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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害虫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它们的身份却被人类定义。历史学教授丽莎·T.萨拉索恩以幽默、通俗又充满《1984》式讽刺的文风，在《体无完肤》一书中详细讲述了从早期现代社会至今的 400 多年的时间中，害虫如何从常见寄生虫到被人类深恶痛绝的对象、从神旨的代表到传染病的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它们如何在讲究体面的现代社会中轻松打破阶层壁垒，破坏文明秩序，引发人心底的恐惧，最终成为社会阶层的标志、污名化的标签。
以下经记号Mark授权，选自本书第七章《跳蚤成为杀手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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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法国大革命是跳蚤引起的。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喜欢紫红色礼服，她奢华的着装风格激怒了当时法国的下层阶级，激怒程度不亚于她那句不足凭信的话：“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去吃蛋糕呢。”1775 年，路易十六恭维她晚礼服选得好时，她说：“这是跳蚤（puce）的颜色。”她和宫里的时髦人物都穿起这种颜色，“宫里的女士们都身穿跳蚤色礼服，年老的跳蚤、年轻的跳蚤、跳蚤肚子（ventres de puce）、跳蚤背（dos de puce）等。（而且）由于深色的衣服不易弄脏，所以比浅色的便宜，于是身穿跳蚤色礼服的时尚在（巴黎）资产阶级中盛行起来”。1792 年，皇后在狱中等待末日降临时，再次穿起深紫色长袍。历史学家卡罗琳·沃克·拜纳姆认为，选择这种颜色可能是出于实用，因为塔楼内很脏，但也可能是对自己身陷囹圄的写照。跳蚤在监狱叙事中无处不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很难被人限制。恰如 1859 年一个风趣的人在《哈泼斯杂志》上所言，他回答了人能否驯化跳蚤的问题，跳蚤为了自由会“挣扎跳跃”，“直至最后一息”。
19 世纪的人们延续了早先养成的相关认知，不论在支持还是反对奴隶制的文本中，跳蚤都与奴隶制紧密相关。在一篇奴隶讲述的文本中，奴隶讲述了自己挨了 500 鞭的事情，“当时我的后背，从脖子到大腿，全都烂成了肉泥……我身上连着几个星期爬满害虫。对我自己和靠近我的人来说，我就是一块移动的臭肉”。但是，与跳蚤发生纠葛的不光是非裔美国人。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美国女权活动家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露西·斯通（Lucy Stone）也被蔑称为寄生虫和跳蚤。讽刺的是，“妇女有参政权”论者在会议上进行自由和公开的对话，竟引发几个边缘人物的破坏性发言，美国思想家、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斥责后者为“大会上的跳蚤”。跳蚤无论出现在哪里，似乎都会扰乱现场。
也许跳蚤对自由的追求是它们在娱乐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为了挣脱囚禁，它们在跳蚤马戏团表演各种滑稽动作：搏斗、演奏乐器、跳华尔兹。1915 年，一个跳蚤观察家在跳蚤风靡之际写道：“跳蚤没有受过训练，这种表演只能归因于它们想要逃跑的欲望。”观众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清楚，跳蚤不是出于渴望掌声才娱乐他们，但这种表演动机的含糊不清令他们鼓掌。
跳蚤在我们的幻想中不可抹去，因为它们仿佛既聪明伶俐又和我们如影随形。看起来，我们应该能够掌控它们，但是即便我们再努力，它们依旧不受任何影响。即使我们自认为占了上风，它们也会掉转头叮咬我们或者我们的宠物——我们的薄弱地方。即使在现代，面对区区人类或贵族那不可一世的主张，跳蚤也是不可征服的自然界力量的象征。
电视剧《伦敦生活》原名为 Fleabag
