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底，邱礼涛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谈到自己“十年前就想拍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想拍肖斯塔科维奇和昂山素季的故事。（南瓜视业供图/图）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
电影《莫斯科行动》进入筹备后，华人影业的内部会议上，每当聊到导演的理想人选，很多人会问一句，有没有可能找邱导？
电影取材自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将中国的真实历史案件与商业类型元素结合，已经开发成功的先例有《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莫斯科行动》在电影工业化方面颇有追求，耗时半年多还原当年俄罗斯的诸多真实场景，将地下水宫、中俄列车换轨站、火箭基地1:1呈现出来。
制片人桂侑铭说，当时制作团队刚看完《拆弹专家2》不久，很喜欢这部影片，“跟我们想要的好像有点相似”。如果放在1980年代，这个人选可能会是吴宇森或麦当雄。
当时，联合监制刘德华帮忙递了剧本，邱礼涛看完很快作了决定。
自1980年代进入香港电影工业开始，邱礼涛在片场担任过摄影、剪辑、编剧、导演，几乎涵盖所有工种。他极为高产，执导过近八十部电影，横跨动作片、警匪片、犯罪片、恐怖片、喜剧片、爱情片等等，与此同时，摄影出身的他也时常成为其他香港导演的“救火队员”，口碑极好。
2023年，包括国庆档上映的《莫斯科行动》，中国内地上映了邱礼涛拍摄的《扫毒3》《绝地追击》《暗杀风暴》等四部电影，还有数部影片已经拍摄完成等待上映。
港片落寞，邱礼涛却片约不断。2019年的《扫毒2：天地对决》和2020年的《拆弹专家2》均取得超过13亿元的票房，为近年来港产片罕见的票房成绩，《拆弹专家2》更是当年的救市之作，位列2022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十部华语影片之一。
邱礼涛一度被视为港片复兴的中流砥柱——他在香港电影工业体系的黄金年代经历过严苛的训练和塑造，并在行业低谷期始终坚持很高的拍片频率，到今天还能给观众带来“最原汁原味的港片”。但2023年暑期档，邱礼涛的三部影片票房成绩均不理想，《绝地追击》耗资一亿元，票房却不足三千万元，为他惹来“烂拍”“行活导演”的非议。
和邱礼涛导演见面是在2023年9月底。北京大望路附近酒店的一个小套间里，邱礼涛一头长发，穿了一件黑夹克。和惯常不同，他没有穿带摇滚元素的T恤衫。视频拍摄的仪器搭了好一会儿，摄像出身的邱礼涛没有上前搭手，而是靠在窗边休息。
采访中，他声音洪亮，带着微笑，有问必答。听到不明白的普通话词汇，就指一指记者面前的笔记本，“你写给我看看”。
邱礼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扫毒2》和《拆弹专家2》取得成功后，找他拍片的数量其实和过去一样多。即使香港电影光景困顿时，都有人找他拍戏。“说数量，以前少一点，但是也不少，也不少的意思就是我接不完，我还是有一些要推。但是这几年找我拍的都是大制作，差别在这里。”

01“超人”

