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3年6月26日直播“对话施一公”）
俞敏洪：大家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是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老师。我和施一公老师有点相像的地方，我们的身高都差不多，也都很瘦，体重都是68公斤左右，所以我们都属于筋骨型人才，但从学问上来说，我差施一公老师很远很远。俞敏洪：施一公老师这次带来了他的传记《自我突围》，写了他从小长大，追求学业，去到清华，出国留学又回国，而后又创办西湖大学的故事。在这本书中，能够读到一种对生命的热情，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人生不自觉发光发热的激情。可以说，在施一公老师团队的艰苦卓绝的共同努力下，赢得了包括政府、社会、民间、企业家、学者等各方面的支持，终于成就了西湖大学的今天。所以今天我们会和施一公老师聊聊他的成长历程、他的价值观，以及创建西湖大学的甜酸苦辣。俞敏洪：我看到你的祖籍是云南，但为什么你对河南有这么深的感情？施一公：我小时候在驻马店长大，也并不觉得自己是河南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的父母、亲戚、朋友都南腔北调的，他们讲江苏话、上海话，偶尔带云南口音，但河南话在我们家并不流行。到了清华以后，想来想去，我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河南，我在河南出生，在河南长大，怎么可能不是河南人呢？我出生在郑州，但跟驻马店感情特别深，因为从有记忆开始，我一直都是在驻马店长大。而且我不仅是河南人，我还是一个河南农民，我在农村生活过三四年。我确实觉得在河南农村那三四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一说“农民”这两个字，我的想象都是非常正面的。俞敏洪：我也常常说我是农民，在我心目中，当我说自己是农民的时候，内心其实饱含了一种骄傲，尽管当初创业的时候，徐小平、王强觉得我视野不够开阔，会开玩笑说“你就是一个农民”，但我不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 你当时跟随父母被下放到农村，住在破房子里，当时也叫“牛棚”，你童年在农村这四五年艰苦的日子，对你一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施一公：其实作为孩子来说，从来不觉得农村的日子艰苦。首先你没有比较，你长大的时候也没有跟城市的孩子比，也没有跟富家孩子比，你周围都是邻里乡亲和你玩的小朋友。我觉得我们家特别受照顾，我们是从郑州下放到驻马店的，还能有白面吃，但当时我邻居的小伙伴一日三餐基本都是红薯。俞敏洪：听说你还用馒头去换红薯，因为你很想吃红薯。施一公：对，我还挺想吃红薯的（笑）。孩子们总是快乐成长的，后面想一想，虽然农村条件很艰苦，但在农村的那几年，我觉得特别开心。那时候在驻马店，在小郭庄，就是蓝天白云，天天玩，河里玩、水里玩、岸上玩、庄稼地里玩，还偷吃豌豆角……所以提起来只会觉得那段生活特别美好，从来没觉得过苦。（1975年，与父母在驻马店合影。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我也有同感，回想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状态，确实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但又可以用精神丰富来形容，在山清水秀、蓝天白云之间，在一望无际的麦浪和稻花之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来也是美好的东西多于艰难的东西。当然这也是来自童年的印象，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父母亲们在那时候正在忍受什么样的艰苦生活。你在农村见天见地见万物的生活，对你后来的成长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施一公：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邻里乡亲的关系，邻居今天买了肉、烧了菜、包了饺子，他们有任何好吃的，一定会给邻居送一份，我觉得河南人这种骨子里的厚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我影响非常深。 后来我离开驻马店，来到郑州、北京，再到美国又回来，这一路走来，我也不止一次说过特别想念驻马店，我老觉得在驻马店这11年几乎是我对世界形成认识的11年。我在农村长大，多少了解一些耕作，甚至在驻马店的时候，遇到农民拉着架子车进城，我都会和他们聊两句，包括我小学的时候也有这种习惯，遇到我认为和我有联系的人，就会多聊几句，这是很有意思的感情沟通，甚至会下意识去做这些事情。
到了郑州以后，我一开始不适应，还是特别想念驻马店。分享个小故事，我现在的普通话还不错，但在当时其实不太行，因为驻马店在河南中南部，不分卷舌音，后来去了郑州的省实验中学，才发现郑州、新乡的人，卷舌音什么的都分得很清楚，就感觉他们说话比较洋气，我就比较土，所以有时候会情不自禁想起驻马店。
俞敏洪：当初尽管家里是南腔北调的环境，并不讲真正的河南话，但因为你从小在河南的环境长大，很自然就学会了河南话。你当时是不是也觉得，可能这辈子就在河南生活了？因为我们都没想到后面有伟大的改革开放。施一公：对，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段经历，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理解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我在书里写了一个小故事，1978年，整个驻马店镇来了一个老外，是一个新西兰游客，全镇轰动，当时驻马店小学承担了迎接老外的任务，我当时上四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是要出代表给老外献花的，还得是长得不错、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最后大家排着队，从里面选了四个，再从里面选两个，我进前四，最后被淘汰了，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讲理想，但在改革开放来临之前，我们真的没想太多，也从来不会去想将来会有什么机会，只觉得这辈子会和这片土地、这个城市绑在一起，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多是因为家庭的迁徙、社会的变迁，是改革开放创造了机会。
俞敏洪：我觉得你在河南的童年、少年经历，对你的个性有明显影响。就像你说的，谁家做了好东西，家家户户都要去分享，我小时候在家里也是如此，我妈妈要包馄饨，一定会计算好能分给每家一大碗的量，所以我们俩的个性里都有农村互相帮助的开放精神。现在的孩子从小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隔壁邻居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施一公：确实如此，现在有了手机、微信，反而更加封闭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少了，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住了半年都不知道对门是谁，邻居是谁。俞敏洪：所以也希望家长们留意，如果你们住在小区里，不太认识周围的人，就一定要想办法包个饺子、包个馄饨，请周围同龄的三五个家庭一起来吃饭、互相熟悉，这样孩子也有朋友，人生也不孤单。 你父母是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上了大学，即使你们去了农村，你父母的知识结构也都还在，我想问，你父母在你成长过程中对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施一公：我母亲主要是会每天关心、支持我，对孩子无私的爱。施一公：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老小，在家比较娇惯。但在当时，这种娇惯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从小到大，虽然母亲一直很关照我，希望我一切顺顺利利，但她还是会有比较理性地决策判断。我记得我决定回国的时候，问我母亲的意见，我母亲一方面很希望我回来，因为离她近，另一方面觉得我如果在美国，学术上的发展机会可能会更好，所以她当时很犹豫。我觉得她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在外面有一份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庭，所以我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很多事情都是我妈妈在做。（1972年，全家福，摄于驻马店镇照相馆 <后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大姐施玉芬、爸爸、妈妈；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哥哥施毅坚 、施一公、二姐施云楠>。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我爸爸特别忙，所以我和爸爸接触的时间特别少，但我爸爸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他总在外面忙碌，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帮人。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挺了不起的。说一个小画面，我在汝南县农村，农民们一般到了春节，才会给家里的老大做一件衣服，老大穿破了给老二穿。当时在村里，就我们家有缝纫机，所以那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年春节前后那十几天，我们家的缝纫机会彻夜响，因为我妈妈爸爸会一直用缝纫机给邻里乡亲做衣服，所以我每年春节都是在缝纫机啪嗒啪嗒的声音中入睡的。