跳蚤令人防不胜防使它们成为现代文明危机四伏的完美比喻。电影院是各色人等汇聚的地方，曾经那里被叫作 flea pit（跳蚤窝）。不太体面的酒店是 fleabag（跳蚤袋，意为廉价低级旅馆）。虽然现在跳蚤市场已经旧貌换新颜，成了人们寻找便宜货或无价古董的地方，当初那里却只是叫卖二手衣服和破旧家具的地方。世界上首个“跳蚤市场”——巴黎的跳蚤市场，是当年拿破仑三世要用宽阔的林荫大道改造这座城市，把低级小贩赶到郊外后出现的。
跳蚤在 20 世纪继续充当评论社会变化的理想工具。1946 年《纽约客》上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场阶级起义，训练有素的跳蚤罢工抗议老板——跳蚤马戏团领班、“教授”罗伊·赫克勒（Roy Heckler）。这幅漫画意在讥讽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State Labor Relations Board）颁布的一项法令。卡通跳蚤们举着要求成立工会的牌子：“我们要工会——赫克勒的跳蚤们。”旁边的文字补充了跳蚤们的要求：“关闭商店，提高工资以满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1.5 倍加班费，当然还有养老金。”跳蚤们的老板赫克勒教授“通情达理，认识到这件事功德无量，允许跳蚤们举行选举”，看它们是否愿意加入位于时代广场的休伯特博物馆（Hubert’s Museum）雇用的弹球游戏服务员、射击馆辅助人员和地板工人组成的工会。
美国幽默作家斯特里克兰·吉莉安（Strickland Gillian）写了一首可谓有史以来最短的英文诗，题目为“跳蚤”（Fleas）或“论微生物之古老”（Lines on the Antiquity of Microbes）。诗中写道：“亚当/有它们。”他就此给寄生昆虫在创世中的角色这个争论了数百年之久的问题下了结论。这件事情终于得到解决：这些小混蛋们从神学时代起就一直困扰着我们。近年来，人们在一块琥珀中发现了跳蚤尸体，给这个论断添加了科学权威性。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去哪里，跳蚤要么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要么附着在我们身上。
演艺跳蚤
跳蚤马戏团自 19 世纪问世伊始就让人着迷，至今仍吸引着我们。演艺跳蚤遍布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首个公共马戏团似乎是意大利著名马戏团经理路易·贝托洛托（Louis Bertolotto）的成果。19 世纪初他带领马戏团在伦敦和纽约演出节目。到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跳蚤捕手在臭名远扬的曼哈顿五点区（Five Points）捕捉跳蚤，为跳蚤马戏团提供人蚤，这是唯一一种体形大得可以训练表演的品种。毫无疑问，贝托洛托先生的观众（他声称其中包括皇室成员）发现，节目中这些小玩意执行人类命令的英勇行为妙趣横生。它们跳舞，它们充当滑铁卢战役中小拿破仑和小威灵顿的战马，牵引着马车。马车本身由另一只拿着鞭子的跳蚤驾驶，继续前进。贝托洛托坚持认为，他的跳蚤受过教育，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愿意接受训练。
有关贝托洛托跳蚤马戏团的小册子
其实他是用链子把跳蚤拴住，粘在舞台上，再加热舞台让跳蚤移动。一个观察者注意到：“我进去以后，看到这里是跳蚤，那里是跳蚤，到处都是跳蚤。至少有 60 只跳蚤遭到监禁并被判处终身苦役。幸运的是它们都被锁在链子上，以某种方式被拴起来，所以不论是逃跑还是参加随后的来客盛宴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 19 世纪，这种桎梏也让软心肠的人起了恻隐之心。1822 年，为了回应英国首部动物权利法案《理查德·马丁法案》（Richard Martin’s Act），贝托洛托刊登广告为他的节目辩护：“贝托洛托迄今采纳的改进建议杜绝了残忍地对待跳蚤的种种指控，支持《理查德·马丁法案》的最严格的观察者在这里也找不到触动他恻隐之心的机会。”
从跳蚤马戏团得到莫大乐趣的一个人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年轻时参观过贝托洛托的跳蚤马戏团。他在 1837—1838 年间发表的著作《泥雾镇档案》（Mudfog Papers）讽刺了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贫困救济委员会（Commission for Poor Relief）的工作。
