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三季度经济“成绩单”揭晓。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在答记者问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对当前经济形势做了判断，“国民经济总体上持续恢复向好”。
但在宏观数据和微观主体“温差”仍然存在，民营企业和个人对经济复苏带来的变化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就在前段时间，A股跌破了3000点，创业板也创逾3年新低，市场信心可见一斑。
不少学者对当前形势并不乐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仍面临着巨大压力。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累计同比延续负增长，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1%，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内部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不少人担心明斯基时刻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到来。
当前形势如何？未来的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邀请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聊了聊，以下是他的分享。
嘉 宾：滕泰 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采 编：孙允广 孙玄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三驾马车面临长期挑战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低于预期。三季度以来，无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都低于年初的预期，总体来看，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总需求不足。
针对未来需求不足的情况，去年国家出台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
从外需来看，出口连续负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之一。
一方面，出口负增长与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有关。自特朗普以来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延续至今，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去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的出口就开始负增长，这一趋势短期仍将持续。
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的变迁会导致贸易结构的变化。
纵观各个国家的历史，英国崛起的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时，长期的贸易顺差被打破，从贸易平衡转变为贸易逆差，美国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等国家在贸易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其他优势的积累，当比较贸易优势开始丧失时，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融、科技，甚至是政治、军事上的优势。
他们可以通过金融和对外投资手段获取更多利益，在科技上占领优势地位，在贸易逆差阶段把真正的核心技术、高利润产品（例如芯片产业）掌握在手中。
说回到中国，我们的对外贸易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贸易顺差逐步下降，再过10年可能会趋向贸易平衡，未来可能是贸易逆差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科技优势、金融优势还没有积累起来。
所以，出口负增长、外需下降、对经济贡献为负的情况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挑战。
中国的内需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长期投资过剩，二是消费不足。
过去20年，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投资占比超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去年57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投资率在47%左右。
而其他成熟国家，像是欧洲、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20%~25%之间，即便是发展阶段稍落后的印度，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只有27%。
对比来看，中国47%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高一倍，已经造成严重的投资过剩，未来无论是房地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还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必然逐步回落。由于过高的投资挤占了居民消费，造成中国消费占比过低，且增长过慢，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不如欧、美、日、韩等市场国家。如果投资增速长期趋于下滑，而消费增速又不能提高，我们就必然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内需不足问题表面上是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体制性的内需不足。
经济决策体制蕴含着很难改变的投资驱动惯性。
从中央经济决策体制的角度来讲，整套决策体制主要围绕投资展开的，年底各地上报的项目，经由专门的部门来审批项目，预算、赤字，特别是国债，很多都是围绕投资展开的。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也是围绕基建项目和招商引资展开的。
所以，过去20年间，中国的投资占比很高。在特定发展阶段，高投资率是合理的，尤其是基础设施不完善时，多修机场、公路、铁路对拉动经济作用很大。但是当我们的基础设施饱和后，继续扩张投资就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多投资过剩、低效投资、无效投资的问题。
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剩的背景下，继续扩张投资会造成更多社会问题：微观上投资效率降低，很多项目建成后使用效率很低；宏观上有消费挤出效应。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要么安排去投资，要么变成居民收入，进而转化为居民消费，如果投资过多，会加剧消费不足的现象。
相似的情况曾经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苏联的经济驱动模式也主要是围绕投资展开的，高积累、低消费，结果七十年代就是100卢布投资下去只产生不到60卢布的GDP，50年代甚至更少。投资效益下降、不断挤出消费，造成经济循环效率下降是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从经济发展规律上讲，当务之急是调整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从长期的投资驱动为主转变成消费驱为主。
给老百姓发钱为什么难？
当投资驱动不可持续后，怎么拉动消费需求？
提振消费并不容易，会面临深层次的居民收入的问题。国民收入一共就这么多，到底有多少到了老百姓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分配问题。
首先要减少过剩、低效和无效投资。假设世界上其他国家20%-25%的投资比重是正常范围，那么中国121万亿的GDP（2022年数据），每年只需要投资二三十万亿就够了，去年我们投资是57万亿，至少有20万亿是低效、无效投资和过剩投资。
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出路是把每年20多万亿的低效、无效投资转化为居民收入，要么给居民发钱，要么建设更好、更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然后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只有启动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改革，中国才能化解内需不足的长期挑战。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年均可支配收入是3.68万元，乘以14.1亿的人口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的52万亿元，仅占GDP的43%。从全球来讲，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80%以上，印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70%以上，所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全球几乎是最低的，所以提升消费要从提高居民收入着手。
从乘数效应角度来讲，如果把100元的财政预算用来搞投资，在很多省份还不能产生100元的GDP，当前全国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小于1。

如果把100元当成消费券发给老百姓，据调查可以创造300元甚至更高的经济循环。如果把过剩投资的钱，发给老百姓，变成居民收入，进而转化成消费，再加上3倍的乘数效应，中国消费的总需求增长就会迎来爆发。
按照刚才的计算，把20万亿的过剩投资变成消费，再加上3倍的新增乘数，消费总需求就会增加60万亿了，这就解决了中国总需求的难题。
所以，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从收入端入手，启动国家收入支出结构的改革，真正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调整收入和需求结构之所以难，其核心问题在于转变观念。
传统决策观念比较偏好用促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比如投资一栋楼或某个工程是能够看得见的政绩，既能形成供给，又能创造需求，甚至这个过程中，还有相关部门的支配权和参与者的利益问题，所以投资驱动模式很难改变。
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没有给老百姓发钱促消费的先例。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给老百姓发钱是“打水漂”。
总体上看，发钱促消费这种逻辑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国没有形成社会共识和决策共识。
实际上给老百姓发钱促消费，不但不是浪费，反而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在消费过程中来实现的。
未来最大的财富机会在哪里？
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曾陷入“失落的30年”，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最大跌幅超过70%以上，带来一些经济后果，日经225 NIK指数最高时3.8万点，一路下跌。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收缩，人口老龄化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这些其他国家在经济历史上的教训非常值得警惕。
比如，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谈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就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当前中国有没有企业或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呢？我认为是有的。从2017年-2018年以来，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在收缩或衰退。
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样如此，由于房价下跌、股市下跌、收入短期下降，家庭减少消费负债、减少消费支出，都会加剧总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从十年前的两位数增长逐步降到5.2%，总体增速向下的趋势还在持续。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感受到了“温差”，增长机会越来越少。
任何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尊重经济自身的规律，整个经济结构在变化，一些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基建、房地产、建筑建材、家电家居等行业增速降低，传统的消费、普通的衣食住行、燃油车行业都存在普遍的供给过剩。
比如，房地产行业总体过剩，从需求侧来说，这与“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家庭成员结构相关，未来下一代购房需求越来越少，从房地产投资来看，已经连续十几个月负增长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越往后越严峻。
当你觉得最悲观的时候，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可能就在眼前，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应用场景，就不相信。
20年前，互联网刚刚到来，很多人认为与自己无关，后来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当前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就像20多年前的互联网一样，将带来全球经济的新周期，并将再次彻底改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高盛的一份报告预测，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将带来7万亿美元的价值。
其实包括这个预测在内的现有的所有预测都远远低估了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技术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仅是康波级别的，而且它对经济的影响绝不是GDP能衡量的，更多是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替代和改变。
所谓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每隔50年左右就会出现的大变革，在工业革命时，因为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较慢，观察到50年的周期有一定偶然性，现在互联网时代传播速度比较快，可能20年就会全球都普及。
如何把握住这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是各行各业都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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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星辰  轮值主编 | 孙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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