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巴以冲突相关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犹太人定居点”。
什么是“犹太人定居点”？
它是一个小区、一个小镇还是一座城市？
《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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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斯玛丽·魏克曼 著

周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今天，译文君与大家分享《实践乌托邦》里的一个选段。这本书的主题是回顾20世纪的全球新城镇运动，揭示城市规划者和居民对他们理想的城市未来的想象。
新城镇是国家或地区重建和提取资源的工具，被用于人口的重新安置和领土统治；新城镇也是一个标签，在特定历史时刻用来表达有意识的、具有高度象征性的领土控制和定居行为。它是插进土里的一面旗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霸权标志。
因此，作者对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研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以色列在巴黎斯坦地区的扩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以色列的定居点规划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

[美]罗斯玛丽·魏克曼 著 周平 译
虽然新城镇是为了应对难民危机和旧城过度拥挤的情况，但它们也是国家进行社会清洗和种族工程的工具，特别是在中东的新兴国家。以色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接纳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北非和中东的难民大熔炉。但就其阿拉伯定居点而言，新的城镇地位意味着有系统地消除其巴勒斯坦特色，并改造成有辨识度的现代犹太城市。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失败，1948年5月，犹太国成立，不受限制的人员迁移和重新安置行动即刻造成了灾难。犹太移民在难民营和匆忙建立的中转城镇中备受煎熬，而阿拉伯人则被迫流亡到巴勒斯坦难民营。这是一场毁灭性的人口交换，中东至今尚未从中恢复过来。
在以色列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担忧，即大批抵达新犹太国家的人会聚集在拥挤不堪的沿海地带以及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三个城市，这会使得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没有犹太人定居点。为了应对这一趋势，政府为以色列制定了一项物质规划（Physical Plan），以便在合理化的规划社区地理范围内，对这片土地上的26.5万人（1948年人口为87万）进行重新安置。这是一次领土主权意义上的行动。按照该计划的起草者兼规划部门负责人阿里埃赫·沙龙的说法，对定居点、工业和服务业的全面规划，“从国家和国防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维护犹太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以色列被划分为24个规划区。在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大约30个开发城镇（ayarot pituach）项目开始启动，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其中一些项目位于为新移民设立的大型中转营地（ma’abaras）；其他项目则是围绕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开发的。一系列新的定居点充当军事前哨，以巩固边境地区的控制。他们的行动沿袭了巴士底德传统，那是一种小而理想的城市，是为了保护战后政治决定的定居点所创造的边界。新城镇将创造出一个可防御的军事化领土。
以色列的新城镇战略几乎直接从英国的规划手册中借鉴，然后被移植到中东的地缘政治动荡之中。20世纪20年代，帕特里克·盖迪斯和他对特拉维夫总体规划的研究开创了挪用英国地区主义和新城镇思想的先河。20世纪40年代初，以色列政治家大卫·本-古里安组织了一个专家组，为战后数十万人移居以色列制订了一项计划，这给英国规划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巴勒斯坦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协会也是犹太人及英国专业人士讨论战后定居点问题的会面场所。在这些讨论中，反复提及了1940年的《巴洛报告》和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1944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艾伯克隆比还经常访问以色列，并应沙龙之邀担任土地利用规划和新城镇规划顾问。沙龙本人就是包豪斯学院的毕业生，他帮助以色列引进了现代功能建筑和简洁设计的思想，此思想在特拉维夫城市建设中得以贯彻。