泥雾镇万物促进会（Mudfog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verything）的成员讨论了“勤劳的跳蚤”问题。一个观看过演出的成员义不容辞地报告，他一直关注着这些有趣动物的相关道德和社会状况。他在那里见到许多跳蚤，它们无疑忙于各种各样的追求和业余爱好，但他必须补充说明，那种忙碌方式让每个看到那场景的理智健全的人，无不感到悲伤和愤怒。他形容“一只跳蚤沦落到驮兽的境地，牵拉着小型马车，里面坐着威灵顿公爵阁下的微缩雕像；另一只跳蚤拉着他的劲敌拿破仑·波拿巴的黄金马车，在重负之下蹒跚而行”。
这部戏仿作品中的跳蚤代表了被迫在徒劳无益的行业中劳作的穷人。相反，书中的叙述者建议，应该由政府建立“幼儿学校”，“在其中严格落实品德教育和道德规范制度”。假如跳蚤“为了受雇用，从事音乐、舞蹈等一切类型的剧场娱乐工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继续演出，“应当视之为无业游民，并予以相应处理”。当狄更斯评论流浪跳蚤的命运“使之与和它相似的人类处于同一水平”时，他对济贫制度的讽刺昭然若揭。
狄更斯在创作《泥雾镇档案》的同时也出版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这两部作品都应该放在 1834 年英国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的背景下阅读。这部新法试图根据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和功利主义派的思想来改革大不列颠糟糕的法律。这些流派从根本上认为，穷人要为自己的状况负责，主张穷人的工作场所应该对他们加以控制。所以，当狄更斯笔下的角色建议，把跳蚤的“劳动置于国家的控制和监管之下”“为普通济贫院的三种最佳设计提供慷慨的奖金”时，他希望把勤劳的跳蚤送到济贫院，那里的工作一则能让它们摆脱在跳蚤马戏团里承担的繁殖任务，二则迫使它们从事“诚实的劳动”为社会谋利。在这两种场景中，跳蚤似乎都了无收获：它们化身为社会中穷困潦倒的破落户，受权贵奴役。
狄更斯不是对跳蚤潜在的讽刺性加以利用的唯一作家。娱乐业很快延续了跳蚤的色情传统。著于 19 世纪末的英国色情小说《一只跳蚤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lea），讲述了一个女人自甘沉沦的故事。书中，善于观察的跳蚤在“从事与少妇丰腴白皙的美腿相关的专业事务”时邂逅了 14 岁的姑娘贝拉。贝拉先后被男孩、牧师和僧侣引诱——她全程配合。这个既厌女又反教权的故事给了 1976 年某部色情电影灵感，跳蚤的传说延伸进了新媒体和新世纪。
《一只跳蚤的自传》是一部“它叙事”（it-narrative），又称“流通小说”（novel of circulation）文学体裁的小说。这些故事由某件物品——或许是一只昆虫、一枚硬币或一辆马车讲述，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商业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写照。就像在《跳蚤回忆录和历险记》中，主人公能够前往大个头去不了的地方，因此可以近在咫尺地观察当代的社会地位和立场态度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小旅行者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跟随主人进入仆人的门厅、宫廷、众多卧榻，甚至跨越国界。这些内容由格拉布街的“雇佣文人”为新兴的读书大众所写，不以文学价值或哲思冥想为宗旨，虽然许多故事涉及当代的政客和贵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籍扮演了现代追踪名人的电视节目和杂志的角色，人们追踪富人和名人大佬们的怪异举动，最终目的是通过讥讽让他们离读者更近。故事中的物品从一地流通到另一地，恰如由它们提供内容的廉价书籍和小册子。
19 世纪由知名文学家创作的通俗文学也用跳蚤为主题，包括跳蚤的恶魔联想和跳蚤与政治的联系。歌德重新讲述了浮士德的传说，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歌唱国王：“他养了一只又黑又大的跳蚤，/爱它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仿佛自己的儿子一样。”一个在现场消遣的年轻人哭喊道：“听听！听听！一只跳蚤！你们听出这个笑话的弦外之音了吗？我管跳蚤叫贵宾。”国王让跳蚤当上大臣，这个笑话继续演进，连王后和朝臣都不得把它弄伤或者碾碎。