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会时常回想起一些事情，我一直觉得我父亲没怎么管过家，对我的学习也几乎没过问过，但他对我又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有时候，与其说我是为父母学习，似乎更是想让父亲骄傲，为什么？因为我天天都能接触母亲，母亲会问我今天考了多少分，会给我鼓励，天天做饭、照顾我。但我不怎么能见到父亲，他也很少表扬我，所以父亲回来的时候，我总想表现表现，想让他表扬我，但我父亲总是轻描淡写，说你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我爸爸在外面做事的方式、习惯，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挫折也是上大学期间，我爸爸突然走掉，这难以接受，但也没办法。
俞敏洪：一个男人只有自己长大以后才会知道父亲是多么重要，在我们小时候往往和母亲最亲密，对爸爸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反抗情绪，因为爸爸要么会对自己更加苛刻，要么就会离自己比较远。施一公：从这个角度讲，我对母亲的感情一直很稳定。但小时候对父亲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越长大越觉得想要父亲表扬我，我记得我当时在河南省数学竞赛中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但他就是不怎么表扬我，轻描淡写，感觉二两牛肉就能把我打发了。俞敏洪：作为一个历经沧桑的男人，他其实知道你未来要面对的成就、困难，比你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就像一个已经爬上了珠峰的人，你告诉他我爬了三千米，他会觉得就那么一回事。现在老太太还在吗？俞敏洪：我跟你一样，也是先失去父亲。我父亲是1990年去世的，我母亲是2020年12月去世的。我发现你爷爷也是高寿。施一公：我爷爷今年即将112周岁了，老人很了不起，特别乐观。施一公：新冠疫情对他影响还挺大的，直到新冠疫情之前，他每天会出门溜达两小时拍拍照，因为这三年不能出门，他反应退步了很多。今年正月十五过了以后，我去上海看了他一次，我觉得他开始没认出来我，因为他耳朵不好使，我就在纸上写我的乳名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又看看我，眼角就开始流眼泪。我觉得我爷爷真不容易。俞敏洪：你爷爷也是老知识分子，还当过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是一个老革命。他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对你带来什么影响？你有没有把他当作榜样？施一公：我爷爷从小就是我的“榜样”，这个榜样加了引号，会有点虚，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很少会像我妈妈那样管我们、教我们，但我爸爸会很自豪地跟我们讲他父亲的事情、他母亲的事情，虽然他没见过他的亲生母亲。他会讲一些我们小时候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我小时候，爷爷奶奶都是我父亲给我们树立起来的榜样，但没有见过。我第一次见我爷爷是上了初中去上海见到的，但在我心目中，我爷爷在我成年之前是高不可攀的，他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的英雄模范，他不是你身边的普通人，直到我上了大学再去上海，后来到美国读书，他到美国去探亲、旅游，我们之间才逐渐拉近了距离。（2014年7月31日，施一公在上海华东医院看望103岁的爷爷。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施一公：对，他1996年以私人身份去美国旅游，85岁高龄，但走一天下来他都不觉得累。我回国的时候，唯一一个坚定不移支持我回国的是我爷爷，当然我回国是先做了决定再告诉大家的，大部分人都表示不理解，但我爷爷不一样，我跟爷爷打电话说我决定回国了，回清华，我爷爷不动声色，我以为他会表扬我或者说几句鼓励的话，结果他问我哪年拿到的博士学位，我说1995年，他说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施一公：对，他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不是早应该回来了吗？是这种感觉。俞敏洪：说明他早就希望你回来为国效力，他一辈子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和知识都用在了国家的发展上。施一公：确实如此，他算是他们这代人的一个代表、缩影。俞敏洪：我感觉你身上有一种对生命的热情，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你觉得这是天生个性上的，还是后天因为某种环境和激励所达成的？施一公：我觉得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最核心的东西在影响我，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善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你要问我这辈子有没有遗憾或者纠结，当然太多了，但确实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又会觉得今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有使不完的劲，总觉得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这些东西和情感都是在驻马店学会的，驻马店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有时候会有人问我，施一公你口口声声说是驻马店人，你为驻马店做了什么？我其实心里会很纠结，我会想我的父老乡亲、小时候的玩伴、发小、朋友基本还是在驻马店打拼、生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会“咯噔”一下，是啊，你在那里长大，你能为故乡做点什么呢？我就安慰我自己，也许我不能为驻马店做点什么，但我如果以驻马店人的身份出现，做点什么事情，最后也会间接地让驻马店人得到好处。这是我的一种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其实挺强大的。
