他的校长哥哥推荐了杨沫，让她很顺利地成为香河小学的教员。

这位温情的学子，带给杨沫的关怀，令杨沫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两人互生情愫。
不久，杨沫就与张中行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
不幸的是，杨沫与张中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因病夭折。
杨沫的三妹杨成芳考上北平艺专后，来请这位有学问的“姐夫”给她取个艺名，张中行就从“白杨何萧萧”的句子中为她取名为“白杨”。
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与张中行分手。 
杨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的杨沫又回到了香河。没过多久，张中行收到香河小学刘某寄来的一封信，说杨沫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
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但是，杨沫仍旧偷偷与马建民通信。
1936年，杨沫与张中行断绝了关系，与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了。这一年，杨沫22岁，她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女儿）。
这个孩子的事情，马建民是否知情，是个迷。
与杨沫分开后，张中行曾一度怀疑人生，好在26岁之际，他认识了李芝銮。李芝銮与杨沫不同，她性格婉约，对张中行非常欣赏与信任。
上个世纪40年代，

张中行与妻女的合影。
张中行与李芝銮志同道合，婚后他们两人同甘共苦相依相伴了六十八年。
1958年，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说很快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一部剧情片，导演是崔嵬、陈怀皑，主演是谢芳，1959年上映。
杨沫因此一举成名，还被邀请到中南海作客。
影片上映后，许多人认为电影里的那个丑化人物余永泽就是张中行，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
对于这件事，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马波（作家老鬼）这样写道： “张中行学识渊博，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后来他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杨沫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关于杨沫，老鬼在《母亲与我》中说，母亲杨沫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自己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父亲打屁股时，她还指挥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而父亲动辄抽老鬼的耳光，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总是站在旁边指责他，“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老鬼还写过这样一些事情：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
“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
关于哥哥，老鬼说有一次饿极了，就偷吃了他哥哥储存的食物，哥哥却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老鬼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老鬼回忆说，哥哥有一次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

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
但哥哥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对他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在运动期间，这一家子可谓是闹翻了天：
杨沫与马建民也开始相互揭发，他们夫妻俩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都给抖落出来了，而且他们都很清楚，这样做会置对方于死地。
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老鬼也跟着干了一件大事情，趁父母不在家，他带同学抄了自己的家，绑了自己的亲人，把家中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收音机抄走，留下“不许报案！为了&&，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再来砸你们！”的恐吓，扬长而去。
就在这个时期，也有人找到张中行，向他调查杨沫的历史问题，他们希望他说坏话，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而张中行一句对杨沫不利的话都没有说过。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与男秘书暧昧不清的关系。“姐姐小胖（杨沫的小女儿马豁然）最先怀疑，说母亲找了一个面首”......
马建民去世4年后，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了。
