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弗里德曼的《南瓜花》，一本很新的、以以色列为主题的小说，在国际阅读圈中很有知名度。书中写到一件事：1990年代中期，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制造恐怖袭击的热度升级，为避开陆路的危险，以色列就派直升机运送士兵前往前线守卫。南瓜山就是位于最前线的以色列据点之一。

一个士兵阿维，服役将近满三年，1997年2月是他最后一次登上直升机前往南瓜山，只要熬过这最后的二十多天，这个爱读书、喜欢讨论文学、善于观察、十分厌倦驻防地的无聊的年轻人就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不幸的是，载着他的那架直升机在黑夜中与同时起飞的另一架直升机相撞坠地，两机上共73人无一生还。
事故发生后，以色列上下的反应很有意味：死难士兵的照片和信件，跟所有牺牲士兵一样都被制作成纪念册，一个个晚会办起来纪念他们；每年的荣军纪念日，他们的传记片在电视里播放，全国拉响警报，任何地方都有人停下来向死去的士兵致敬。他们当然拥有了纪念碑，不是什么巍峨精美的雕塑，而往往是一些粗糙的刻了名字的石头，以色列的死难者纪念碑往往如此，不很起眼，但又无处不在。此外，还有人发表文章反思战争有无必要，文章设法刺激全国母亲的同理心，说“她们正在通过养育士兵制造着战争”，刺激人们去思考，也许我们为了保护边境的人民而牺牲的生命更多，也许我方积极的针锋相对的布防，不如撤军更有利于避免战争。
虽然这73个人不是殁于战场，而是因飞行员操作失误丧命，但众多的声音里，唯独没有对敌人的仇恨。
那是一个有点特殊的时期，因为签署了《奥斯陆协议》，社会上鸽风劲吹，人们对一个和平的新中东有了热切的展望。马蒂·弗里德曼正是在1995年从加拿大来到以色列的，入籍后，他于1997年也被征入伍。对战争，他的一个强烈的体验是，以色列就像班里的一个好学生，自我约束不说，出了事，自己受了人员伤亡，也是都先反思自己的不是，似乎知道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国际舆论对他们的期待。
《南瓜花》里还写了另一件事。南瓜山哨所周围有真主党的游击队活动，某日凌晨，哨所的观察员通过热敏摄像头发现了七个可疑人影，朝河下游走去，从那里可以通往南瓜山。观察员明知他们是游击队，但因为这些人未入安全区，必须向总部请示，希望让一辆坦克开火。在他们的语言里，“敌人”一词的代号是“流氓”。
“不行。”
“不行是什么意思？我们确认发现七个流氓。他们正往河床方向移动。很快我们就打不到他们了。我请求马上开火。”
“我是霍申。不行。不许开火。”
“霍申，我是阿塔夫四号。那我他妈在这儿是干吗？”
在以色列当过兵的人大多会说自己虚度光阴，整天洗碗、洗衣服、看护一台机器，女兵整天给上级打字，完全不知道敌人在何处。但这种荒谬与书里所说的相比实在无足轻重。南瓜山上发生的真相是，发现危险的人无法阻止危险，因为无法率先采取行动，必须眼巴巴等着敌人射出第一颗子弹。袭击发生时，第一个牺牲的就是那位爆了粗口的20岁观察员，以色列把这样的牺牲当作必需的代价承受了下来，人们早就明白这里面的悖论，伤亡是可悲的，是需要避免的，但是伤亡又是必要的，没有伤亡，军队是否必须设在那里，兵役制度是否有必要存在，就要受质疑。
困扰以色列人的这些问题，常常被国际舆论拿来批评以色列。弗里德曼说，格外清醒的国际问题观察员们，从来热衷于放大以色列内部自我质疑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是强者，更因为他们容易听到以色列人的声音；驻加沙地带的记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报道以色列怎样实施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只是任人宰割，很少还手吗？当然不是。正好相反，以色列主动实施的暴力少而又少，正因此才会受到严密关注，用句不嫌难听的话讲，就是传媒学里那句妇孺皆知的俗语：“人咬狗才是新闻。”
弗里德曼自己在联合通讯社驻耶路撒冷分社干过好几年的记者&编辑，对以色列如何受到媒体的“重点照顾”体会太深。在以色列和它的敌人之间，以色列永远在明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分析、揣摩、评价和谴责，而敌人则被自动无视——那是一个沉默的人群，不可理解，也不敢去理解。关于真主党、哈马斯的信息，最好是从以色列的媒体里摘抄过来。
所以“以色列故事”是扭曲的。人们对中东的印象总是“以色列又欺负人了”，甚至“以色列又欺负那些欺负它的人了”。以色列人自己的报道和反思剖露出他们的柔肠寸心，然而在外人眼里，这似乎只是印证了“强者也有脆弱的一面”的道理，仿佛脆弱只是对强者的一种补充。于是强者反而变成了软柿子。以色列的成功让媒体不感兴趣，以色列的伤亡和受挫以及内讧，都很难让它的敌人受到指责，它们享受着一种集体沉默的保护；反倒是以色列本身受到略带幸灾乐祸的埋怨：谁让你们跟他们一般见识的？
在联合通讯社耶路撒冷分社任职期间，马蒂·弗里德曼做过一个小统计：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七周的时间，耶路撒冷分社关于以色列社会的“道德失败”的各种文字，比如新的立法提案要求约束媒体自由，比如犹太人宗教右翼势力影响的提升，比如西岸那边又出现了几个非法定居点，比如性别之争……差不多每两天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些问题，如果只读这些报道，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已经乱作一锅粥了，就好比你若只看“无缘社会”这类纪录片，会觉得日本已经是一个极其冷漠的社会，冷漠到了公民独自死在家里都久久无人问津的程度。
应该如何去正确解读媒体上的文字，以色列人天然地要学习这一课，这是让他们成熟的一课，就像他们天然地要面对旧约圣经这么一个充满歧义、暗喻、空白、晦涩的文本，在思考、理解文本的过程中变得成熟，就像他们天然地生在一个无比复杂的局势里，必须加速成长，学会从所有角度全方位地审视问题。而弗里德曼的《南瓜花》，就是这样一本第一人称的“成长故事”。
昨天，以色列有两条与哈马斯恐怖袭击受害人相关的新闻，看看英国媒体是如何扭曲报道的：
这名女兵是以色列在地面行动中营救的，但被英国《卫报》说成是被释放的，该报后来做了更正。

德国裔女孩已经确认被残忍虐杀，以色列救援人员只找到了她的头盖骨的一部分，然后英国BBC将哈马斯恐怖分子写成“哈马斯战士”。
在各种极左思想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世界媒体对以色列的报道严重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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