中俄列车大劫案发生的年代和其中漂泊海外的中国人故事，都吸引着邱礼涛执导电影《莫斯科行动》。图为该片剧照。（片方供图/图）
桂侑铭与邱礼涛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双版纳。当时，他和编剧陈大明带着《莫斯科行动》的剧本前去，还在拍另一部戏的邱礼涛已事先做好功课，拿着笔记本，逐条谈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意见是缩减剧本。
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劫案曾轰动一时，苏联解体后，承担中俄经济往来的K3列车上运载着无数“跨国倒爷”，抢劫、强奸案频频发生。编剧陈大明亲历过那段历史，记得当时电话亭里聊的全是倒卖彩电、吉普车。1992年，他到莫斯科待过六个月，亲眼见过戴着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的老人在乞讨。
邱礼涛希望还原那个年代的人和风貌。电影里的警察和劫匪都是背井离乡的人，长久以来，他都想拍摄中国人在外漂泊的题材。比如当年到北美和马来西亚的劳工。
《莫斯科行动》拍摄期间，桂侑铭近距离体会到邱礼涛团队的效率。如果开机时间是早上8点半，他的车通常8点15分到，“他一下车，Jason（执行导演温振威）就跑上去跟他说，导演这个是这样摆的，那个是那样摆的。”8点半准时开机第一个镜头，“然后拍、拍、拍”，中餐半小时，“继续拍、拍、拍”。
2022年，新冠疫情仍在蔓延。桂侑铭记得，邱礼涛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只感冒过一次。从7月拍到10月初，拍六休一，基本上每天在剧组工作14小时，“完全是超人”。
电影研究者、影评人开寅是邱礼涛的影迷，2021年初夏，他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绝地追击》剧组探过班。让开寅印象深刻的是，邱礼涛滴酒不沾，即使制片人和投资方来了也只喝白水。吃完饭，他到点离席，说第二天还要拍戏。“我想象不出来他是怎么和人打交道的……不会让人觉得别扭，大家还觉得他挺和蔼的，也愿意投钱给他做片子。他肯定有一些自己在社交上或者为人处事上比较有意思的技巧。”
“邱导我可以代表他说话：‘不好意思，我拍戏的时候不喝酒的，OK？当然不是我不喜欢喝，只是拍戏的时候我不喝酒，OK？’”桂侑铭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邱导很诚恳地说这些，大家都很OK的。”
在桂侑铭看来，另一个导演和团队需要150天才能完成的任务，邱礼涛可能只需99天。他拍过近百部电影，“恐怖片、动作片、文戏什么都拍过”，再加上是摄影出身，对于镜头的摆放、团队的合作了然于心，很少需要在现场停下来想一想，也很少补拍重拍。
《莫斯科行动》里有一场戏剧冲突很强的歌剧院戏，涉及复杂的镜头调度。台上有七十多人奏交响乐，台下还有七百多名群众演员，演员在其中走来走去，但邱礼涛每一个镜头都两三条就搞定。
“我说导演你要不要再拍几条，他说不需要，有了。将来剪出来就是很好，没有浪费。”桂侑铭说。
“我们不用担心拍的东西是有用还是没用。如果每天都在担心任务没完成，或者花了太多钱了，或者花的钱跟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匹配，那还有什么空间把东西做得更好。”桂侑铭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投资方认为跟邱礼涛合作压力会小很多的原因“用到的每一分钱一定会在银幕上展示出来，没有任何交学费的可能性”。
在西双版纳现场，开寅感受到一种邱礼涛高效的调度能力。后者经常会在大脑里同时运转好几件事。
比如拍这个镜头时，会想那边山上的特效，下一场戏车怎么走。有一场戏，前方三四十米在拍警匪激战的枪战场面，他同时在为另一个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画面实验水的流量和放水位置。
每当前方的枪战戏喊“cut”，帐篷里的邱礼涛就撩开帘子，拿着对讲机指示山上的工作人员放水，测试效果，等到前面的机位布光调好了，他又把帐篷关上拍下一场，争分夺秒。到了下午，水的位置调整好了，摄影机便马上挪过去拍这个镜头。

02搏命

1981年至1984年，邱礼涛在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读电影。他最初学新闻，因为受到《总统班底》（港译《惊天大阴谋》，根据水门事件揭发人自传改编的经典电影）影响，想成为调查记者，翌年受到老师影响，转修电影。
那个年代，同学们毕业前都向往去香港电台实习。因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制的电视节目《狮子山下》（张敏仪、许鞍华等执导），是每一个电影系学生都梦想拍出的作品。
邱礼涛也去香港电台面试过，没有成功。他去学校安排的亚洲电视当助理编导，上了一天班，就被告知不用来了。邱礼涛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后来才知道，这是电视台体谅他的“一番好意”。经过几位老师力荐，他才得以继续上班。
如果连实习三个月的能力都要因为身体状况被怀疑，日后要进入电影圈，只能搏命。
入行之后，邱礼涛做过摄影助理，后来成为黄泰来导演的摄影师。“香港电影工业1960年代起飞的时候，形成的是一个片场学徒制度。”开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正如纪录片《龙虎武师》中展示的那样，在动作戏占主导的香港电影黄金年代，大量武行都是贫苦清寒出身，没有机会读书，依靠体力和血汗维持着“东方好莱坞”的运转。邱礼涛是当时行业里少有的大学生，但他很快投入高强度的劳动证明自己。
1980年代当摄影师时，邱礼涛试过搬一支灯上小山坡，如果是2.5K，话事人便问够不够光，不要等会儿又要换。如果搬支4K的，他们可能又说，4K那么重，2.5K的就好，来回折腾。
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这天，邱礼涛走路跨步极大。这也许是一种常年形成的习惯，开寅解释，在胶片年代，一个35毫米胶片的胶片盒本身就有好几公斤重，摄影师常常扛着十几公斤东西在运动，而且手不能抖，“我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肯定是比别人做得更勤奋”。
《莫斯科行动》的动作指导李忠志出身成家班，是香港著名动作指导，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他和邱礼涛1980年代就在片场认识，一个是武行，一个是摄影指导，用他的话说，邱礼涛是“比一个腿脚方便的人还要走得快的人”。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0年后，邱礼涛有一次在喜马拉雅山拍片，“那个地方空气很稀薄，走路不能快，一快就很快没气。可是拍完一个镜头，就看到他在雪地里一个人跑，下个镜头之后，又马上开始走下去”。
这也是邱礼涛经历过的年代对他的塑造。巅峰时期，香港电影年产量超过两百部，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形容，这个六百万人居住的城市，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输出的电影之多，只仅次于美国”。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香港电影工业高速运转时期，参与者工作量巨大。最近一次采访中，邱礼涛说那时可以三天不睡觉，每天放饭那15分钟补觉，撑过醒来后的10分钟就好。
“我觉得邱礼涛在1980年代经受的这种训练是很重要的，而且他比别人更清楚，你要在这么特殊的电影环境里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只有做得更有效率才行。所以他的口碑从1980年代末作为摄影师开始就是以效率见长，能一次过绝不两次。”开寅解释。

