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物的发展，与许多前辈学者的贡献分不开。
我们希望以小型研讨会的形式，纪念一些北大历史上有贡献的科学家。我们请同行、同事、学生、亲友、校友，纪念对北大生物有贡献的科学家，也借此机会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现状。
去年，我们纪念了生理学家赵以炳先生。以后，我们希望学院相关学科的老师，包括退休老师，协助我们举行其他一些类似的研讨会。
也许研讨会可以体现三点：科学、继承和亲近。
今天，我们和中国遗传学会联合的研讨会纪念遗传学家李汝琪先生（1895 - 1991）。
李先生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工作几十年，我们会听到今天的发言人讲述李汝琪先生对北大和中国遗传学的贡献。
我知道李汝琪先生，是八十年代我研究果蝇的神经发育的研究生阶段。在了解同领域的历史文献时，读到李汝琪1927年发表在Genetics上的论文，有关Notch基因。后来得知那是李先生的博士论文。我1991年的博士论文中引用了李汝琪1927年的文章。
毋庸讳言，李先生在抗战期间仍在北平工作。这件事有些人批评过李先生，也有些人认为情有可原。到最近，我仍听到退休老教授反映这两种意见。
如果这是一个有限社会影响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李先生曾有过的社会影响不仅更大、而且没有争议是正面的。
1949年后，中国曾盛行苏联舶来品--李森科主义。李森科主义者们，基于自己的无知加政治权力，大力打压现代遗传学，给孟德尔-摩尔根奠定的现代遗传学贴上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标签，树李森科的伪科学为正确理论。
中国的大学曾经禁止讲孟德尔-摩尔根。
五十年代中国李森科主义的一个突出的人物是乐天宇。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取消了遗传学家上课的权力，导致原北大并入农大的杰出遗传学家李景均出走*。
李森科主义在苏联开始受批判后，在中国仍然甚嚣尘上。
1956年，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青岛遗传学会议”举行。
李汝琪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发表在1957年4月29日的 《光明日报》。毛泽东读后，将题目改成《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推荐发表在1957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不仅对于遗传学，而且对于当时学术界和社会 的百花齐放都有一定意义。
既然世上无完美无缺的人，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北大，一同纪念有血有肉、有优点也可能有缺点的，李汝琪先生。
201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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