《跳蚤师傅》
这个政治主题也出现在 E. T. A .霍夫曼（E. T. A. Hoffman）的奇幻故事《跳蚤师傅》（Master Flea）中。1822 年，这部作品以德文出版，1826 年以英文出版。书名所指的主人公是跳蚤王，他统治着一个君主立宪国。跳蚤王的敌人是列文虎克和 17 世纪荷兰博物学家简·施旺麦丹（Jan Swammerdam）。他们假装是跳蚤驯养师，其实是科学家，在奴役跳蚤后把它放在巨大的显微镜下展出。《跳蚤师傅》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反实验主义的力量，拒绝接受自 17 世纪科学革命以来影响着知识分子思想的对科学的崇拜。跳蚤师傅向另一个角色解释道：“你得明白，它们（它的跳蚤子民）的勃勃生机来自不可驯服的对自由的热爱。”
《跳蚤师傅》是作者对 19 世纪初欧洲政治的讽刺，所以跳蚤被描绘成经历过君主立宪制的奴隶不足为奇。整个欧洲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接连不断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剧变，以 1848 年革命为高潮。故事中的跳蚤驯养师代表了抵制席卷欧洲的共和浪潮的暴虐统治者，跳蚤师傅最终逃离了他们。
不幸的是，这只跳蚤在抛弃了人民后被奴役了，因为“它对女性抱有逾越礼仪边界的热情”。它爱上了人类姑娘：“我忘记了人民，忘记了自己，只是快乐地生活着，在她无比美丽的颈项和胸脯上蹦蹦跳跳，用亲吻让美人发痒。”因此，这个故事也表明，跳蚤表达色情内容的传统在 19 世纪被鲜活地继承了。
跳蚤传说在丹麦童话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寓言里达到巅峰。1873 年，安徒生发表英文版《跳蚤和教授》（The Flea and the Professor）。寓言中描述了马戏团艺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他唯一的回忆——“妻子的遗物”，是一只演艺跳蚤，它拥有技能的部分原因是它吸食了人类的血液。艺人和跳蚤表演各种把戏，其中一个把戏是用微型大炮把跳蚤射出去。这两个遭到抛弃的雄性——人和跳蚤——“悄悄发誓永不分离，终身不婚。跳蚤始终做个单身汉，教授始终是鳏夫。他们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跳蚤和艺人（此时艺人被称为教授）旅行到“野人国”，那里的居民“吃基督徒”。教授知道这一点，却并不害怕，因为“他不太像个基督徒，跳蚤也算不上是人”。文中没有指明此地是非洲，但当地人把“大象眼睛和油炸长颈鹿腿”当作美味大餐。该国的统治者是一个从父亲手中篡得王位的 8 岁女孩，在跳蚤从微型大炮里被射出后“疯狂地爱上了它”（也许她熟知克里斯蒂娜女王和大炮的故事）。她把跳蚤“绑在大红珊瑚吊坠上，戴在耳垂上”。她警告跳蚤：“现在你是个男人，跟我共同统治国家，但是你必须对我言听计从，否则我就杀了你，吃掉教授。”后来教授和跳蚤乘坐热气球逃跑，回到祖国。他们乘坐气球飞行成功，赢得了财富和尊重：“他们现在是富人了——哦，体面人——跳蚤和教授。”
这个故事可能会让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忙上一阵，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多次提到了我们追踪的主题。安徒生笔下的主人公其实是跳蚤——它即使不比人优越，至少也和人平起平坐，直到它被年轻的君主奴役，这个君主可能是个非洲人。她警告它说，除非服从她，否则她就吃掉它的人类伙伴。在这个故事中，野人像跳蚤一样食人成性，只不过偏爱吃基督徒。显然，魔鬼会赞成他们选中的菜肴。这个故事中弥漫着性隐喻：跳蚤是马戏团艺人妻子的遗物，公主爱上了跳蚤，跳蚤在比喻意义上夺走了她的童贞——挂在她耳朵上又大又红的吊坠（法语 pucelage 指跳蚤和法语短语 avoir la puce à oreille 起疑心，具有性的含义，关于这一点，安徒生可能知道）。这个前马戏团艺人自称教授，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学识渊博，能够监制热气球，让他和跳蚤得以逃离“野人国”并返回家园。