杨沫的大女儿马徐然，在1974年的时候才知道张中行是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她已经快40岁了。
1978年，徐然跟随丈夫在贵州工作，第一次给北京的生父写信，张中行立刻给徐然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的父亲……” 
后来，徐然回忆起这封信的时候说：“真的很温馨。”
1980年，徐然调回北京市文联做编辑，和张中行多次见面，她还曾向张中行约过稿件。
1995年，杨沫去世，吴祖光给张中行打电话，问他参不参加追悼会，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徐然的来信，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与李芝銮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张静是医学教授，二女儿张文北大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三女儿张采北京农大毕业后在高校任教，小女儿张莹也是北大毕业从事了环保工作。
四个女儿都继承了父亲的性情，为人低调，不事张扬。
张中行的女儿们说，父亲从来不在她们面前提杨沫。
“很多人劝说他对杨沫作品中的描述去做个澄清，他的回答是‘那是小说，不是传记’。” 
父亲和杨沫有个叫徐然的女儿的事情，她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中行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
有人感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
张中行的二女儿张文回忆说，有一次，张中行一位同事的钱被偷了，那位同事非常难过，张中行得知后给了那位同事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我们两人都被偷了。
张中行曾说：“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2006年2月，在国外的徐然接到张中行去世消息的电话时，那边出现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徐然的声音在电话那边颤抖，她哭着说：“我还是想他的呀......我总对自己说来日方长......你能告诉我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回首过往，人生无常，走着走着就散了，走着走着就变了；缘分可遇不可求，命运可见不可猜。
岁月如流，所求如风，多少苦而不言，多少痛而不语；放眼望去，春树暮云，往事如钩耿耿于心，低首看路，一花一草，不言不语的人其实在念念不忘。
延伸阅读——马波（作家老鬼）的一段文字：
我的姐姐马徐然，跟我是同母异父，她的亲生父亲是晚年赫赫有名的张中行，但她浑然不知。
因为我父亲马建民对她非常疼爱，比对自己亲儿子好得多。直到她快40岁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张中行。
我从没感觉姐姐的血缘跟自己有什么不同。总觉得她跟哥哥一样，与自己有相同的父亲和相同的母亲。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父亲对她比对我和哥哥都好，从没见过父亲呵斥怒骂过她。感觉几个孩子中她最受宠爱，在家里享有小公主般的待遇，凛然不可侵犯。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与父亲有深深的隔膜，上初三了还遭父亲抽耳光，很少尝到父爱。我们家跟一般家庭不一样，父母都喜欢女孩，是重女轻男，女孩吃香。我和哥哥倍受冷遇。可是徐然姐却从不恃宠欺负我和哥哥。相反，总是替我们哥俩说好话。
只要她在家，父亲的暴戾脾气就会收敛许多，对我不再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我特愿意姐姐在家。好像她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让父亲变和蔼，不那么粗暴。姐姐是个美女。
当时我家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小学同学周正华家也住这里，她的父亲在国务院工作，她曾公开向班里多位女同学感叹：马波的姐姐特别特别漂亮！连连赞叹。
都快60年了，周正华说话的神情，她的羡慕和感慨还清楚记得。所以，自中学起，追求姐姐的男同学就络绎不绝。
据妈妈日记记载，姐姐上了师大女附中后，交了男友，比较注意穿衣打扮，妈妈知道后就给学校领导写信，说姐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对姐姐加强思想教育。
这让姐姐非常伤心，高中没毕业，就参军到华北军区文工团。才去一年却面临裁员。经好友栗铁军的父亲栗再温向内蒙古领导王再天推荐，姐姐又转到内蒙古歌舞团做舞蹈演员，这大约是1956年。
1959年，我12岁，姐姐22岁。记得某天我跟在姐姐身后，在西单的长安大戏院门前往东走，忘记去干什么。
姐姐是舞蹈演员，要练功。她穿着肥大的蓝绸子灯笼裤，体型窈窕，走路娉婷多姿，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宛若仙女一般。迎面而来的男人纷纷扭回头注视她，连一些女的也回头观看。姐姐挺胸昂头，旁若无人，风度高雅。
我非常自豪。姐真像众星中的月亮，美丽又娇媚。 
姐姐在家享有很高的地位，父亲待她彬彬有礼，倍加呵护，能跟她说很多不跟我和哥哥说的话。但姐对常受父亲冷脸的我和哥哥却很尊重，从不挟宠盛气凌人。
所以尽管父亲对她很偏爱，我对姐却没一点点嫉妒心。感觉她心地善良，经常替我们哥俩求情辩护。
有她在家，父亲的脾气就柔和许多，眼神也慈祥了许多，从没有当她的面对我动粗。可惜姐姐长年在外。每逢姐姐回家我都特高兴，因为父母也都喜气洋洋，如同家里来了贵客，即便我淘气了，父母也能容忍。姐成了自己的保护神。