俞敏洪：其实你为驻马店做了很多，驻马店在全国很闻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你，但因为驻马店出了一个施一公，大家会对驻马店有不同的认识。施一公：我其实有时候挺阿Q的，比如有一点小成绩了，我都会跟自己说，我最想让我驻马店的同学、朋友知道，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的原因，我说出来也不一定对。我在2001、2002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河南人被黑得很厉害，当时有一个打油诗，四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骗，河南人民总教练，开封郑州是前线，总部设在驻马店。我全占上了，我回驻马店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发小就调侃，说哎呦，一公回总部了。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调侃，但大众对于河南、驻马店的这种否定，让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所以从我回国受刺激开始，我就开始满世界宣传自己是河南人、是驻马店人。俞敏洪：20多年前，河南确实有一段时间，名声不是特别好。刚才有人说，因为施老师，瞬间对驻马店有了好感。施一公：如果大家去驻马店生活一段时间，会有好感的。其实二三十年前中国比较穷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形象也不太好，但你不能瞧不起我们自己，因为人没有贵贱贫富，大家是没有差别的。俞敏洪：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今天的河南已经跟20年前的河南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河南发展得很好，郑州已经变成了大都市，我也有很多朋友在郑州做很实在的生意。而且河南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夏商周三朝的国都基本都在河南，尽管西周是在西安那边，但东周也东迁到了河南这一带，所以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你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包括下放到河南等等，其实对你一生的影响蛮明显的，如果现在再做选择，一个是在城里安安心心长大，一个是保留你波折、多彩的生活，你愿意选择哪种？
施一公：对我来说，这个答案没有任何第二种可能，只有一种答案，我会选择更多彩的生活，幅度更宽一点，因为这是我生活的哲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美国西岸斯坦福、UCSF这样的学校曾经想邀请我过去做教授，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加利福尼亚是阳光、海滩、四季如春，但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任何吸引力，我是真的不想一直呆在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其实我在普林斯顿，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死，我在最炎热的时候想念冬天，到冬天冷的时候又会想念夏天，但这种春夏秋冬的迭代、演进，让我觉得生活有滋有味。 我觉得人这辈子，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行。所以，人既然只有一辈子，每一天都这样独特，我为什么不去更多的体验呢？这是我价值观、人生观很重要的一部分。
（1990年4月2日，家人在上海虹桥机场送施一公赴美留学。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这个价值观跟我比较相近，我是一个比较善于折腾的人，我发现你也是，你到清华本来可以连读硕博，结果你开始练习做生意，想自己赚钱，毕业的时候又特意提前一年毕业，想到深圳加入一个公司，后来没有加入成，又想办法到国外读书。你也不是去一个大学就一直读到底，先到爱荷华州立大学，过了半年发现有一个新机会，就又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又到餐厅打工、送外卖，毕业以后继续在美国工作。后来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终身教授，虽然不一定能变成富翁，但经济来源绝对很稳定。包括你在美国的时候，连手动挡都不知道怎么开的情况下，还开着车带着朋友横穿美国锻炼自己，这就是一种折腾。 2008年奥运会，你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希望，你希望回到中国，通过你的能力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发展起来，而当时你已经获得了世界生物领域很多奖项，我以为你要在普林斯顿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奋斗，但你选择放弃，回到清华建了生命科学研究院，后来又当了院长、副校长，原本你的仕途应该非常光明，结果你又突然辞职，开始像武训办学一样，到处募捐最后办了西湖大学。对你来说，仿佛不折腾的一生就是不光辉的一生。你的个性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折腾？是理想牵引还是激情牵引？
施一公：我成年以后或者是出国以后，世界观逐渐成型，价值观变得很恒定，到199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对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就已经基本确定了，那时我28岁。施一公：对，我30岁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但28岁以前还是折腾了好几年。到美国读博以前，自己还做了一家公司，我还到大都会面试过保险，差点成为大都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并不是说我非要去卖保险或者怎样，但很想去体验一下，想去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界，包括我在中国餐馆打工，是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挣钱，但并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就想看看，80年代这群非常了不起的学生是如何勤工俭学，能让身无分文的他们在美国生存下去，所以打工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一段经历。 2007年，我跟普林斯顿校方提了辞职，2008年正式回国，现在想想就是十五六年前而已，但这十五六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十五六年之前中国的研究水平是如何的。如果说是追求物质生活，的确无论从住房条件、工资待遇方方面面，从普林斯顿回到清华肯定有很大的落差，但人总是往高处走，什么是高处？就是你的价值实现，回国以后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
（1997年8月，施一公在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很多人认为高处就是官位升了，钱赚多了，社会地位高了，但人有两种“高处”，有更高的职位、社会地位、更多的钱、更好的房子，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另一种高处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这其实对你来说更加有吸引力，对不对？施一公：当然，我觉得最后人会如何选择，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和自己心里的想法走的。可能受我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的价值观里，知识、能力、科学探索赋予一个人的价值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我在书里也写了个小故事，2002年，我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正教授了，我买了一辆小红车，1.3升四缸发动机，开到120公里、130公里的时候会震，但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会飙到130公里。当我的小车超过那些大车的时候，我心里会很自豪，我心想你们的钱比我多，但我的车能开得比你们快。俞敏洪：你送外卖、被人抢劫、一辆小破车开得比豪车更快、滑雪差点搭了命……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种冒险精神？你觉得这种冒险精神跟你后来所做的事情有一种什么关系吗？施一公：可能有一点点关系，但没那么大。我确实滑冰摔了一跤，整个面部骨裂，滑雪摔得头部一个半月不能动，只能动15度，很疼。我确实胆子很大，喜欢挑战极限，但这和我从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回清华、从清华辞去副校长去西湖大学是不太一样的。运动是一种冒险和冲动，但这种大的人生选择，是理性的，而且是理念驱使的。 我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也和我夫人仁滨说，其实回国挺好的。她问我，你回国能干啥？我说可以去中学当英文老师，也挺好的。
