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

东亚是地域史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包括中国、蒙古、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这一地域，正如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所示，除蒙古之外的国家始终是由海路连接为一体的，相互之间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拥有文化共性的地域。另一方面，从13世纪至14世纪后半叶，上述大半地域也曾是由蒙古人进行政治统合的地区，期间东亚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其影响持续至今。
12世纪至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一蒙古高原并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帝国YekeMongu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标准汉译为“大蒙古国”。①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蒙古史纲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蒙古帝国的支配对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技术、艺术、人口、农业等诸方面影响甚大。当时蒙古帝国和四大汗国各地的宫廷：大都、上都、巴格达、萨来都作为学术、宗教、艺术、政治中心而闻名于世。莫斯科的迅速崛起也与蒙古有关。
1218年，为了讨伐从辽东侵入高丽的契丹叛众蒙古进兵高丽。这便是高丽与大蒙古国最初的接触。蒙古的出现及其军事行动成为13世纪东亚国际局势动摇与变化的主因。翌年江东城战役结束后，约定高丽每年向蒙古进献贡赋，蒙古受贡使开始频繁往返于高丽。自1221年每年前往高丽取贡的著古与便是代表人物之一。1225年，著古与收取贡物返程时死于鸭绿江畔。②有关著古与遇害一事，各种史料记作“为盗所杀”或“为贼所害”等。韩国庆北大学教授崔允精认为著古与遭害事件与高丽政府有关。参见崔允精：《再论蒙古对辽东和高丽的战争：1211—1259》，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9—221页。著古与之死对蒙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以后蒙古进兵高丽的合法性理由。不久，在蒙古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汗位，成为大蒙古国可汗。窝阔台汗时期开始因著古与之死追责于高丽，曾先后数次派遣蒙军，直至1259年高丽派太子代父至蒙古求和。
不久，济州开始与蒙古接触。济州岛古代建有名为“耽罗国”的独立王国，后被高丽合并。济州位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无论愿否，在地政学上处于与周边地域广泛交流之所，同时也较易被周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所左右。
至今为止，一般认为济州与蒙古的关系是以对立与纠纷为主。最近有学者认为“从地域地区史，从济州的对外关系与济州人的生活、文化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时，会发现济州与蒙古最初的交流对于济州地域特性的形成影响深远”。[注]金日宇、文素然：《韓国·済州島と遊牧騎馬文化》，石田徹、木下順子訳，東京：明石書店，2015年，第6頁。例如，当时人们曾在济州养殖蒙古马，并曾经营国营牧场。今天，济州本土品种“果下马”与蒙古马、西域马等多次混血的“济州马”已被韩国举国列为重点保护品种。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诸王大臣推忽必烈为大汗，即元世祖。1265年，忽必烈汗从高丽人处闻知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使臣通好一事，翌年便谴使携书旨在欲与“日本国王”通好，并命高丽元宗派人护送该使臣前往日本。而日本方面则前后数次无视忽必烈汗通好要求。以此为由，忽必烈汗开始着手部署远征日本，日本史称其为元寇或蒙古袭来。[注]日本北九州市有“蒙古袭来”遗址、元寇史料馆、松原元寇堡垒等遗迹。
在日本，13世纪蒙古帝国史研究是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代日本的蒙古史研究即从翻译研究《蒙古秘史》开始的。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家都有蒙古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如确立“东洋史”这一概念的那珂通世(1851—1908) 致力于中国、日本及朝鲜古代史研究，尤其在元史研究上成果最大，晚年则热衷于蒙古语研究。那珂通世译《成吉思汗实录》已成为日本“蒙古秘史学”研究最初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为在日本确立东洋史学做出极大贡献的白鸟库吉(1865—1942)著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等著作。这一时期，代表日本大学最高水准的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教授曾在多方面从事蒙古学、蒙古史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对于理解当时蒙古学研究在日本的影响问题极具代表性。
从东亚的角度来看，蒙古对高丽、日本的战争在文化层次唤起了各国的自我认识，在政治方面则象征对华夷秩序的冲击。蒙元时代可以说是最具世界性及文化多元性的时代。

二、明清时期的蒙古