03“才艺有限”

正式入行前，邱礼涛向往拍摄的《黄土地》和《童年往事》这样的电影，但他很快明白这在香港当时的环境中是不被允许的。开寅形容那时普遍的行业氛围不是追求艺术品质和思想表达，“商业电影就是一个商业产品”。
到了1990年代下半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盗版盛行、好莱坞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香港电影开始走向衰落。拍完《阴阳路》系列后，邱礼涛有过一段心理低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就好像在内地影视工业里，忽然一段时间某种类型题材——比如古装、穿越不能开工了，那么这些从业者会面临紧张和不安——他担心再没下部电影可拍。
行业低谷期，邱礼涛完成了具有作者表达的电影。那时，观众已经对传统的动作、武侠题材电影感到乏味，1990年代，作为制片人的李修贤开发了用更低成本拍摄血腥三级片的奇案系列。1993年，邱礼涛的代表作《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上映，这部影片和《的士判官》和《伊波拉病毒》后来被称为“香港Cult片变态三部曲”，但是三级片的商业类型元素隐含着作者对香港社会底层和边缘者的关注。
“我觉得这个题材帮了邱礼涛很大的忙，他意识到可以做点不一样的，因为人物本身很出挑，题材非常冷血，或者非常残酷。”开寅说。
由于工多艺熟，邱礼涛这时已经在大量小成本实践中磨练出一套“经济美学”。开寅解释，摄影师出身的邱礼涛，懂得怎样用摄影机的运动和角度去弥补制景和服化道的成本缺陷。“邱礼涛让所有人的脑子都转了一下机，我们不用拍像成龙似的满香港开着车到处追、到处撞才能吸引观众……你只需要给我一个意念性的暴力就能代替刺激。”
影评人林震宇认为，自《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开始，“邱礼涛部分定性为较激烈的社会问题电影里，集中处理、展现极端血腥画面，对生命的折磨（包括人和动物）毫不留情，他九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志达到一个疯狂失控的状态，九十年代末至2000年的电影，则把残酷化为黑暗的讽刺符号”。
开寅认为，贯穿邱礼涛不同片子的核心基点是一个发自本能的愤怒情绪。这可能来自他受到摇滚乐、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文化影响，但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解脱。“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很多愤怒或不满，没有办法以正常的形式发泄出来，你看一部电影，这种情绪被有目的地释放出来。”
2015年，邱礼涛在香港岭南大学取得文学研究博士学位。在《一个电影导演的文化思考与实践》一书中，邱礼涛曾解释，他称为“拍电影作为文化研究”的想法萌生于1980年代末。他正身处澳门为一部商业电影卖命，“那一刻我在想：为什么要拍电影？电影应该有更多可能性……于是，我拍了一些电影：关于被人视为‘厌恶性’行业的殡仪从业员故事《阴阳路3之升棺发财》、关于边缘青少年的《给他们一个机会》和关于被歧视社群的《性工作者十日谈》。”
《拆弹专家2》也是将商业动作片与社会表达结合成功的范例。一位观众在豆瓣网这样形容这部电影：你能看出它的主创经历过严苛而完整的工业化训练，不让人疲倦，还有恰如其分的爽。如果深挖，又给你思考人和社会、正义与邪恶关系的空间。
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邱礼涛回应了许多外界的争议。谈到1年内有4部戏密集上映，他说这在香港过去是常事，曾经同一天电影院里有3部他的电影在上，“观众都习惯了”。
他反驳烂拍的说法，并认为说他赶工并不准确。他抬一抬头回忆，挨着数——“《暗杀风暴》是2018年拍的、《扫毒3》是2021年拍的、《莫斯科行动》是2022年拍的、《绝地追击》是2021年拍的。”
“你可以说我有些multitask，同时做很多东西……可是《绝地追击》我们弄这个剧本弄了一年多，如果出来都不好，这是我们的才艺有限，我也可以承认，但是花的时间不是人家想象得那么短，也跟其他的制作一样得长。能够快一点我希望能再快一点，能多拍一点就多拍一点。”邱礼涛说。