施一公：影响学生也是很好的价值。当数学老师也可以，我数学还是有点功底的。如果中学看不上我，觉得我落伍了，我可以当个导游，带个团，我以前也做过，相当于重操旧业。实在不行，我可以买个车或者租个车，做个出租车司机，像我这样话痨的，跟客人聊聊天，一天开十几个小时肯定没问题。施一公：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内心觉得开心，就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跟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特别开心，他们对生活体会特别深，看问题看得特别准，他们跟你分享的人生感悟都很精彩。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觉得挣多少钱是成功，做多大官是成功，或者做学问做到多大才是成功，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开心去做就行。俞敏洪：我有个问题，一个折腾的人原则上不会太善于搞学问，我就很喜欢折腾，我的学问功底就很浅，但你搞生物学研究又搞得那么深，获得了那么多奖，还带出了那么多优秀弟子，这两个东西是有点矛盾的，一个是专注，一个是广泛，你是怎么做到的？施一公：我在清华将近十年，在西湖大学五六年，这十几年我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做学术之外的事情，但就像你说的，一心不可二用，怎么可能又做学术又做行政？我也挺纠结，恨不得变成两个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时间腾出来，所以我比较自律，每天睡觉也比较少。俞敏洪：我发现你的时间利用效率极高，你的行政工作或者其他活动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你的学术研究，即使现在西湖大学更需要占用你大量的时间，你依然保留着学术研究的空间，大家都想知道如何利用时间成就自我，你是一个典型的榜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施一公：我不知道世界上谁会觉得自己是时间利用大师，但我首先要坦白，我肯定不是，因为每天早上醒来，我觉得我能做十件事，但到了晚上睡觉前，总会有一丝郁闷，觉得我才做了三件，大部分都没有时间做，所以每天睡觉前都有点小遗憾，但第二天一醒又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达到内心的平衡，能够让自己觉得时间花得值。 我一般睡觉时间比较少，这也是我长期的习惯，以我白天不困为前提。但现在年纪大了，我白天得喝点咖啡提提神才行，否则按我现在的生活安排，也很难坚持下去。我睡眠不错，所以我平常晚上睡觉就五到六个小时，白天则像打仗一样，日程表上一天会有十几件事情，而且日程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不得不利用几乎所有的时间去处理。我其实也很贪玩，即便奔六了也还是很想玩，比如打扑克，但没时间玩。喜欢追剧，也没时间追剧，比如一个月前，我去新加坡开会，在飞机上看了半集《风起陇西》，我觉得很好看，至少第一集的开头特别精彩，但后来就没时间看了，到现在也没看。
施一公：我确实每天都想把事情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排序，把时间用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上，但这样也会比较残酷，比如一个朋友给我发个信息，说从海外回来，想来西湖大学看看我，我就很纠结，看了微信不敢回，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就会欠很多感情债。有时候我朋友也会说我，比如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应该好好照顾我母亲，可是我天天在外奔波，不在母亲身边，内心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感觉。俞敏洪：我母亲来北京以后，我就和母亲约好，说只能一个礼拜回来一起吃一顿饭，刚开始老太太很不高兴，后来她非常理解，有时候做事业就是会有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 你选择回清华工作，后来当了副校长，再后来辞职出来做西湖大学，这个过程中你或多或少放弃了学术生涯的追求，如果你一心一意追求学术，是不是可以往诺贝尔奖的方向奋斗？
施一公：现在也还在学术上继续奋斗，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为了诺贝尔奖而奋斗，其实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更多是在追求那种新的学术突破以后的喜悦，这才是每一个优秀科学家真正坚持的。你想象下，当你代表人类第一个看到这个学术突破的时候，那种愉悦是无法用钱和其他鼓励来形容、替代的。俞敏洪：我理解你多少放弃了一些时间去做行政、建设西湖大学，也一定是看到了这背后更大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什么？施一公：西湖大学虽然很小，但我觉得西湖大学可以带来奇迹，如果你能为一个学校付出全部，让它成为奇迹，那你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年3月，西湖大学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有了一个我们认为重要的发现，他叫何睿华，他来到我办公室做介绍的时候，我相信我和他同样激动，你会在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在时间上的付出，募捐也好、和方方面面的人谈合作也好、争取各级政府机构更大的支持也好，都非常值得。你和大家一起创造了一个环境、一种文化，能够代表中国人创造一种奇迹，于我而言，这种感觉绝不亚于我自己的科学突破。 中国人总会讲传承，一个人活得再灿烂，也终有一死，但你可以看看自己能留下什么，能做什么，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比较值。这话的确有点悲壮，但对我来说，如果西湖大学代表了一种理想，需要我花点时间去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去争得更大的支持，我也觉得挺好。所以我的内心足够平衡，也只有心理平衡了，我才能往前走。有时候开组会，我会感觉到另外一种愉悦，开完组会做其他行政事务的时候，也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感觉点点滴滴的时间堆起来，是会改变一些事情的。
俞敏洪：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总结，尽管你牺牲了一部分自己的时间，甚至做着某种意义上不是百分百心甘情愿做的事情，但你依然愿意做这样的牺牲，牺牲一部分自我，但创造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更有才华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做科学研究，让更多研究开花结果为国贡献，而这比你一个人百分之百投入科研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施一公：对，你讲的完完全全就是我心里想的，但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从小到大经常说中国非常了不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还有四大发明，但翻看下教科书，里面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公理很少，因为过去三四百年的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我们是相对落后的，而这一点对于我这种个性的人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从1949年到现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四十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有这么聪明、这么智慧的一群人在努力，我们不应该做出更好的贡献吗？这不仅仅是在说要填补中国的空白或是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还要帮着人类文明往前发展。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享受了这么多便利，不就是过去那些科学家、工程师、人类文明所浓缩出来的成果吗。我们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和我们民族、人口基数所相称的或者更大的贡献才对。