1368年，蒙古在中原的统治结束。蒙古汗廷退回到了蒙古高原，仍自称“大蒙古国”。所以国号依旧，王统也没有改变，依然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为了进行区别，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也被称为“大蒙古帝国”。“北元”这一说法是明初，高丽王朝对“大蒙古国”的称呼，是他称。从明王朝建立至1635年，位于蒙古高原的大蒙古国一直与明朝并存，并在经济方面与明王朝建立了互市关系。
一般认为明朝统治比较封闭、排外，明朝主张恢复汉唐时期的制度、风俗。但同时“元”和“明”具有连续性，蒙古对明朝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大蒙古国在中原的遗产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明太祖沿袭了元朝时期的行政体制、军事制度。认为云南、辽东等历代中原王朝未能统治的地区，因其曾是元朝实效统治地区，所以明主张上述地区应该纳入明的版图。明朝主张禁用蒙古语、蒙古服饰等，但根据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朝皇帝行乐图，如“宣宗行乐图”“宣宗射猎图”“明宪宗行乐图”等，有研究指出图中皇帝着装即为蒙古、内陆游牧民族的服饰，头戴氈笠(毡笠帽)，即蒙古帽子。[注]デイビッド·ロビンソン(David Robinson、鲁大维)：《モンゴル元朝の遺産と明朝の皇帝》，《第二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第五回研究会》(报告论文)2004年1月10日，京都大学。当时，对于明朝来讲明蒙关系是其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
在清初至清中期，藩部蒙古是清王朝最大的盟友。理藩院的前身即为设于1636年的“蒙古衙门”，当时专门管理蒙古事务。康雍乾盛世时期，清朝相继征服了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青海蒙古各部、西藏、准噶尔汗国。由于常年受到来自强大的准噶尔蒙古汗国的威胁，清朝必须同其北邻俄罗斯保持和平关系以备战准噶尔。这就是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签署第一个边界协定“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背景。清迭经三朝，最终在18世纪中叶以清朝取得完全胜利结束了与准噶尔蒙古贵族的战争，这片土地被命名为“新疆”。
至此，清朝的大一统事业随之实现，清朝的版图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几乎覆盖了东亚。对于蒙古各部来讲，则失去了最后一次东西统一的机会。这也是近代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起点，清朝版图一半以上为边疆地区，即蒙藏回藩部。元朝与清朝作为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同样拥有成功经验，而盟旗制度[注]清朝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在外藩蒙古实施盟旗制度。其中，漠南即内蒙古地区称为内札萨克蒙古(49旗)，漠北、漠西等其他地区称为外札萨克蒙古(包括喀尔喀4部86旗)，合计约200旗。若干札萨克旗组成盟，形成会盟制度，并且以固定的会盟地点命名。盟旗制度是清代蒙古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作为清朝统治外藩蒙古的基本建置沿用至今。
盟旗制度首先是由漠南蒙古逐渐推行到其他蒙古地区的。自天聪年间起，清朝在归附的漠南蒙古中编佐设旗，至康熙初已增到49旗。全面推行札萨克分封制的结果，大大分散和削夺了蒙古封建主的权力，把原先以部落为单位在草原上自由迁徙的蒙古人严格地固定在许多以旗为单位的小块领地内。外蒙古各部首领虽保留了“汗”的称号，实际上只能支配其自任札萨克之一旗。曾经企图反抗清朝的察哈尔、卫拉特等部，则或者取消其札萨克权利，或编为军队，分驻各地，无法再形成统一的一部。这样，旗地最终变成了蒙古人的生活圈，蒙古各旗民就分别被固定在此，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进行氏族或部族的横向联合活动。[注]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8页。
19世纪30年代，西方天主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其实早在13世纪，西方基督教已传入蒙古地区。但到明代，由于蒙古人普遍笃信佛教，基督教未能深入普及。1830年代，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来到察哈尔南部的西湾子村(今河北崇礼县)传教，在这里设立了蒙古主教。1840年，罗马天主教廷将蒙古划为单独教区。1864年，罗马教廷又将蒙古教区划归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管辖。随着教堂、教民增多，蒙古教区于1872年划为东、中、西三个分教区，1883年正式分为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三个独立的教区。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蒙古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还进行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建学堂、开展慈善厚生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活动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蒙古近代史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刘青瑜：《塞外苦耕：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09页、第131—163页。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在发展教徒，扩展教会势力时拉拢地方豪强购置、租占土地之事也时有发生。