印象最深的是她敢挺身而出率先为哥哥鸣冤叫屈。
运动初期，母亲害怕抄家和停发工资，偷偷把1000元钱放进瓦罐埋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几年后母亲恢复了组织生活，境遇好些了，让哥哥把钱挖出来，却发现1000元钱不翼而飞。
结果父母都怀疑是哥把这笔钱偷了，认为他品质恶劣，当即断绝了跟哥的来往，5年不跟他说一句话，哥生重病了也一点不管。
慑于父母的权威，全家人谁也不敢替哥说话，包括我，唯恐得罪父母，尤其是父亲，都怕他怕得要命。
唯有身在外地的徐然姐挺身而出，反驳父母对哥哥的指控——因为父母仅仅是怀疑，并没有哥哥偷钱的证据。
当时家里，除了哥哥还有另外一个大姐，还有保姆，很难确定钱就一定是哥哥偷的。由于成见，父母一口咬定是哥偷了钱，谁替哥说话，父亲就跟谁翻脸。姐最先站出来为哥鸣不平后，立刻遭到父母的严厉指责，并与她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不理她。可姐仍不屈服。
又过了几年，父母最终还是接受了姐的意见，与哥哥恢复来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姐的善良和正直。她大可以不管这闲事。替父母深恶痛绝的哥哥说话，她个人捞不到任何好处，除了惹父母生气，失去父母的宠爱和许多利益。
我那时年幼无知，总觉得姐姐喜欢打扮是资产阶级思想，臭美，所以，在家里从不主动跟姐来往。还觉得她受宠，我不受宠，对她热情有讨好巴结之嫌，她回家后，对她缺少热情，冷冷的，刻意保持距离。2010年以前，就从没有跟姐单独照个相。
可姐却多次主动帮我。
第一次，1970年，我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1团抓捕后给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父母还没解放，不敢管我的事。姐姐徐然看了我给父母的信后，非常同情，不断劝母亲找人，把我从火坑里解救出来。后来老妈接受了她们的意见，开始为我找北京军区的魏巍求助，无果。
姐又建议妈给王震写信。因为他曾是农垦部长，跟兵团有点关系，又是姐夫所在的铁道兵的司令。老妈就写信求助，却碰了个软钉子。后来，姐又提议找她同学周涛，请周涛老公的父亲北京军区副司令徐深吉帮忙。但我碰多个钉子碰伤了心，没让姐姐去找。
最后，老妈给国务院写信才发挥了作用。可这封信又是徐然姐亲自送到国务院西北门的收发室，过去姐从没告诉过我。前两年姐无意中提到了这件事，我才知道是姐姐把这封决定命运的信递交上去的。在我一生中最患难的时刻，姐姐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二次，我因为坚持写自己的下乡经历，被父母发现，反对我写。说我写的东西肯定是大毒草，我没听他们的话，继续写。结果父亲将我的手稿偷走。发现稿子丢失后，我写信向父母索要，言辞有些过激，父母大怒，声明跟我一刀两断。结果我在大同过了两年有家不能回的日子。父亲还不许家里别人跟我接触。
在那段非常孤独的日子里，只有身在贵州都匀的姐姐还跟我保持着一线书信联系。姐探亲回北京时，一有机会就劝说父母不要这样动不动就跟孩子断绝关系，让外人笑话。哥哥、姑姑在家里没地位，都不敢替我说话。只有姐敢这么劝说父母。那一段时间，姐姐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第三次，1979年与父亲政见不同。他组织全家人围攻批判我。导致我当众跟他顶撞，气得他大吼“滚蛋！”我立刻就滚了，不再进这个家门。差不多有3年，寒暑假我都住在北大32楼宿舍，姐夫介绍的文化部女翻译也吹了。
家人里，仍然只有姐不跟我划清界限，继续跟我来往。趁父亲高兴时，姐还提醒他孩子有错可以批评，但就因为观点看法不同把孩子赶出家门，让外人难于理解，一般父母没这么干的，也影响他们自己的形象。
第四次，我结婚时，经济非常拮据。姐姐又帮我说话，让妈妈资助了我一点钱。
当时，父亲跟我一点不接触，母亲也来往极少。我有什么话想跟母亲说都是通过姐传达。姐姐成了我跟母亲的联络员。在姐的旁敲侧击下，老妈给了我200元结婚用。用老妈的话说，这是破天荒的，家里哪个孩子结婚她都没管。我明白，这是姐姐替我说话，从中润滑疏通的结果。结婚时，利利的母亲很重视，很当回事。可我父母都没出面，姐只好代表父母看望了利利的母亲，一块吃了顿饭。
可惜，我没把姐姐帮我的事情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好多都忘记了。但这几件事已刻在脑海里，永远忘不了。
所以，姐姐不但外貌俊美，心肠也特善良。她虽是父母宠儿，掌上明珠，对不受待见的哥哥和我却十分同情，绝不垄断和独霸父母的好感，她经常劝父母待我们哥俩好一点，不要总对外人讲弟弟的坏话，让家里多一点亲情，正常一点。为此还被父亲斥责“不明是非，思想糊涂，耳根子软，没有立场”。
姐姐跟我很有共同语言。但是，母亲1995年12月去世后，我跟姐姐却产生了严重分歧。
老妈1989年秋和李叔叔结婚后，跟姐姐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有什么事首先要跟李叔叔商量，而过去都是首先跟姐姐商量。这样姐姐就感觉到了母亲的疏远，对李叔叔产生反感，认为他取代了本来属于姐姐的在母亲那里的位置。而李叔叔对我不错。所以，在对李叔叔的看法上，我与姐姐完全不同。她认为李叔叔不好，我认为李叔叔好。
接着，母亲的遗嘱说让把作品版权和10万元及一些遗物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和李叔叔力主无条件执行。姐姐却认为不如把母亲的钱捐给北京市文联，设立个文学基金。一些遗物可给湘阴县，那里是母亲的老家会更重视。这样，为老妈遗嘱问题也跟姐姐产生了尖锐分歧。
在李叔叔和姐姐的矛盾中，我完全站在了李叔叔的一方，姐姐跟李叔叔断交，我也跟姐不再来往。
从1995年到2010年一晃15年，我跟姐姐完全断交。只是三叔去世时见过一面，也没顾上说话。
杨沫一家

但渐渐地心里越来越怀念姐姐，闲暇，常回忆起她的点滴往事，煞是怅然......当父母跟哥哥断绝来往之时，她大胆为哥哥辩解；当父母把我赶出家门后，她又出面为我说情。这是姐姐最感人，最美好，最难忘的情义。
一想起来，鼻子就有些发酸。患难识人心，我两次成了有家难回的丧家之犬时，长年无家可归，只有姐姐给了我一缕亲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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