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尤其过去十多年，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2008年奥运会那年回国，现在的科学研究水平比当时不知道高多少倍，真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科技和教育的强国，包括清华、北大、浙大、复旦、交大这样进入世界前列的大学也都非常优秀，有在做到科技和教育的引领。但可能是我性子太急，我觉得泱泱中华五千年历史，拥有灿烂的文化，14亿人口，我们总得不断尝试新东西，而在教育领域，也应该去做一些探索，西湖大学比较小，就很适合做探索。为什么我会从清华离开，绝不是因为清华不好，而是因为想尝试用一些小而精的模式去探索，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模式都很普遍，因为只有小而精，才能像特种兵、尖刀排那样去探索。俞敏洪：而且在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中，有可能会更加激发出一个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 在我的理解看来，中国的科学家、文化学者既然是主导这个社会、国家或者世界进步的力量之一，就应该要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人生信仰体系，对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心愿也使得一批士大夫文人真正变成了中国良知和精神支柱，包括苏东坡、欧阳修等等。今天的我们其实应该有更大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眼光，在这个眼光之下，如何推动祖国的科技进步、文化进步，变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的使命或者信念，而这种信念不会因为任何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要有一种不为风雨所动，在风雨中兼程的感觉才对，这样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自己设立的人生目标。
你身上有一种对故土、对祖国真正的情怀，而且你还用行动贯彻了你的情怀，你觉得这种情怀是怎么产生的？
施一公：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并不在书本上，也不在于老师怎么点拨你，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1989年我从清华毕业，1990、1991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但我1995年博士毕业一直到现在，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再未改变过，我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行为规范、做事方式等等。 我有个好朋友叫王晓东，河南新乡人，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留学生，有一次在美国回国开会的飞机上，他突然发出一句感慨，一公，我们欠中国15年全职工作的时间。这句话很平淡，他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的理解里，我们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读了中学、大学，去美国读了博士，开始在美国工作，虽然也会回来讲讲课、教教书、参加学术会议，但并没有在中国撸起袖子全职工作。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但当他这样轻描淡写说出来的时候，我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
还有一次，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长者，他说百尺大树，落叶归根，我七尺男儿肯定也要落叶归根。他非常动情，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当时我也很感动。他是非常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他爱自己的祖国，想念自己的祖国。好在那时候我已经回国了，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想幸好我回来了，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感伤了。
我觉得，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身边的事，让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的善良、勇敢，让我们的情怀在自己周围能成就一个小小的氛围，至于周遭再怎么变，由它去就好。我也会跟自己的学生讲，不要因为遇到什么困难就不学习，就不努力，努力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常态。
俞敏洪：我个人的人生理念之一就是努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在这个世界，你不可能造出一个新太阳、再造出一个新月亮，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好自己身边的小事，比如你对家里人好一点，也许家里就多一点阳光；你对朋友好一点，也许友情就得到加强；你在路上捡起了垃圾，可能街道就变得更美好……当然人与人的能力不一样，像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甚至最后做出西湖大学。每个人的努力、能力不一样，能力大的多做事，能力小的少做事，但我们做的都应该是正向的事。 我很喜欢一句话，改变你不能接受的，但接受你实在不能改变的，至少暂时必须这样。为什么要接受不能改变的？因为有些改变是循序渐进的，需要经过我们一辈子的努力，所以没必要像麻雀一样，让自己为此焦躁。
施一公：没错，不要因为那种急躁给自己找“不作为”的理由，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俞敏洪：你上了清华，我上了北大，都算是中国顶级的学校，我有个问题，你学生时代拿过数学、物理的大奖，但为什么你进入清华大学后没有选数学、物理，最后反而选了生物？你是怎么选专业的，你对学生选专业有什么样的建议？施一公：首先是凭兴趣，有兴趣是最好的，但遗憾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都处在考试、刷题的状态中，很难发挥、培养起对一个事情的兴趣。那还有什么方法去做判断？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下社会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即面向世界将来的发展，从事哪一行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改变世界。 比如我，我在高中虽然得了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但我对数学、物理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后来一位清华的招生老师告诉我，21世纪是生物化学的世纪，我当时突然开窍了，生物和化学结合是生物化学，生物和物理结合是生物物理，生物和数学结合就是生物数学，还有生物计算机、生物工程……真的可以延伸出几十个不同的方向，于是我选择了清华生物系。所以，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才是我当时选择专业方向的主要考虑，现在来看也并不见得错。