04同行者

电影《莫斯科行动》开头的列车打斗戏，融入了邱礼涛的临场创意。图为该片剧照。（片方供图/图）
在邱礼涛的故事里，似乎很难绕开他的同伴。
他的搭档多是这个行业里的老“法师”，除了李忠志，摄影指导陈广鸿曾担任《英雄本色》的摄影师，也是邱礼涛的多年搭档，从《阴阳路》《竞雄女侠秋瑾》……一路合作至《莫斯科行动》，他年过七旬，“在现场跑来跑去，像个年轻人一样。”桂侑铭说。
开寅形容邱礼涛团队有种异乎寻常的默契，甚至很难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因为他们很少说话，却对彼此的需求心领神会。合作多年，李忠志知道邱礼涛需要的是真实的质感，《莫斯科行动》中有一场人从火车里摔出去的镜头，原本剧本里没有，邱礼涛便询问，如果加进去，对你的整套动作设计有没有影响。
“摔出去第一会好看，第二震撼性更大，对观众有点刺激。”李忠志理解邱礼涛的意思，于是在火车里走来走去，考虑设计什么动作更合理。“那个玻璃那么小，又要合理地摔出去，最后想的就是在火车包间里撞那个门，门砸碎玻璃，那个人被推出去。”
李忠志是陈木胜导演的黄金搭档，他认为两位导演很像，都是可以“拍戏不睡觉的人”。区别在于陈木胜导演会把人“榨到最干”，邱礼涛的方式则更温和。在片场，桂侑铭发现即便十分熟悉，刘德华和邱礼涛却总是小声交流，有商有量，“非常之专业”。
如今李忠志的武行演员几乎都是内地人，现在香港的武行少，“慢慢都断层了”。他拍戏时，有时十个月都在怀柔。新冠疫情期间，执行导演温振威长期帮邱礼涛处理在内地的工作，时间长了，团队的一位前辈说，这两年见他比见自己的妻子都多，“慢慢大家就很像一个大家庭”。
在行业的寒冬，一些人会承袭着过往的专业，也在共同体中汲取温暖。邱礼涛曾说：“有班底就要保证一直有工作，没有频密的工作，很难能凑成自己的班底。所以有时为了维持班底，只要不太违背原则的工作，也会接来做。”
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寅认为邱礼涛也许拍过质量平庸的电影，但他不认为是烂片——因为他的态度是认真的，没有刻意糊弄片方、糊弄观众。“正因为有邱礼涛这样的导演，他在不断地开工拍片，不断地把新人纳入这个工业，才能逐渐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并以此维持香港电影工业的基本运作。”
温振威2014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从基础的场务做起，逐渐成为邱礼涛的执行导演。工作当中，邱礼涛向后辈反复强调，“先不要学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比如做副导演，你要懂看剧本，拆剧本，你要懂很多事为什么这样安排那样安排，先把这方面的功夫练好”。
邱礼涛成长于胶片年代，他会告诉后辈，胶片年代的遗产之一便是不能乱拍，因为一开机就是钱。“邱导经常跟我们说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觉得现在预算充足，就可以很随意。我们还是要保持精准，把钱花在刀刃上。”温振威说。
“我幸运的是拍片数量比较多，但如果你问代表性（导演），我很信服的有，但我觉得我还不是，起码对大部分电影影迷来说，我肯定不是香港最优秀的导演”，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这几年想拍好片的欲望比以前大很多。因为以前怕没得拍，怕别人觉得这个行业在走下坡路；可是拍出来票房不好，被观众骂，作为导演不是没有感觉，但不会抑郁跳楼。但现在他会觉得，电影比人长寿，“你不要留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世界上”。
为什么一直保持这么强烈的拍片动力，邱礼涛的答案常常是在片场充实，感觉在“活着”。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80年代刚入行时，因为身体缘故，妈妈总担心他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可是她不知道我在片场里面很多人照顾”。
大卫·波德维尔认为香港电影创造了1970年代以来全球最富于生气和想象力的大众电影。当南方周末记者问，最想拍的好电影是什么样的？邱礼涛回答了四个字——雅俗共赏。
作者 | 付子洋
编辑 | 刘悠翔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