三、20世纪初的蒙古地区

1907年至1916年十余年间，日本与俄国陆续签订了四次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密约”，最终划定内蒙古为日本，外蒙古为俄罗斯势力范围。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被迫将长春以南的中东铁路和租借地让给日本，并于1907年、1910年签订第一、二次协约和密约，进一步具体划分了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明确规定洮儿河以南的内蒙古东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5年12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根据此条约，满洲里、海拉尔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正式开放为各国自由贸易的商埠。1912年7月，俄国与日本为了进一步调整和确定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殊利益范围”，又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密约》。《密约》规定，将1907年第一次密约确定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西端“洮儿河与东经122度相交之点”，向西北展长至“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之边界直至内外蒙古之边疆”；并进一步沿东经116度27分将内蒙古划为东、西两部分，明确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5—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日两国又于1916年7月签订了第四次密约，进一步重申前3次密约“所缔结之忠诚友谊关系”，规定双方共同“保卫”彼此在远东、中国的“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如果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危害，两国将共同协商、相互协助或合作；若一方为此而与第三国宣战，“一经请求”，另一方“即须援助”，并且“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42—44页。再次确认双方在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远东、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
在20世纪前半叶，自治与革命成为贯穿蒙古地区的主题，曾经的内札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简称外蒙古)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年12月漠北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承认“外蒙古自治”，1921年成立“大蒙古国”临时政府，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协定》通过“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协定，1946年蒋介石发表声明，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另一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汉人官僚影响力的增大，曾经是“满洲人”强有力同盟者的蒙古人地位发生了变化。清朝政府为与俄罗斯、日本的扩张进行对抗，开始从“边疆防卫”[注]中見立夫：《モンゴルの独立と国際関係》，溝口雄三等編：《周縁からの歴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83頁。的观点经营蒙古。内蒙古地区不但在经济上深受俄罗斯商人及汉商的控制，而且在清政府所实施的“借地养民”“移民实边”政策之下，成为内地过剩劳动力输出之地。在上述背景之下，当时的蒙古王公除开展强化其政治利益的活动之外，还开展了涉及教育、文化、产业等多方面的蒙古社会整体的再生与革新运动。清末，蒙古开明王公试图通过近代新式教育振兴蒙古社会的举措即为上述社会革新运动之一例。

四、清末蒙旗学校与日本

义和团运动之后，日本与俄罗斯围绕东北亚的利害冲突日益尖锐化。进而，日俄双方都积极寻求与当地政治势力进行接触。另一方面，蒙古王公也谨慎地与日俄两国进行着接触。例如1903年，贡王曾得到布里亚特裔俄罗斯人的协助，派遣4名学生前往在北京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学习。[注]参见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另见贾荫生：《贡桑诺尔布大事纪年》，赤峰：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6年，第43页。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王公与日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复杂的状况，日方较之俄国则在与贡王的关系中取得了上风。[注]中見立夫：《グンサンノルブと内モンゴルの命運》，護雅夫编：《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415頁。1903年贡王等青年王公受日方邀请，参加在大阪召开的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即为其中一例。