俞敏洪：到今天为止，清北也是学生的梦校，但现在回到清北，我看到一些学生，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代人的精气神。他们的成绩当然很好，但他们也比较迷茫，甚至心理上也有压力，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当然也有一些人跟我们一样，充满了能量和热情，想要未来为祖国做贡献，但从比例上来说，比我们当初要少很多。面对现在进清北等名牌大学的这些学生，或是那些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寄托和寄语？施一公：我以前在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做过班主任、做过院长，我和学生座谈的时候会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你们要意识到，你们有这个机会进入清华北大上大学，固然有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但不要忘了，这也是全社会赋予你们的，你们占了这些好大学的位置，相当于在社会中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所以你们不能浪费，你对这个社会有一份责任，你绝对不可以觉得这是我个人努力考上的，所以我想怎么着怎么着，我想颓废就颓废，这是不对的，因为是全社会、你的老师、你的家长给了你这个机会，你只是通过你的努力拿到了这个机会。所以你的社会责任感要和这个机会相匹配，如果你没有这个责任感，那是我们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从来不以大学或者清北论英雄，任何人都有他独特的地方，绝不是说考不上好大学的人将来就没有出息，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每个人的成长，一直在大浪淘沙，很多人不坚持就放弃了，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我认为任何一个坚持理想的人，最后都会多多少少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理念。我恰好很幸运，有过这样一批学生，他们的背景按现在大众的观点来说是不太好的，都是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最后到了我的实验室，他们都非常努力、能折腾，最后成了学术大家，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一直坚持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成才，但你在哪方面成才，怎么成才，你自己是必须要有坚持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确实需要一些机会，需要有人赏识你，但如果你没有坚持，哪有后面的那些机会呢？所以，只要是我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大家都要做到自己的极致，要尽全力去努力，因为你努力了，才可能会有机会被你创造出来。很多成功人士，无论是商界的、学界的，都会对外轻描淡写的说自己的成功来自运气，其实不太对，因为他们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努力，不要给自己找不努力的理由。
俞敏洪：非常对，像清北、复旦、交大这些学校的学生，表面上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学费，但国家给这些名牌大学的经费更多，在每个学生身上花的钱远远大于他们的学费，所以尽管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些大学，但国家还是在源源不断的为你的大学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持。施一公：不止是名牌学校，我认为国家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每年有4%的GDP投入到了教育上，基数非常大，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也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一些大学能在过去十几年取得巨大的进步，相应的，每个学生也都在不同程度的受惠。俞敏洪：包括我们这一代，我们当初学习的时候都不用交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我2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白白在北大上了五年学，因为我得了一年肺结核，国家还为我支付了一年医疗费。所以我能有现在的状态，其实是祖国给了我支持。俞敏洪：现在大家自己掏学费，这种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心生抱怨，而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学习。不管你在哪个大学，每个人都能成才，成才是一种自我要求，而不是外在环境所带来的结果。当然如果大家能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同学、更好的科学实验设备、图书，可能你成才的速度会快一点，但也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这样的环境，但依然成才了。举个极端的例子，即使是在西南联大那样的抗日战争后方，最后也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能拿诺贝尔奖的人。所以大家不要以环境不好、学校不好为由而放弃自己努力的志向和方向。 最近我在全国各地出差，在网友面前曝露也比较多，现在我的称号已经从“老头”变成了“铁俞”，再变成“钢俞”、“钻石俞”，后来发现你比我还能熬。很多时候我们真是熬出来的，有的人可能就工作五个小时，但我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一天下来就比别人多工作了三倍，一年下来等于比别人多干了三年，所以真的是熬出来的。
施一公：我也是这样劝我学生的，我说你如果在实验室一天做一个实验，一年就有365个实验，如果你一天做两个实验，就会加倍。你在科学研究上工作的时间和你所受训练的成熟程度，可能会大大增加成果产生的可能性。当然，中国人实际上是很勤劳的，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肯干。俞敏洪：环境再艰苦，也不找外在理由，找外在理由就是在为自己的退步找理由。施一公：我作为老师，看到过很多学生，不仅是在普林斯顿，包括在清华以及西湖大学，甚至在我母校河南省实验中学，我能感受到学生们的心理状态。我想说一个小秘密，作为学生、孩子，你们觉得自己不如人的时候，你不一定不如人，人有时候会给自己做一个人设，一看考试成绩不如对方，就觉得他比我聪明。但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看到过太多考试很优秀，IQ很高的人，他们就是很会考试，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灵气反映在实验科学，有的人反映在思维严谨。 有时候家长、老师会说，学物理数学的人聪明，学化学生物的就是死记硬背，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是数理出身，还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数学物理是一种抽象思维，和生物化学不太一样，所以我学化学和生物就很费劲，好久才适应过来。有时候为了鼓励学生物的这些学生，我就会说，学数学物理，有小聪明就够了，学生物要有大智慧才行。这话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因为我确实不认为所谓的IQ和人在纸上的考试成绩能反映这个人将来的潜力。一个孩子如果能碰上因材施教的老师，能发现他的长处，他一定会成才，他一定会成为他所选择的领域的大家，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俞敏洪：完全同意。我在北大的时候，整整五年，被我大学同学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我从农村考上北大本就已经非常费力气了，农村孩子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都不完整，所以我在北大的五年，一直特别自卑，我后来真没想到能做出新东方，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跟世界一级大教授侃侃而谈，但这就是一个成长历程。人有时候就像花一样，有的花在春天开，有的花在夏天开，有的花在秋天开，有的花到了冬天才开，像腊梅花，得冰冻三尺才会开。施一公：如果腊梅不经过前面两个开花季节的忍耐，怎么可能在冬天开花呢？就是这个道理。俞敏洪：所以我对学生的鼓励就是，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是天选之人，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发现自己是天选之人？因为天选之人的发现必须依靠你后天的努力和对自己的肯定。一个努力并且对自己肯定的人就会不断进步，在进步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俞敏洪：你从清华毕业到国外留学，然后在国外当终身教授，而后又回到清华当院长、副校长，本来你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大部分使命，但突然又有了西湖大学这样的使命放在你面前。你有没有想过，老天过去让你做这么多事，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来做西湖大学？施一公：对，完全是这样，我2017年辞去了清华副校长的职务，那时候我刚好年过半百，似乎人生前50年就是在为后50年做准备。 