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总会有一本书的命运。英国丹宁法官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好验证了这句名言。
　　丹宁法官，何许人也？1923年，寒门之子丹宁，不懈打拼，担任出庭律师。出道二十年后，成功转型为法官。83岁高龄，卸下廿载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一职。
　　投身法律职业一甲子，法官生涯四十年，获赠国内外数十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丹宁，创下普通法国度史无前例的纪录。尤其让人称道的是，丹宁法官不畏流言，大胆挑战“判例主义”，积极参与各种法律变革，贡献良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司法改革家”，《泰晤士报》赞誉：“丹宁勋爵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大气磅礴，无所畏惧。英国法律又一次赢得了长治久安的格局，他的事业载入了史册。”名满天下，当之无愧。
　　 丹宁感慨：“今天的权力结构与十九世纪的权力结构大不相同了。在本世纪，政府关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有‘福利国家’之称。政府各部门在很多方面有广泛的权力，行使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信条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来说总有危险存在，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二十世纪的法院面临的重大问题一直是：在权力日益增长的年代，法律如何对付滥用或误用权力的局面。”
　　  丹宁提醒世人：“我们保护个人自由的程序是有效的，但防止滥用权力的程序却不那么有效。正如铲和锹不再适合挖煤一样，发布训令、调卷令和案件的起诉程序也不再适合于新时代的要求了……在当代，我们不得不应付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和三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具有相似的宪法性意义。让我们来证明我们是能够应付这种挑战的吧！”
　　  司法工作之外，著书立说是丹宁的最爱。1949年推出处女作《法律下的自由》，大获好评。此后《变化中的法律》《通向公正之路》《法律的训诫》《法律的未来》《最后的篇章》与《法律的界碑》逐一问世，外界赞赏有加。1981年，大西洋两岸的法学家、法官与律师济济一堂，专门讨论丹宁的司法哲学及法律著作。“在普通法国家，不读丹宁的书，就无法从事司法工作！”
　　1980年出版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处处展现独特的丹宁风格。他从亲身经历的案件中，夫子自道，一一盘点宪法、民法、衡平法、家庭法与国际法难题，带领读者共同踏上探寻法治奥义的旅程。
　　他以案说法，娓娓道来，穿插恰到好处的文学典故，读来让人春风扑面，眼前一亮。
　　开门见山，丹宁破题立论。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条例，而是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法令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或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与麦迪逊提出的美国宪法修正案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直指问题核心，令人耳目一新。
　　1963年，丹宁受首相麦克米伦委托，担任官方调查员，对轰动一时的“普罗富莫大臣苏联间谍案”展开独立调查。“在人心浮动、众怨迭生时，只有一种人能秉公行事得到大众的信任，这就是法官。法官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因此，法官就可以畅所欲言。”
　　“虽然公众利益要求尽可能完全查明事实，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公众利益要予以考虑。即对每个人都公正执法，这一公众利益是超越其他一切利益之上的。无论如何，作为法官讲话，我把公正执法放在首位。”丹宁调查报告出炉，强调政治家失职，导致谣言四起。不旋踵，首相麦克米伦辞职，议会发言时，他不忘致谢：“为丹宁勋爵完成了这件我请求他完成的复杂而困难的任务，我愿意当众表示我的谢意，我相信下院和全国也同样怀有这种感激之情。”
　　《每日电讯报》以号外刊登丹宁报告全文，人们排长队争相购阅。戴维斯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好法官！”独立电视台播放丹宁纪录片主题曲《前进，基督战士》，丹宁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法律的正当程序》此书出版不久，正值北大教授龚祥瑞出访英国。看到书店中热销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法律的训诫》，龚先生买下两本佳作。回国后，老先生组织三四名学生，精心指导他们翻译出版这两本书。
　　  1985年，《法律的正当程序》出版，二十余年畅销不衰。龚祥瑞教授最后一次访问英国，应巴特沃思出版社邀请，与丹宁法官相见。丹宁夫妇特意从家乡乘出租车来到伦敦，下车时，马路上的行人立即把他认出来，丹宁耸耸肩：“不奇怪，因为自己常在BBC电视台回答法律问题，所以人们都认识自己。”
　 　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听到《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文译本出版，丹宁极感兴趣。龚教授告知中国有几十万读者爱读他的书时，老人眼里充满了泪光。
　　 当下中国，法律的正当程序曙光乍现，大幕已缓缓拉起，静待主角出场亮相。
　　 回首来时路，法治薪火相传，永不止息，让我们向燃灯者致敬！
译者李克强
老同学眼中的李克强
李克强是从安徽考上来的，与我同年。比我高半个头，一米七六的样子，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强当时分在一组，和王志勇、王建平、丛培国等在一起。因此，我们之间平时接触不是很多，说话也不是很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李克强所在的宿舍
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中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没有外语的基础，所以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英语单词认识了，理解了，就翻过去；不认识或者还不太记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南方周末》去年发表的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的那篇文章，记者将这一点搞错了，写成：“正面是英语，反面也是英语”，这样，就无法让读者理解当时我们背外语的方法和过程)。
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时间，拼命苦读英语，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记是这么写的：“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当然，这些内容有的也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听来的，没有核实过)。克强后来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如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就是由克强等三名同学翻译的，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李克强（右二）与同学留影
在我与克强同学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们两人认识的过程。那是入学之后的事，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里领导的讲话。我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我当时的学号是36号，跟在我后面的37号同学叫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从安徽考上来的，1955年出生，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个知识青年，入学之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全省学习《毛选》的先进个人的称号。我想这个同学的经历与我非常相似，我应该认识他，交流交流。此时，我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也在翻看同学名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小组？他说是一组的。我又问他：哪个是李克强？他说我就是。同时，他马上反问：你是何勤华吧？我说是啊(大概是我们的学号连在一起，故他对我也比较注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之后，有过几次我们坐在一起听学术报告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出来，就问克强：什么是canon law？他就告诉我：canon 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79年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了香港电影《至爱亲朋》，它描写的是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而彼此竞争，乃至完全丧失了朋友、亲戚、父女、夫妻感情的故事，虽然许多地方模仿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情节和手法，有些夸张和搞笑，但看过以后，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而且人也很兴奋。趁着一股热情，我就将看后的一些想法，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在遇到剩余价值时就变得活跃起来，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利润将人世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揭开的原理，花了两个晚上一气呵成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写好后给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看后，大家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都建议我将文章给克强看看，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于是，我就将文章给了克强。三天以后，他将文章还给了我，我就请他帮我提提意见。他说，我们同学之间就不讲客气话了。你这篇文章，虽然下了点功夫，而且也看得出，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作为习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投出去发表，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可以想象，克强的这个意见，如果是换作另一个同学听了，可能会深受打击，非常沮丧，因为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一则我当时写东西确实很啰嗦冗长，这一点李志敏老师已经批评过我好多次了。二则我对西方资本的情况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我最后听从他的意见，将此文作为习作，既不修改(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也没有办法修改)，也不投出去，就一直放在了抽屉里。大学毕业整理行李时，我还看到过这篇文章，之后因为不断搬家，资料丢失了许多，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掉了。
李克强与夫人程虹

回忆上述小事，并将其写出来，主要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写东西而言，我虽然也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开始时完成的成果，许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肤浅的，后来之所以一点点有进步，主要是因为自己比较执著，从不放弃，不断琢磨，并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嵘、徐轶民、陈鹏生、余先予等老师以及武树臣、李克强、陈兴良等同学的指点、帮助乃至批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处境，只要你能够多听他人的意见，善于吸取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来弥补和充实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进步，慢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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