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相信一切应当从人性出发

小鸟问答

小鸟文学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很高兴十月里我们又发出一篇“24 小时文学聚会”。记得月初时我们还说，近来投稿量有所恢复，但愿有好的作品。

果然。这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件事。

更高兴可能还在于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它不回避真实，它让我们看到在狰狞的、但是真实的世界里人性的光辉。这篇小说让我想起加缪的那句话：“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我们的小说作者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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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熟作家们不敢触碰那些稍微显得敏感一点的题材，实际上他们是被站队、表态、立场之类的词吓坏了，他们甚至因此而放弃了触碰人性。

他们或者就沉浸在另外一些站队、表态、立场里乐此不疲。就像同样在这个月里，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身边的人在为巴以冲突这样的事而割裂，你多多少少会看到他们为此高谈阔论，互相攻讦。他们不能自拔的和他们恐惧的是同一个东西，它叫身份政治。它让愚蠢更愚蠢。因为它远离人性，它鼓励远离人性。

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相信一切应当从人性出发，也许可以回避这么多的愚蠢。分享两段托尼·朱特的话：

正如少数巴勒斯坦人可能总是怨恨他们的犹太邻居一样，某些以色列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自己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而绝不会原谅他们。但是根据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解，巴勒斯坦人由于被忽略而产生受委屈感，以色列人则坚持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直的，这两点对于解决他们共同的两难问题而言是一对孪生的障碍。任何一方自身都不可能“看到”另一方。正如奥威尔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里指出的，“假如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中持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那么某些事实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认为是真实的，也不会得到承认。”

（2004，《民族》）

巴勒斯坦人记得 1948 年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记得土地征用、经济剥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殖民、政治暗杀以及每天发生的数以百计的各种微小的羞辱。以色列人记得 1948 年的战争，记得阿拉伯国家从 1967 年以前到现在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反复威胁要把犹太人赶入地中海，记得去年发生的平民被随意屠杀这样的可怕事件。但是中东的记忆并不独特，甚至在记忆的痛苦程度上也并不突出。

20 年中，爱尔兰共和军频繁地发动袭击，他们将信仰新教的平民当着他们的孩子的面枪杀在自家门口。新教徒们也开枪予以还击。目前暴力事件仍然有，虽然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温和的新教徒与新芬党中的温和派进行公开谈判……1944 年，德国党卫军在法国奥拉尔村活活烧死了 700 名法国人，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屠杀发生后不到 6 年，法国和德国便走到一起，两者的合作（舒曼计划）成为新欧洲建设的核心。

（2002，《此路不通》）

有人问，你们上期（十月）小鸟问答中提到博尔赫斯的那段话在他的哪本书里？

这段话出自《探讨别集》中《关于切斯特顿》一文。我们在重新看这段文字时，再度被这其中一句话所吸引：“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我们暗自揣摩，这似乎与一些大人物的宿命有某种关联。我们决定再抄一遍。

这是一个要求被法律承认的人的故事。第一道门的看守对他说，里面还有好多道门，每个大厅都有一个看守把门，他们一个比一个强壮。那人就坐下来等。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那人就死了。临终时他问：“在我等待的岁月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进去，这可能吗？”看守回答他：“没有人想进去，因为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

看完之后，不知为什么感觉到巨大的孤独。想到最近看到多篇作家自我剖析，有理想高远者，有岁月静好者，都一样，你不知道那门只是为你单独而设，你还想着如何找到结伴而行或者抱团取暖的人，等着等着就是倏忽一世。

博尔赫斯在接受访问时曾说，他最好的一篇小说是《第三者》，“那并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故事……”“我试图表现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感，这样一来故事的结局也就不出人意料了。”“《第三者》的情节固然可怕，在我眼中却非常真实，同时也非常悲哀。”

作家的伟大，就在于他在虚构之中，提供最真实的、真正的真实，让我们知晓不可避免的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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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封面的鸟叫黑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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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博尔赫斯。来自《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这篇文章，收在《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这个集子里。

那个很短的故事开始说：“我想把我们历史上最奇特、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用文字记载下来，也许前人从没有这么做过。我认为最好是叙述时不加评论，不添枝加叶，不作任何没有根据的猜测。”一贯的博尔赫斯风格，他接着说，“主角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独裁者巨大的阴影……”然后，他讲独裁者的手下闯进了主角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家，萨尔瓦多雷斯无处可逃，他钻到客厅桌子底下，掀开桌子底下的地毯，下面是一个地下室的入口。独裁者的手下没有抓到萨尔瓦多雷斯，放言他们还会再来。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从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他在地下室住了整整九年。尽管我们常想，年月由日子组成，日子由钟点组成，九年是个抽象的期限，是个难以想象的数目，这个故事还是骇人听闻的。我猜想，他在眼睛努力辩认的黑暗里，什么都不想，甚至不去想他的仇恨和危险处境。他干蹲在地下室。上面那个对他已经无缘的世界会传来一些回声，他妻子的熟悉的脚步声，水桶在井栏的碰击声，天井里的大雨声。此外，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

妻子怕仆人举报，陆续辞退了他们。她对亲戚们说萨尔瓦多雷斯在乌拉圭。她替军队缝缝补补，挣些钱养活两人。几年中，她生了两个孩子；亲戚们唾弃她，说孩子是野种。独裁者垮台后，他们跪在地上请求她原谅。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他禁闭起来的是不是恐惧、爱情、可及而不可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终于养成的习惯？他妻子为了不让他离她而去，告诉他一些不确实的阴谋与胜利的消息。他也许是个懦夫，他妻子心中有数，只是因为忠于他而不对他明说而已。他在地下室里没有烛光，不能看书消遣，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几年后，他已没有能力逃亡，梦到的是地下室。起初他是一个受到追捕、受到威胁的人；后来我们就说不清楚了，也许是一头守在巢穴里的温顺的野兽，也许是一个隐秘的神。

这一切持续到一八五二年夏罗萨斯仓皇出走的那天。那时候，那个暗藏的人才来到光天化日之下；我祖父同他谈过话。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

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起初回忆起这个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同样是在几天前的惊愕当中：是啊，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想到，这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把博尔赫斯，献给我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献给我们的城市，献给又一个属于我们的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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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2021）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