1950年，以色列通过一系列新闻发布会、报纸文章，以及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办的城市规划展览，将其物质规划公之于众。作为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博物馆的展览以精美的水彩画为特色，描绘了想象中的“应许之地”。它们是未来的城市氛围和情感的写照。简洁的粉刷一新的平房和公寓楼点缀着花园与空地。在国家宣传所培养出的抽象视觉和幻想中，绿色田园城市和包豪斯功能主义可以在干涸的沙漠中开花结果、长盛不衰。与众多的新城镇规划一样，这些图像将城市设计美化、浪漫化为现代乌托邦。人们像履行义务一样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着乐观和热情。博物馆对新城镇的描绘抹去了该地区的阿拉伯色彩，同时凸显了以色列的未来。
巴勒斯坦现有的阿拉伯人定居点，如阿克里、提比利亚和泽法特等，在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军队占领，居民要么逃离，要么被迫离开。然后，这些土生土长的地区被贴上了乏善可陈的标签，并准备进行开发。根据曾在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工作的美国工程师詹姆斯·海耶斯(James B. Hayes)的一项计划，美国暗示，南部内盖夫广袤的沙漠地区作为犹太人定居点的条件已经成熟。以色列军队进驻时，在内盖夫的比尔谢巴（Beersheba）阿拉伯人都逃走了。该镇随后被指定为该地区的犹太首府，据报道，此地建筑物和供水系统运转情况良好。尽管联合国呼吁比尔谢巴和内盖夫作为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中立地带，但数百名以色列开拓者很快就在那里成家立业。到1952年，1万名年轻的犹太以色列人正在把比尔谢巴重建成一座新城。
从前不过是内盖夫难民营，如今，新城镇梦想成真。在呼吁统一巴勒斯坦的宣传片《内盖夫之歌》（Song of the Negev，1950）中，该地区先前所有的文明都消失殆尽；除了废墟，没有留下任何过去的东西。这片土地的过往已被洗刷。沙漠空荡荡，随时可以开发。正如所有新城的视觉形象一样，年轻人正在创造他们的未来。不管如何艰难，他们都怀揣着社区和团结的梦想。在内盖夫，他们用铁锹迅速清除过去的废墟，用铁锤和钉子建造定居点。面对阿拉伯军队的袭击，他们坚守阵地，绝不撤离。《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1952年访问了比尔谢巴，他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在愁苦的宗派政治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先锋氛围：
你会看到中央咖啡馆里的年轻人带着狂野的西部风情在跳波尔卡舞和霍拉舞。他们是一群瘦削的、晒得黝黑的、看起来很快活的人，肯定比我在特拉维夫见过的任何人群都更快乐。到了白天，你会看到他们光着身子铺设管道、打井、挖矿、筑坝、修路，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带着公文包，有很多人拿着步枪。他们出城必带武器。仍有太多的阿拉伯人，包括5万名贝都因人，并不能完全接受以色列重新占领内盖夫的事实。
掌控这片土地并建设新城镇将创造一个想象中的锡安。人们将这些定居点看作城市中的基布兹（即集体农庄）。它们是新移民作为正式成员融入这个新兴国家的风景线。此外，新城计划是管理和组织移民潮，并确定其庇护点和居住地的一种方式。到1954年，56%的人口被转移到了这个国家新开发的地区和新城镇。随着对人口增长的预测达到400万，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6次更新了国家人口分布计划。规划者念念不忘在新领土上创建理想的人口分布。定居点通过统计抽取而形式化，形成严格的人口规模层次结构：A级为500人的村庄和基布兹，B级为2000人的农村中心，C级为6000至1.2万人的偏远城市中心，D级为4万至6万人的中等城镇，最后E级为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这种排序的推动者是城市规划师埃利泽·布鲁茨库斯(Eliezer Brutzkus)，20世纪40年代曾在犹太人事务局（Jewish Agency）工作，最终成为以色列城乡规划部主管。他认为，城市殖民是其他边疆社会（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一种战略。
在规划早期，以色列的综合规划及其新城规划在西方国家广受赞誉，被认为是发展现代主义的一个有力案例，值得全世界效仿。这些定居点被演绎为公共的生活世界。1961年的宣传片《阿什杜德》（Ashdod)，讲述的是特拉维夫以南一座同名港口城镇(由建筑师和规划师阿尔伯特·迈耶协助设计)的故事，镜头捕捉到了一座由政府建造的住房构成的荒凉的居民点，以及一座被遗忘在沙海中的发电厂。但旁白说，阿什杜德是“一个有未来的城市，这一点才是真正重要的”。这部电影将暂时性转变为永恒的状态，将主要来自北非的移民视为拓荒者，他们在征服荒野，日复一日地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要保持这种乌托邦式的伪装很困难。过度扩展的定居点造成了一堆被荒无人烟地带分割的杂乱的无实体单位。投资稀少，而且很快就枯竭了；过度拥挤和失业现象比比皆是。早期的定居者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被称为“坏城镇”的地方，而其他城镇则被称为“好城镇”。因争夺稀缺资源，地区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然而，不管这些问题如何，这些边疆世界都尽职尽责地遵循着西方的规划原则，并被描绘成以色列的田园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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