近代的跳蚤驯养员不会对“教授”的科研能力感到惊讶。事实上，早在 1834 年，路易·贝托洛托就出版了《跳蚤的历史及其注释和观察》（The History of the Flea with Notes and Observations）的小册子。他在书中称，经实验证明，跳蚤的寿命约为两年。他还在准科学领域的解剖学讨论中描述了跳蚤的繁殖行为。虽然现代跳蚤马戏团的老板不接受贝托洛托先生的说法，即跳蚤具有意识和个性，但他们倒是从经验出发仔细研究了这些“演员”的行为。21 世纪的马戏团制作人沃尔特·诺恩（Walt Noon）论述道，跳蚤的确具有某些个体特征。诺恩还请科学家大卫·沃森（David Watson）解释跳蚤怎样跳跃，沃森在自己的网站“飞行的乌龟”（the Flying Turtle）上照办了。其中有这样一句幽默的评论：“假如没有节肢弹性蛋白，跳蚤根本跳不起来。它们不得不尝试用后腿站立，然后用搭便车的方式爬到狗身上，可能这些都不太管用。或者它们由志愿者托管？”
拉车的跳蚤
诺恩把跳蚤马戏团当作事业，出售附带指导创办马戏团方法的影碟，还有介绍这门艺术的历史和训练跳蚤表演的各种方法。节目的亮点是跳蚤宾虚和跳蚤梅萨拉伴着鼓点，发起战车比赛。令人高兴的是，跳蚤宾虚赢得了胜利。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会很乐意看到与他扮演的角色同名的跳蚤完成这一壮举。它表明微小的生命持久地吸引我们并拥有使我们谦卑的力量。微小之物能够执行惊人的任务——拉车和赛车——这个念头把人类的自负置于高倍放大镜下，不亚于跳蚤驯养员向观众卖力展示他的“演艺明星”。
跳蚤马戏团在 21 世纪的复兴让一门历经半世纪几近失传的艺术重见天日。直到 1957 年，时代广场上还演过一场现场跳蚤秀，最早由瑞士移民威廉·赫克勒（William Heckler）操办，后来由他的两个儿子小威廉（William Jr.）和勒罗伊（Leroy）负责。如同此前的跳蚤马戏团一样，人们用它来评论和讽刺劳资关系。电影《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跳蚤马戏团充当一幕场景的背景，给影片营造了花里胡哨的氛围。后来，随着时代广场日益沦为色情商店和 X 级电影院的领地，跳蚤马戏团关门歇业。
早期现代的电影也宣扬跳蚤马戏团的魔力。1926 年上映的短片《我们的帮派》（Our Gang）讲述了跳蚤马戏团老板弄丢了明星跳蚤加菲尔德，它跳到一个非裔美国小男孩豢养的宠物狗身上。跳蚤率领同伴侵扰了警察，接着又侵扰了新郎新娘和婚礼宾客时，爆笑场面随即接踵而来。20 世纪 20 年代的有趣和今日公认的有趣之间的距离与 18 世纪好玩的跳蚤和如今肮脏的昆虫之间的观念差距一样远。我们只是不明白婚礼宾客竭力去除身上的跳蚤时恼怒地扭动身体，为何能够引人发笑。跳蚤凸显了过去时代的奇异感，也凸显了旧日社会的担忧和假想。在这个例子里，婚礼宾客被脏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弄得狼狈不堪，象征着上层阶级在面对下层阶级的攻击时的脆弱。这部电影唤起了西方人曾经对奴隶和乞丐有关种族和阶级的恐惧情绪。影片中警察寻找跳蚤时又抓又挠和衣冠不整的形象，是普通大众对权威的攻击。孩子们还尝试给马戏团再找到些跳蚤，把无家可归者的胡须点燃，强调了他们与赤贫者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社会评论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喜剧二人组劳雷尔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的电影中。两个喜剧演员在配有跳蚤的马戏团里用劳动换取报酬，跳蚤最后顺理成章地在名副其实的廉价家庭旅馆里侵扰了他们共用的床铺。在 1945 年的一部电影中，美国喜剧演员弗雷德·艾伦（Fred Allen）饰演一个名叫弗雷德·弗洛格尔（Fred Floogle）的跳蚤马戏团驯养师。历经诸多波折之后，他的身份从无足轻重的艺人跃升为百万富翁，他女儿嫁给了灭虱员。他让跳蚤演员艾伯特和咪咪退了休，此前，它们一直在表演走钢丝、高台跳水，咪咪还表演脱衣舞。为了向它们的事业致敬，他给了它们一笔养老金。
《舞台春秋》中拿着跳蚤的流浪汉
到 1952 年，电影中跳蚤从喜剧形象转为悲剧形象。在喜剧《舞台春秋》（Limelight）中，美国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扮演油尽灯枯的“流浪汉喜剧演员”，他在帮助一名芭蕾舞女演员从癔症性瘫痪中恢复知觉后死去。连续拍摄的长镜头展示了卓别林与“受过教育”的跳蚤菲利斯和亨利同台表演节目，他甩着鞭子强迫它们表演，还威胁要把它们捏扁。他问道，既然跳蚤随处可见，他何苦要费心去驯服狮子呢——至少在菲利斯跳进他裤子之前？演出结束，他弯腰致意，镜头扫向观众，却只见空荡荡的剧院和他职业生涯的谢幕。原来跳蚤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原来在他职业生涯早期，他曾经用手指在空中追踪翻跟斗的跳蚤，显然，至少在他初次表演这种魔术时，观众允许演员引导他们的想象力并会对表演做出反应。他明白，大脑可以愚弄眼睛，至少在怀疑派撵上表演者之前。