清末，蒙古王公招聘日本人出任教师之举并不仅仅局限于贡王的喀喇沁右旗。僧格林沁(1811—1865年)的曾孙，时任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亲王的阿穆尔灵圭在设立本旗新式学堂时曾聘日本人松本菊熊、[注]1917年，日本商人犬塚信太郎与中华民国商人代表管象坤签署有关共同经营“旭华矿业公司合办契约草案”时，松本菊熊作为公证人在场。但是否为同一人还需考证。《戦前期外務省記録·財政、経済、産業、貿易·産業·鉱業、鉱産物·外国鉱山及鉱業関係雑件/中国ノ部/山東省ノ部·第一巻·旭華公司(章邱炭砿)》，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B09041909600。小川庄藏[注]槻木瑞生：《「満洲」における近代教育の展開と満鉄の教育》，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戦前日本の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年，第179頁。另，关于“蒙古博王府”，槻木瑞生论文误记为“蒙古博玉府”。出任教师。1910年，小川庄藏出版了《日汉对照蒙古语会话》[注]小川庄藏：《日漢對照蒙古會話》，東京：参謀本部，1910年。同年，还由冈崎屋书店(东京)出版了村田清平编《蒙古語独修》一书。村田清平为日本陆军士兵，1906—1907年曾在蒙古各地进行调查，回国后编写了《蒙古语独修》一书，该书收录了蒙古语会话及日常基本用语。著者称日俄战争时，曾从俄国在蒙古地区征收牛马作为军粮一事中痛感今后需加深对蒙认识，因而编写刊行了此书。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小川庄藏写到：该书为出任科尔沁博王府旗学堂教习年间编撰之物。关于该校，在《东部蒙古志草稿》一书中写到：“(前略)博王府ノ如キハ小学程度ノ学校ヲ設立シ日本教師ヲ聘シ北京学部ノ規定ニ従ヒ日本風ノ教育ヲ施シ理化学器械ノ如キモノモ備付ケアリ生徒ハ八歳以上十五歳未満ニシテ多クハ役人ノ子弟ナリ”(……博王府设立小学程度之学堂一所，招聘日本人为教师，遵从北京学部之规实施日式教育，并配备理化学科仪器，学生多为8岁至15岁官役子弟)。[注]関東都督府陸軍部:《東部蒙古誌草稿(上)》，旅顺：関東都督府陸軍部，1914年，第520—521頁。此外，哲里木盟科左前旗札萨克棍楚克苏荣郡王也曾招聘日本人出任本旗学堂教师。[注]滿洲国国史编撰刊行会：《滿洲国史》，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0年，第1100—1101頁。
其中，喀喇沁右旗备受日俄双方重视的原因之一为该王府地处北京东北约300公里处，其地理位置可起到连接北京、海拉尔、齐齐哈尔的作用。另一方面，因贡王福晋为肃亲王善耆之妹善坤，贡王与清宗室的关系极为密切。
当时，经常出入喀喇沁王府的日本人名为佐佐木安五郎(号照山，1872—1934年)，是川岛浪速的妹夫，公开身份为商人。[注]参见黒龍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卷，東京：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第354—355頁；同下卷，東京：黒龍会出版部，1936年，第634頁。有研究认为佐佐木安五郎出入喀喇沁王府的真实目的，是在暗中观察俄国动向的同时调查蒙古马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并将其结果上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注]片山兵衛：《清末内蒙古王府の教育についてーカラチン王府を中心として》，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会：《東洋史論叢：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京：刀水書房，1986年，第122頁。正在本旗推进近代化改革的贡王便委托佐佐木安五郎推荐愿前来喀喇沁旗学堂任教的日本人女性教师的合适人选，佐佐木安五郎便将贡王之意汇报给驻北京日本公使馆。当时正在为俄国之威胁日益南下而忧心忡忡的日本公使与武官得到上述消息后甚感惊喜，立即开始了寻找人选的工作。1903年，贡王在参加日本内国劝业博览会后回国途中，又再次向日本国驻清公使内田康哉(1865—1936年)表达要在王府内设立女学堂，委托公使推荐适合的人选之意。其后，经翻译官岛川毅三郎(后出任吉林领事)、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人多方打探最终选定了人选。众所周知，其后河原操子(1875—1945年)[注]河原操子，婚后改姓一宫，曾于1902年赴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后转任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教习。因日俄战争时期协助过日本军方谍报人员而蜚声日本。著有《蒙古土产》一书。作为毓正女学堂教师来到喀喇沁右旗，一边从事学堂教育一边进行了对俄情报收集工作。
此外，日本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1870—1905年)、吉原四郎(日本陆军特別任务班)等人曾出任守正武学堂的军事顾问。伊藤柳太郎为明治时期的军人，日本山口县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中日甲午战争时从军，历任台湾守备队队员、驻清陆军中队队长等。1903年任喀喇沁右旗王府军事教练，1904年日俄战争时为“特别任务班”班长，负责爆破海拉尔和齐齐哈尔中东铁路上的铁桥。
1906年，河原操子结束在喀喇沁右旗王府的教习工作回国。当时，贡王曾在河原操子的协助之下派遣8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其中有3名女生、5名男生。河原操子在回国之际先从喀喇沁右旗带领3名女学生来到了日本，开创了近代蒙古族女性留学日本的先河。在她们出国之前，日本多家杂志媒体已开始刊载报道有关她们在日本人教师处学习日语的情况。[注]如授業法硏究会:《実践教授指針》第4卷第18号， 1905年9月， 第119页。在她们到达日本后，媒体也对来自喀喇沁右旗的女学生与日本人同堂授课的情况进行了追踪报道。有研究认为这种媒体宣传对于“培养日本人逐渐开始萌生的亲蒙情感起到了推动作用”。[注]横田素子：《1906年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学生の日本留学》，《東西南北》(和光大学総合文化研究所年報)，2009年，第170頁。同年底，来自喀喇沁旗的5名男生也来到了日本。其中就有日后发明蒙古文铅字，并在北京创设最初的蒙古语出版社的特睦格图(汪睿昌，1887—1939年)、1930年代曾在“蒙疆政府”出任要职的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1885—？年)等在内蒙古地区政治、文化史中留下了深深足迹的人物。