有时候想想，用“天选”这两个字也挺对的，我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会出国留学，没有出国留学，就没有普林斯顿十年的打磨、奋斗，不会有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不会有我在清华的眼光和做法，没有在清华十年的奋斗，我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有这么深的理解……这样看来，似乎所有的经历——小学、中学、清华大学读本科、留学海外十七八年，再次回归清华工作十年，最后终于可以和一大批同道，共同在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力量、老百姓的支持下一起做西湖大学这样一件事情，一切都有迹可循。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湖大学是一个新型大学，不是大家平常看到的普通公立大学或者民办大学。为什么叫新型大学？因为我们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希望在科技教育领域做一些改革探索的大学，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属于全社会，属于国家，只有这样的大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才能为祖国将来的发展，为世界的美好而做更多贡献。
（2015年12月19日，西湖大学倡议人钱颖一、张辉、潘建伟、饶毅、施一公、陈十一和王坚<从左至右>等集聚杭州，为大学创建出谋划策。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非常对，只有属于全社会，才能真正长久。像国外的私立大学也都属于全社会，更何况西湖大学是一个社会大学。施一公：西湖大学是由政府、社会各界、企业家、个人等合力创办的，迄今为止，我们已有三万多位捐赠人。我印象特别深，在西湖大学成立之前，有 30多位远在法属圭亚那的华人凑了一笔钱，他们的代表周先生辗转三十几个小时，到巴黎把支票送给了我们。他们都是蓝领工人，代表的是海外华人群体。当时周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他们是离祖国最远，但又跟祖国牵挂最深的一批人。像这样的例子有几十上百例，我都讲不完。 从改革开放到2019年底，大约有650万学子出国留学，其中有450万回到祖国做建设，这批留学生都非常支持西湖大学。他们爱国，希望国家强大，希望中国能代表全人类在方方面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西湖大学今年正好成立五周年，这五年，没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爱，西湖大学绝不可能有今天。
（2018年10月20日，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与韩启德<中>、袁家军<右二>、杜玉波<右一>、杨振宁<左二>共同为西湖大学揭牌。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除了钱，办一所大学还需要什么其他要素？你觉得西湖大学能够聚集起这些要素吗？施一公：钱很重要，但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我相信，绝大部分来到西湖大学的学生、老师、工作人员、平台服务人员，他们一定怀着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理念，我们一定志同道合，这种理想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这可以说是富有社会责任感，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认可我们的制度、认同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的历史传承，我们是这样一批人，一批有建设祖国之理想的人。施一公：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大家说科技向善、技术向善，一个人有了社会责任感，才能把自己的所学所用用在正道上，才能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民族。所以在西湖大学，我们会对学生反复强调要怀着感恩心，要对社会有贡献。因为大家能享受这样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是很不容易的，这些都来自于老百姓、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国家的支持，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大家既然能享受这样的条件，就要报答社会。西湖大学想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为国家培养人，培养一批有能力且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俞敏洪：培养大学生真正意义就在于，能让他们自己认可这份社会责任感，当他们成长到了能做贡献的年龄，能够不光考虑自己，也能考虑到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需要，我觉得这才是完美的状态。施一公：作为一个个体，我从来不反对我的学生个人奋斗，所谓的个人奋斗不就是自己拼命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吗？但你不能为了个人奋斗而伤害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我的定义中，这样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奋斗和心中的大我也不矛盾，因为真正的个人奋斗，也会同时造福你周围的小环境，造福你的父老乡亲，造福这个社会，造福培养你的人，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西湖大学的理念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对学生的感恩心理看得非常重。没有大家哪有小家？没有国家的强大，怎么会有西湖大学？没有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怎么会有西湖大学的今天？俞敏洪：我和同学们做演讲的时候也会讲到，大家可以只考虑自己，但你不能伤害别人，如果再提高一点标准，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能对社会有好处，甚至对国家和世界有好处，就再好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 我有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出去留学后，确实带着各项学术成就回国，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已经和当初的情况不一样了，你觉得在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还要不要留学？他们还能从留学中有怎样的收获？
施一公：我觉得如果大家高中毕业或者本科毕业后愿意留在国内上好大学，当然是很好的选择，愿意出国学习，同样也是好的选择，这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是看家长、学生更看重什么东西。但我总体上还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看一看，带着自信，也带着一种双向理解。什么意思？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尤其是本科，在这个阶段，除了发展学术，我们也要学会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你就不会太自卑，尊重别人，你就不会太自大。在当下的国际大局势下，中国越来越强大，也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年轻人要热爱祖国，同时也要胸怀世界。 20年前，国内的研究水平不如海外的主要国家，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赶上来了，甚至赶超、领先，整个中国的科技教育往前跨了好几大步。但这时候不是固步自封的时候，只有科技文化充分交流，我们才能往前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对西湖大学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我们的学生在本科读书期间，都需要有整学期或是整年的交换经历，交换到对口大学学习，可以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有一个深度的文化浸润。
