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靖赶路的中途，我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他刚在信阳考察完正在进行的项目，回到家中，很快又要启程前往碧山了。
十几年来，左靖一直过着这种近似“游牧”的生活，他在碧山、茅贡、景迈山、大南坡等地之间不断辗转着，进行乡村建设。对于左靖而言，游牧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在谈到人与乡村的关系时，他感慨道：“人不应该一辈子只活在城市，也不应该一辈子只活在乡村，在城乡之间游牧，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它代表着一种野性的、跟随内心的、充满生命力的生活。
左靖是最早投入到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人之一。2007年，他开始在皖南的乡村地区进行调研，邀请建筑师、电影人、设计师、作家等各个行业的人同他一起寻找乡村文化建设的可能性，最终将他的计划落地在了碧山。2011年举办的第一届“碧山丰年庆”，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彼时，左靖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构想是：“希望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回归乡村，动员和联结当地村民，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生活，并将试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避免农村被简化为旅游景点或被城镇化浪潮吞噬。”
“碧山计划”的成功，使左靖开始渐渐被人熟知。贵州茅贡、云南景迈山、浙江徐岙底、河南大南坡等地，接连向他发出了邀请。在这些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地貌特征完全不同的村落里日复一日地调研，左靖逐渐总结出乡村建设的“四个生产”，即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和关系生产，曾经的一些想法也随之更改。比如再次提到“回归”时，左靖给出的答案非常平和：“我并不是要年轻人一定回到乡村去，恰恰相反，我希望他们到城市里去，去开拓自己的视野，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我只是希望乡村可以有更好的就业环境、文化环境，让一些想要留在故土或陪伴家人的人，在乡村也可以活得很好。回到乡村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左靖和乡村”，不是成功者叙事的一个大命题。左靖并不回避那些让他跌倒过、感到挫败的经历。采访过程中，他几度提起当初因为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而在成本控制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自己对商业化的排斥而导致一些项目难以为继。
在聊到一些宏大的问题时，左靖总是摇摇头说自己并不想谈。但在他的讲述中，文化在乡村破土而出的力量感，开始凝聚成了具象的画面。左靖仍然记得第一次到大南坡时的感受，“整个村子灰蒙蒙的，没有外人会去关心它，也无法去想象未来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但现在，整个村子的精气神都不同了——村子里中断了40多年的怀梆剧团重新活跃了起来；校长每天为了孩子们美育的事情忙前忙后，常有全国各地的人邀请他和孩子们去分享经验。“每个人似乎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最近，左靖正在筹备新书《大南坡：共振村声》的出版工作。他别出心裁地决定，这一次腰封上没有任何名人的推荐词，而是把大南坡村民想说的话印在上面。目前收集工作还未完成，但左靖已经收到了许多淳朴的话语，村民赵小香说：“原来村子一穷二白，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村子继续发展下去，民宿、卫生都建设下去，半拉子工程继续干下去。”这是一个村民质朴的愿望，也是中国乡村变迁的微小缩影。
《新周刊》：在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之前，你已经有大学老师和策展人的双重身份了，为什么又决定去乡村做一番事业？
左靖：我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受上世纪80年代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的文化、艺术发展都很蓬勃，我对艺术类的东西一直很感兴趣，很早就开始写诗歌了。我虽然在安徽大学教书，教的是新闻传播系的课程，但一直在研究当代艺术，做了很多关于当代艺术、民间影像的策展。从2008年开始，我在北京798主持一个艺术中心，同时也在欧洲、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策划过各种展览去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做的事情也一直是比较非主流的。
2008年以后，整个艺术行业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觉得做策展这一行不太有意思了，有点成为了资本的傀儡，要想各种办法把作品卖出去。那几年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曾经的诗友都回到了乡村。应朋友之约去安徽黟县的时候，我在他们由老宅改造成的“猪栏酒吧”里住了几天，村子里精致古朴的徽派建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为我带来了一些启发，我想到乡村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
一开始我是抱着寻找新机会的想法在皖南的乡村做调研，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说法，完全是自发性的民间活动。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美浓黄蝶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们都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有影响的案例。后来在调研过程中，我有了很大的感触，我就在想：为什么北京、上海地区的人可以享受到很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乡村的文化土壤却如此贫瘠呢？所以我想把城市里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带到乡村，复兴村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甚至想将这些转化成一种生产力，尽可能地借助城市的文化力量使乡村发生改变。最初的想法还是很单纯的。
方所乡村书店内景。
《新周刊》 ：这些年来，你在碧山、茅贡、景迈山、大南坡等地都进行过乡村建设，可以谈谈这些地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吗？
左靖：对我们来说，在不同的村子推进工作时，流程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深入村子，挨家挨户做调研，全面了解村子的现状，然后围绕着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关系生产这四个方面来做后续的推进工作。