河原操子回国后，贡王府再次委托驻北京日本公使馆寻找其后继人选。1906年3月，鸟居君子(1881—1959年)接替河原操子，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任教。至此，时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的鸟居龙藏(1870—1953年)、鸟居君子夫妇开始了赴蒙任教之旅。[注]1906年3月，鸟居君子单身前往喀喇沁右旗王府。同年4月，鸟居龙藏随后启程前往喀喇沁右旗王府崇正学堂任教，同时担任王府教育顾问一职。当时日俄战争已结束，谍报活动已无必要，所以鸟居夫妇在从事教习的同时，便开始了在蒙地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
一年任期结束后，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君子又携幼子幸子，[注]长女初音出生后不久即成为大塚弥市家养女。因此在户籍上，出生于1907年的幸子成为长女。陪同丈夫鸟居龙藏一同深入蒙古地区进行人类学、民俗学调查。她在此期间，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生活习俗等进行考察，并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内容包括语言、地理、人情、民俗、文物、遗迹、畜牧、美术、宗教、俚语、童谣等；足迹遍及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翁牛特旗、巴林旗、阿鲁科尔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车臣汗部、喀尔喀王府、贝尔湖、东乌珠穆沁旗、东西扎鲁特旗等地，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该书是以蒙古地区游牧民为对象撰写的游记，换句话讲该书是从庶民视角进行的有关蒙古社会的田野调查资料，目前已成为后人了解清末蒙古地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鸟居夫妇独自在蒙古地区任教、游历近3年，不能不说是一次壮举。《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详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片断，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著者鸟居君子也被誉为日本女性民族学者的先驱之一。《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一书在日本出版于1927年(大鐙阁)，后分别于1931年(六文馆)、1997年(景仁文化社)、2010年(大空社)再版。鸟居君子其他著述主要还有《蒙古行》(1909，读卖新闻社)、《再访满蒙》(合著1932，六文馆)等。
此外，贡王还曾委托鸟居龙藏编写在本旗学堂使用的教科书。鸟居龙藏回国后用蒙古语先后编写了《读本地理历史》、《数学初步》等教科书。[注]参见鳥居龍蔵：《入蒙飛信》，《鳥居龍蔵全集》第9巻，東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第568—569頁。另见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編纂会：《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13巻，1982年，第211頁。
其后，有资料显示1908年经北京公使林权助(1860—1939)斡旋，日本人樱井若枝曾入喀喇沁王府执教。[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卷，“日人请照游历中国”条载：“光绪34年3月初7日，外务部收日本林使信，日本女教习樱井若枝拟赴喀喇沁旗游历请发给护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354页；另见前引片山兵衛：《清末内蒙古王府の教育についてーカラチン王府を中心として》，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会：《東洋史論叢：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第122頁。清末时期，明治时期的日本的政界、军界、教育界与试图推进近代化改革的内蒙古新式教育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另一方面向世人揭示了20世纪初围绕蒙古地区的复杂的国际局势。[注]娜荷芽：《清末における「敎育興蒙」について― 内モンゴル東部を中心に ―》，《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2011年第7期。
综上所述，蒙古地区与东亚文化圈或社会时而冲突、时而相克、时而共存、时而融合，相互之间有着多重交错的关联。可以说历史上在整个东亚，甚至欧亚都存在“Mongol Impact”，即蒙古冲击波。在东亚研究中，在“国史”与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在区域互动、文明融合等多角度的历史考察中，蒙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国问题研究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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