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小川在国际金融论坛(IFF) 上建议,面临全球经济挑战,各国应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捍卫多边主义,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加强各国的宏观政策、金融和监管政策方面的协调,聚焦多领域务实合作,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周小川分享了全球进展以及中国在该领域的经验。
来 源|财经ThinkTank
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10月27日-29日在广州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致辞中表示,受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军事冲突、通胀形势、国际债务以及产业链重组等多重风险叠加的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周小川在致辞中引述了IMF于10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报告表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远低于2000年至2019年期间3.8%的平均水平。
关于2024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其他国际机构也预期较低,WTO预测是2.5%,OECD预测则是2.7%,与此同时,全球通胀升速虽有所减缓,但核心通胀能黏性较强,下降速度缓慢。
IMF预测今年全球通胀水平将从2022年的8.7%降至6.8%,但大多数国家的通胀则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回落到央行目标水平,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或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的环境,全球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都值得关注。
周小川建议,各国应该加强协调合作,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捍卫多边主义,避免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和经济胁迫,要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积极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要聚焦多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供应链等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周小川在接下来的分论坛中分享了全球进展以及中国在该领域的经验。
他说,最近两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碳减排方面出现了反弹,或者说积极性有所停滞。
“俄乌战争发生后能源出现了紧张,气候变化的优先度和地缘政治相比变低。最近巴以战争发生,也会对能源行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能否保持COP28、COP29这种连续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令人担忧。”
周小川说,国际上有好几千家大型企业都已经做了减排的承诺,特别是在《巴黎协议》和COP26以后,但是最近两年,作出承诺的企业数量不再增长,保持在几千家的水平上,甚至还有一些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要退出,这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全球也非常关注所谓的“漂绿”的行为。
同时,周小川也认为公众和居民并不像想象中都有非常高的认识和觉悟,谁应该付出代价,谁应该承担成本?不少人莫衷一是。
在《巴黎协定》和COP26之后,很多人以为世界全球已经进入了向零碳赛跑的过程。目前大概25%-30%的全球大企业也都加入了赛跑。因此会给人家一种印象,现在25%-30%,再过几年50%,再过几年75%,再过几年90%,全球100%的人都进入了向近零的赛跑,这个趋势就会明显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看起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参加赛跑的人好像停滞了,并没有进一步明显的扩大,同时还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周小川说,“在鼓励人们提高认识和自觉采取行动的基础之上,还要有更明确的规则和激励机制。”
周小川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能源经济“四大强项”为例说明法规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他说,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和储能,这几个方面在全球来讲都算是发展比较领先的。
“我个人觉得,价格机制这里头既包括成本控制和补贴,以及其他的含有价格含量的这些结构性政策都帮了不少忙。”周小川说,“过去曾经对风电、光电、电动汽车所做的财务上的支持,也包括结构性政策,包括对风电、光电的优先上网,同时加强了基础设施,使得它容纳风电和光电,能调度储能设备的积极性空间比较大,这样就激励了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储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中国开始激励机制出现以后,大量的民间机构有积极性,大力铺设建设光伏电源基地,有了长足的发展。风电和储能也是类似。
“中国过去就制定了要发展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特别是抽水蓄能,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基本上连一半都实现不了,企业和私人机构算不过账来,所以就没弄多少。“周小川说,“到后来因为理顺了价格机制,同时还设计了容量变价,等于后面容量可以直接拿收入,这使得最近两三年抽水蓄能电站大幅上升,大概每年批下来的新项目两百多个,从正面和反面都说明激励机制非常重要。”
周小川建议,中国要继续积极参加全球关于法规方面的讨论,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要更大程度地运用激励机制。
“运用激励机制,首先是理解和发展好碳市场,上海的全国碳市场,覆盖面很大,但交易量很低,作用非常有限。原因是免费配额分配得太多,甚至免费配额有时候都有富余,所以真正对于碳价格的形成和起到的激励机制不够。”周小川同时指出了激励机制的改进空间,“还有广州碳市场、天津碳市场、北京的绿交所,这些市场的风格和价格不一样。未来我们还需要考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和欧洲的碳市场的相互关系。”
他说,在法规和激励机制的发展方面需要全球协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中美是两个碳排放的大国,应该减少不信任来增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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