但如果从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的差异就太大了。比如东部、中原地区有很多空心村。虽然大家都在说东南地区的许多村子十分富裕，但它们的人口迁出量依然是非常大的。反倒是西南地区的村子，人口比较多，甚至有一些地方人口零流失。为什么很多西南地区的人都愿意留在当地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有自己的产业，比如景迈山有茶产业，村民们不用去外地打工，在村子里种茶、采茶、制茶，收入就非常可观。在采茶的季节，他们常常忙不过来，经常还会有一些缅甸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很有意思。其次，西南地区的村子，交通不如东部和中部方便，所以出一趟门还是不太容易的。这些年，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给人口的流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把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虹吸到大都市里去。比如，原先去趟北京太难了，干脆就不去了，现在三四个小时就到了，干吗不去呢？这样就会导致越贫穷的地方越空心化。
《新周刊》：你已经从事乡村建设十几年了，这途中你的想法有发生哪些改变吗？可以从你的视角来分享一下这些村庄的变化吗？
左靖：最大的改变是，曾经我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很排斥商业化。早些年我一直认为商业的掠夺式介入会给村子带来负面的作用。事实证明，没有商业、没有运营，一个村子的建设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包括大南坡在内，一开始就没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运营机制，再加上疫情、水灾，给大南坡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导致后续的发展举步维艰。直到前不久有一支非常热爱大南坡的专业运营团队主动来接手运营，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一些。现在想想，排斥商业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这让我们吃了很大的亏。
想要了解村庄的变化，村民们的精气神是最直观的答案。刚到大南坡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投来一些质疑或旁观的目光，因为完全不了解我们，他们不知道这群人来到村子里到底要干吗。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大南坡小学的校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他整个人特别意气风发，美育为大南坡小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他带着孩子们去成都、天津等很多地方做展览和交流，孩子们也得到了很多开阔视野的机会，常有城里的人跟我说“真羡慕大南坡的孩子们”。此外，我们也在努力为村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村子里的书店、工销社、艺术中心、民宿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有二三十个岗位。碧山工销社黄山店里的员工也全是村民，他们会布展、摄影，组织游学，参加市集，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从局部看，大南坡的文化氛围并不一定比北京、上海差，你在大南坡可以经常见到各地来的设计师、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他们与村民们进行交流，也带来了很多城市里面的信息，开拓了村民们的视野。
上世纪70年代，大南坡是个有名的富裕村，因为这里有煤矿资源。当年很多文艺演出都在大南坡的礼堂里举行，十里八乡的人都涌过来看。可以说，当时的大南坡村是方圆几十里村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后来因为环境污染和资源衰竭，大南坡的煤窑都关停了，大南坡从此经济一蹶不振，成为了省级深度贫困村。如今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让大南坡的公共文化活动再一次复兴，村民们有了盼头，有了自豪感和获得感，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南坡怀梆2021》唱片首发现场。
《新周刊》：有一些人认为乡村和艺术、文化的连接，只能成为实验试点般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左靖：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每个村子、每个村民，都应该享有和城市平等的文化、教育的权利。你能说哪个村子是不配讲文化的吗？不可能。去大南坡前，它只是个普通的村子，是我们和合作团队的工作、村民们的高度参与，才让大南坡变得不那么普通。城市里的很多人，希望能为乡村建设奉献一份力量，但往往没有路径。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家一起搭建这座桥梁—— “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 
 拿大南坡来说，它隶属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太厉害了，单就人才而言，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唐朝的韩愈、李商隐，北宋的郭熙，南宋的李唐，都是河内郡或怀州（今焦作）人。司马懿家族来自河内郡的温县，汉献帝刘协被贬到山阳（今焦作），死后也葬在那里，但这些史实很少有人知道。一提起焦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座资源枯竭型的煤矿城市”，然后一片空白。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深深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太丰厚了，只不过少有人会关心这些。事实上，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都值得去好好发掘，这也能增强地方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乡村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生态建设，等等，都很重要。但我认为文化建设一定是基础，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文化，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作者  高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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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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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罗   屿
本文首发新周刊642期《中国乡创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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