可能由于真空吸尘器和滴滴涕的普及，除了几部卡通片，跳蚤马戏团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 40 年间在流行文化中销声匿迹。人们受人蚤侵袭成为陈年旧事，但是跳蚤马戏团并未湮灭无闻。在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中，恐龙公园的开发商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向客人（他们不断地遭到杀害）解释说，他首次涉足演艺行业是在一家电子跳蚤马戏团，那里：
真是妙极了。我们有架小秋千，一个旋转平台——旋转木马。它们都在动，当然是装了引擎，但是人们发誓说他们能看到跳蚤。“我看到跳蚤了，妈妈！你没看见跳蚤吗？”跳蚤小丑，跳蚤走钢丝，跳蚤游行……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我想给（让）他们（看）点真东西，不是幻想的东西，是他们看得见摸（感觉）得到的东西。
但是，在追求真材实料而非假冒伪劣，追求真正的庞然大物而非微小的赝品的过程中，他释放了一种危险信号，这种危险将笼罩整个系列电影。他如果领会了跳蚤马戏团的教训，就会懂得，敬畏是由观众自认为看到的东西引发的——而不是由能够吃掉自己的有形之物带来的。
如今，许多网站在教人创办自己的马戏团，对那些身体不敏捷灵巧或对昆虫无法免疫的人来说，网站建议雇人来做这件事。但是，找到在舞台上围着人转的跳蚤越来越难，它们才是最佳表演者。一个马戏团领班不得不派人去马略卡（Majorca）给他寻找演员。在娱乐方面，我们或许拥有了互联网，却正在失去跳蚤。连我们的猫狗宠物也在失去让它们愉快地追逐和抓挠的伙伴，虽然动物权利组织在寻求把它们的皮毛作为无农药区加以保护。大多数现代跳蚤马戏团使用的不是真正的跳蚤。一个跳蚤马戏团的演员吉姆·弗兰克（Jim Frank）解释说：“那是我设计的框架，幻觉框架。人们根据自己的技能水平调整节目。有些人使用传动装置、发条装置、小发动机，不过要是我在外面，一粒灰尘就能充当跳蚤。你吹一口气，它就会动，人们就能看到跳蚤。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孩子们产生幻视。”
也许我们愿意被跳蚤愚弄，体验敬畏感，那是兴奋的一部分。跳蚤马戏团经理亚当·格特萨科夫（Adam Gertsacov）在“极致迷你跳蚤马戏团”（Acme Miniature Flea Circus）给观众营造了演艺跳蚤的幻觉。他解释说：“像其他杂耍和马戏表演一样，跳蚤马戏团是现代人与那个不受电子产品影响的较为质朴的时代的直接链接，那个时代充盈着为我们周围神奇的世界感到惊诧的简单能力。我认为，感受惊奇的能力是区分人与兽的一个要素。”
但是有些跳蚤节目主持人如沃尔特·诺恩等坚称自己的跳蚤是真家伙。哥伦比亚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玛丽亚·费尔南达·卡尔多索（Maria Fernanda Cardoso）在世界各地进行跳蚤马戏团的演出，包括巴黎的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er）和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如同此前众多的跳蚤马戏团艺人一样，卡尔多索也给跳蚤们起了名字。它们中有逃脱艺术家哈利·弗莱迪尼（Harry Fleadini），表演举重的萨姆孙（Samson）和黛利拉（Delilah），还有走钢丝的蒂尼（Teeny）和泰妮（Tiny）。它们的名字和本领表达了对人性的诉求。但它们也是动物，必须用贿赂（血液）、驯服甚至鞭打等手段让它们违背天性出演节目。它们的顺从告诉我们，天性可以被控制，至少在它们给我们带来瘟疫之前。
跳蚤是人类有力和无力的证明。所以，最初的跳蚤驯养人贝托洛托先生在 19 世纪指出：“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会高兴地得知，我的表演团队全部由雌性成员组成，因为我发现雄性全无价值，它们过于顽固，根本不愿意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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