俞敏洪：最终确实应该形成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当有一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学生都愿意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教育交流，中国的孩子也能自由到全世界交流，这将对推动世界和中国的进步有很好的影响，这也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状态。俞敏洪：中国和西方的大学或多或少有体制上、学术研究上的不同，你觉得东西方的优劣是什么？我们中国大学的体系有什么优势？可以向西方学习什么？施一公：中国的大学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变化之中，在过去几十年，这种改革和变化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的大学，也远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大学。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也一直在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长处，我们走出去这么多留学生，有这么多学者又回来，我们应该是博采众长的。不仅是教育，科技也是如此，我们一直在看、在听、在学，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做调整，所以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各种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的长处，光这一点来说，我们和他们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任何一个教育科技体制都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现在总体而言，我们已经往前走得很好了，如果要说可以再更好一点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多样化、多样性和自主权的落实，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中0到1的创新突破。中国现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包括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但有时候也要注意，从0到1的突破，有时候是无法预计、无法规划的。其实需要一种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这需要我们更好地去营造。
在过去几年，国家一直在强调从0到1的突破，但回看过去一二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突破，和一些国家之间还有差距。这就像盖楼，地基挖得越深，才能盖得更高。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不可能靠任何一个国家弥补基础研究从0到1突破的不足，只能靠自己，而这其实只能靠我们的大学、科研院能创造更好的研究环境，让大家能够真正从0到1实现突破。
（2020年7月21日，西湖大学云栖校区，施一公指导学生论文。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公众号）
俞敏洪：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在追求更好的发展，秉持着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但0到1的突破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所以我们应该创建更好的环境，能够给大学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更多更好的研究环境和发展空间，让他们能自己生长、成长。这就像，当我们营造出一片森林，让树自然生长，有一天就会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些树早已矗立云霄。俞敏洪：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自我突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这样一本书？施一公：这本书其实是对我心路历程的一种记载，里面收录了5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包括最后的修改也是我自己改的。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 第一，想和素昧平生的、关注过支持过西湖大学的朋友们做一个交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曾经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最后会去杭州办西湖大学；
第二，我总觉得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如以前了，我总想用书的形式把点点滴滴写出来，等过二十年、三十年，等我逐渐老去的时候，我能够翻开一本书，去感受我的当年。这本书非常真实，没有去拔高里面任何一段记忆、一场矛盾或是一个细节，就是当时经历过什么事情，就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
第三，这本书的一部分笔墨放在了西湖大学上，所以也很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西湖大学，了解我们这群人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其实这并不是我一开始写书的目的，但真的写完之后，发现确实这本书可能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俞敏洪：确实能从这本书里读到施一公老师的心路历程、个性发展以及他对学术的追求、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所谓时不我待，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开始。施一公老师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人生，我们也期待施一公老师后面能为西湖大学真正奠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奋斗的人生和不奋斗的人生差距之所在，这不是智商的差距，也不是长相的差距，更不是一个人家族背景的差距，尽管施一公老师的家族背景比我好，因为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爷爷也是大知识分子，他从小在知识的熏陶下长大，但我认为施一公老师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他，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家庭出身让他对知识有所追求；二是从小在河南农村的生长环境，使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互相温暖，对人间的美好有亲身体会，并且把这份美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三是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热情和期待。 俗话说，有人爱、有事做、有期待，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三大境界，我想施一公老师都有了，有事做，就是做西湖大学；有期待，在让西湖大学变成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条路上一直努力、前进；有人爱，有那么多朋友来观看我们的对谈，可见大家对于施一公老师的喜欢。我也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像施一公老师这样的学者，能够让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变得更加迅速。
再次感谢一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